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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晋"名称的由来 [荐]相传太原是古唐国封地，山西简称晋，三晋是山西、太原的美称。本文将就唐、晋、三晋的联系说一段有关太原的历史。一、关于唐。唐在汉字中本义大言，引申为广大的意思。《论衡·正说》注为“唐之为言荡荡也”。扬雄《甘泉赋》有“平原唐其坛曼兮”句。然而，在中国，在世界一说到唐，人们总要想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大帝国唐朝。公元 617年，由于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征集百姓，大兴土木，民不聊生，农民大起义已发展到如火如茶的境地，太原留守李渊及其子“太原公子”李世民乘机起兵，攻人长安。次年，隋朝灭亡，李渊在关中称帝，国号曰唐，建都长安。唐代前期，经“贞观之治”，国势极为强盛 ，北部疆域在7世纪后叶，北界曾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达到里海，东北达到日本海。唐王朝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横跨亚欧的大帝国，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李渊父子，夺取天下后何以将国号定为唐呢？还得从山西太原谈起。相传，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前，中国处于父系氏族社会的后期，黄帝是古代各族的共同祖先，山西一带是部落首领尧的领地。尧为陶唐氏，名放勋，建都于平阳（即今山西临汾，现有尧庙），史称唐尧。帝尧苗裔刘累受封于唐国，是我国历史资历很早的古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到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之后，又平灭了反叛的刘累后代的唐国。周武王死后，其子诵继位，为周成王。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受封的唐，实际上接受了刘累子孙所留的一切，其领地为山西的汾水、浍水流域。至于故唐城究竟在何地，有二种说法：一说在翼城县西20里；一说在并州晋阳县北 2里。这里不作考究。但令人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后者，可能是人们从现实的存在看到，唐改晋后，后人确实在故唐城一带修筑晋阳城并为唐叔虞在晋阳修建了词堂吧。我的看法是，二说都有可能，比较客观地说，可能是尧唐建都在临汾，刘累的后裔在翼城一带建了唐城，叔虞封唐之后又在晋阳建立了唐城。不管怎么说，山西太原是古唐国的封地。李渊隋时为太原留守，世袭唐国公。李渊、李世民父子夺取天下之后，由于太原是他们起事兴邦之地，又是古唐国的故地，且唐字本身，在汉语中是个吉字，有大而广的意思。因此，取国号曰唐。由于大唐帝王在极盛时期，疆域广大，国力强盛，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较大，至今英美等国仍把中华侨民称为唐人，把华侨居住集中区叫作“唐人街”，把中国服装称作“唐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却不知道大唐的唐字追根寻祖还是来自山西太原呢！二、关于晋。西周时期的晋，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及其子燮父改唐为晋，到公元前 222年，赵代王喜被秦兵攻破，赵国彻底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 800 年。这里说的晋，包括晋及三晋，下面先说晋。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封爵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从晋国世系计算，晋作为侯国经历了17世，作为公国经历了20世，公侯合计共37世 634年，加上自赵魏韩三家分晋成为三个侯国，至秦灭赵统一中国的 154年，合计为 788年。由此可见，晋国作为先秦时期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晋国时代及赵魏韩分晋以后，其领域包括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程度最古老、最文明的主要区域。从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看，山西芮城西王村文化、夏县东下冯文化、襄汾陶寺文化、河南的郑州裴里岗文化、安阳后岗、大司空文化、渑池仰韶文化、三门峡市庙底沟文化、河北武县磁山文化，这些夏、商、周文化代表区，都在当时的晋国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当时晋国，包括了现在山西的大部分和河北、河南的一部分。晋国的主要领地在山西，所以山西简称为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至于当初燮父为何改唐为晋，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境内有晋水，故称晋；一说是取晋本义与进同是前进的意思，究竟取自何义，也已无可考，但山西称晋是公认无疑的。这里还需说明一点，晋国的地位原袭于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姬诵封其弟叔虞的唐，燮父改唐为晋以后，唐晋就不分了。唐叔虞是唐的领主，也是晋的始祖。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称“晋，唐叔虞者”也正是这个意思。在周王朝时代晋原是一个侯国，即二等诸侯国。约在公元前 680年，晋武侯灭缗侯即位以后，自称为曲沃武公，私自提高了规格。为取得中央的承认，武公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他把晋的全部珍宝、金玉、青铜器物送给了贪财爱宝的周天子。周天子受了曲沃武公的贿赂，封曲沃武公为晋武公，于是侯晋升格为公国，跃身诸侯列强。对于晋武公以行贿手段取得升为公爵的丑行，司马迁在《晋世家》中无保留地予以记载，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但晋武公使晋成为公国后，仅在位二年，并未能有什么作为。之后，献公宠骊姬，而晋祸乱源；惠公以怨报德使秦晋关系恶化，晋国祸乱不断，国力衰危。公元前 645年，在外流亡19年的晋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国即位，史称晋文公。由于晋文公饱经流浪之苦，即位以后对内实行施惠百姓、开禁薄赋、奖励农耕、赈济贫困、减轻关税、鼓励通商、宣扬法教、淳朴民俗；对外秦晋交好，多代联姻，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使晋国达到民富国强，实现了晋国的中兴和霸业。公元前 572年，晋悼公即位后，晋国国势日趋衰微。三、关于“三晋”。公元前 458年，晋哀公即位不久，晋国六卿（智、赵、魏、韩、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晋国的实权，他伙同韩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着智伯又联合韩、魏围攻赵国都城晋阳，兵将水灌，企图一举灭赵。赵襄子以“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说服韩、魏，三家联合起来反对智伯，大败智军于晋阳，杀死智伯。公元前 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七年），赵、魏、韩受封为诸侯。由于赵、魏、韩都孕育于晋国，“三国分晋”后，虽然晋国宣告灭亡，新兴的赵、魏、韩济身诸侯之列活动于中华舞台；但晋作为公国，其烈公、孝公、静公在狭小的天地中还有名无实地存在了28年。晋，三晋是秦统一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国。所谓三晋，就是三家分晋，晋分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晋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403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三家分晋作为开端，并提到三晋这个述语。三晋，实际上也是后世对这一段历史的统称。我想，正如后人称东汉末年的蜀、魏、吴为三国一样，是泛指这一段历史的。三晋既代表称霸春秋的晋国，又包括跻身战国七雄的赵、魏、韩。人们历经二千数百年至今仍然怀念三晋，赞美三晋，把山西统称为三晋，说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晋更广泛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发源地之一的内涵；说明三晋文化实现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历史贡献；说明三晋大地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人才荟萃，是祖国的一块风水宝地。有着30个世纪悠久历史、古老文化孕育的三晋儿女一定会在跨越新世纪光辉时代，在三晋大地奏出更加辉煌的凯歌！----------------------------------------------------------------------------------------------------
“三晋”的由来战国时称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为三晋。《商君书·徕民》：“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战国策·赵策》：“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后世以三晋之地大部在山西，故别称山西为三晋。相传太原是古唐国封地，山西简称晋，三晋是山西、太原的美称。本文将就唐、晋、三晋的联系说一段有关太原的历史。关于“三晋”。公元前 458年，晋哀公即位不久，晋国六卿（智、赵、魏、韩、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晋国的实权，他伙同韩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着智伯又联合韩、魏围攻赵国都城晋阳，兵将水灌，企图一举灭赵。赵襄子以“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说服韩、魏，三家联合起来反对智伯，大败智军于晋阳，杀死智伯。公元前 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七年），赵、魏、韩受封为诸侯。由于赵、魏、韩都孕育于晋国，“三国分晋”后，虽然晋国宣告灭亡，新兴的赵、魏、韩跻身诸侯之列活动于中华舞台；但晋作为公国，其烈公、孝公、静公在狭小的天地中还有名无实地存在了28年。晋，三晋是秦统一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国。所谓三晋，就是三家分晋，晋分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晋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 403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三家分晋作为开端，并提到三晋这个述语。三晋，实际上也是后世对这一段历史的统称。我想，正如后人称东汉末年的蜀、魏、吴为三国一样，是泛指这一段历史的。三晋既代表称霸春秋的晋国，又包括跻身战国七雄的赵、魏、韩。人们历经二千数百年至今仍然怀念三晋，赞美三晋，把山西统称为三晋，说明三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比晋更广泛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发源地之一的内涵；说明三晋文化实现了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对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做出的历史贡献；说明三晋大地地理优越，资源丰富，人才荟萃，是祖国的一块风水宝地。有着30个世纪悠久历史、古老文化孕育的三晋儿女一定会在跨越新世纪光辉时代，在三晋大地奏出更加辉煌的凯歌！
三晋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中国的战国时期的赵国、魏国、韩国三国的合称，作为地理名词指赵、魏、韩三国故地。二是指山西省。
三晋最初是指战国时期的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的合成，韩、赵、魏三家原是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中的三个，他们在春秋晚期共同打败了晋国执政的智氏，然后逐步掌握晋国的大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史称“三家分晋”，因此史书称韩、赵、魏三国为三晋。
扩展资料
山西，简称“晋”，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省会太原，位于中国华北，山西界于北纬34°34′-40°44′，东经110°14′-114°33′之间，东与河北为邻，西与陕西相望，南与河南接壤，北与内蒙古毗连，总面积万平方千米。
山西省地势呈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是典型的为黄土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高原内部起伏不平，河谷纵横，地貌有山地、丘陵、台地、平原，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山西省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水系，河流属于自产外流型水系。山西省地处中纬度地带的内陆，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晋
1、三晋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中国的战国时期的赵国、魏国、韩国三国的合称，作为地理名词指赵、魏、韩三国故地。二是指山西省。现在三晋统指山西。2、得名由来三晋最初是指战国时期的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的合成，赵氏 、 韩氏 、 魏氏原是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中的三个，他们在春秋晚期实际掌握晋国的大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因此，在《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书中，将赵、魏、韩三国合称为三晋，其地约当今之山西省、河南省中部北部、 河北省南部中部。3、史书记载《商君书·徕民》：“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战国策·赵策》：“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史记·燕召公世家》：“ 孝公 十二年， 韩 、 赵 、 魏 灭 智伯 ，分其地。 三晋 强。”4、寓意演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三晋作为地名是指韩、赵、魏三国故地，后来演变为山西省的别称。唐朝崔曙 《九日登望仙台呈刘明府》诗：“ 三晋云山皆北向，二陵风雨自东来。”明朝于谦 《暑月将自太行巡汴》诗：“ 三晋冲寒到， 中州冒暑回。”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这样做，既便于开题报告按目填写，避免遗漏；又便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开题报告包括综述、关键技术、可行性分析和时间安排等四个方面。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一。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开题报告是由选题者把自己所选的课题的概况(即开题报告内容)，向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进行陈述。然后由他们对科研课题进行评议。亦可采用德尔菲法评分；再由科研管理部门综合评议的意见，确定是否批准这一选题。开题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课题名称、承担单位、课题负责人、起止年限、报名提纲。报名提纲包括：(1)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有关文献资料的主要观点与结论；(2)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各项有关指标、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是否已进行试验性研究)；(3)大致的进度安排；(4)准备工作的情况和目前已具备的条件(包括人员、仪器、设备等)；(5)尚需增添的主要设备和仪器(用途、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格等)；(6)经费概算；(7)预期研究结果；(8)承担单位和主要协作单位、及人员分工等。同行评议，着重是从选题的依据、意义和技术可行性上做出判断。即从科学技术本身为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你的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怎么写,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包含哪些部分? 在我们确定了论文题目, 写好论文大纲, 接下来就得面临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撰写了! 下面就来和你分享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那些事.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怎么写首先我们得清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由哪些部分组成, 每部分的内容如何填写. 一般来讲, 每个学校毕业论文带队老师都会把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发给大家.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组成部分: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含文献综述]本课题研究内容本课题研究方案研究目标, 主要特色及工作进度参考文献如何写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知道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组成部分, 下面我们就需要对这几个部分一一描述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主要描写你的论文选题的相关背景, 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论题, 你的这个论题能解决什么问题, 你选择的这个论题有什么意义. 这些内容可以用到你的论文的摘要和引文中.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主要针对你所选论文查找资料的相关情况本课题研究内容主要就是写你论文的大纲本课题研究方案就是写你运用了哪些方法来描写你的论文研究目标及工作进度主要写你所选论题的目标及你们论文各个时段需要完成的相关任务和时间参考文献只需把你写论文需要参考的资料列出即可, 包括参考书和引文地址.下面分享我本人写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仅供参考论文题目:中德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原因影响之对比分析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内,德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已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力大军. 目前的德国是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近8200万人口中,非农就业人口高达96%,大量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已经形成了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工业化、农民城市化的格局.本文试图研究中德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及对城市和乡村的影响,并对比中德农村人口流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由此为解决中国”农民工”的问题提供借鉴.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含文献综述）：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比较关注德国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但专门研究德国工业化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却不是很多,只是在一些研究成果中有所涉及.如邢来顺教授从历史学的角度, 《在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和迈向强权国家-1830~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两部著作中,研究了德国工业化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对德国工业化时期的人口流动、社会政策有所论述,但并不是很多.就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多是从历史学、人口学的视角进行研究,且多集中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研究,专门研究德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较少.öll mann 是较早研究德国工业化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德国经济和城市发展影响的学者,其研究成果有(《Die Bevölk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 ,该书指出德国农村人口的流向及其速度与城市的发展周期基本一致.三、本课题研究内容本课题主要研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状；德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影响；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影响；两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相同点不同点及对此问题的思考。四、本课题研究方案历史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就是根据发展的过程,把过去的政治现象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的方法.鉴于德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式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理清脉络,对其进行准确的分析把握.文献调查法:基于本文研究的是国外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不能实地考察,因此要想获得大量的资料,必须通过互联网或文献库检索查找,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研究,吸收和借鉴他人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德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数据分析法:在本文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数据,证明或分析相关论点.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对此问题展开研究.运用分析，归纳，总结的方法结合实际情况展开研究五、研究目标、主要特色及工作进度：1. 研究目标:本课题主要研究德中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种种原因及对两国产生的不同影响，由此在了解中德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原因和影响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发展区别所产生对待同种问题的不同的结果。2. 主要特色:运用对比分析法，结合漫画及时下热点问题，展开研究。3. 工作进度：2013年11月中旬导师见面，确定论文题目2013年12月中旬完成论文大纲2013年12月底完成开题报告2014年3月初完成初稿2014年4月完成二稿2014年4月底定稿，完成摘要，译文2014年5月中旬上交全部资料，指导老师写评语2014年5月底整理文件明细2014年6月初论文答辩六、参考文献：列出你参考的书籍
医学论文的温哥华格式为了让医学论文更好地发挥贮存和传播医学信息、促进学术交流,反映和指导临床实践、推动和促进生命科学发展的作用,自20世纪初,医学界产生了统一论文格式的要求。1978年1月,美、英、加一些生物学、医学期刊的编辑,在加拿大联合起草并发表了《对生物医学期刊文稿的统一要求》(简称《要求》),即温哥华宣言(Vancouver declaration ),之后组成了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并对《要求》作了多次修订,至1992年公布了第4版,简称为温哥华格式[1],其推荐的生物医学论文(论著类)的主体格式为I MRaD 格式,即引言(introduction )、方法(methods )、结果(results )和讨论(discussion )。1引言(introduction )111内容①论文研究的起源、目的、范围和途径,研究的起止日期、主要结果及其意义;②研究的背景情况,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进展;③研究工作的设想、研究方法和实验设计、预期结果和实际意义。可根据论文具体情况按以上某一点为主而叙述。112要求①开门见山,中心突出,精练简短,一般为200～300字,约占全文的1/10;②不要写成综述或摘要,对论文不加评论和解释;③行文须严谨。笔者日常审稿常见文稿中有“未见报道”、“首次报道”、“填补了国内空白”之类文字,如作者无确切资料作为引证,应避免采用。2资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211资料21111临床研究论文病例的来源、例数、性别及年龄,根据研究目的所确定的选择标准、分组方法、诊断标准及观察指标,病程分期、病因、诱因,有意义的实验室检查及特殊检查结果等。21112实验研究论文动物名称、种系、品系、数量、来源、性别、年龄、身长体重、健康状况、分组标准、手术和标本制备过程等;需用的药品、药盒、试剂、测试仪器、药品的纯度和数量、生产厂家和仪器型号等。212方法临床研究的方法概括起来不外是诊断方法、用药方法、手术方法、统计学方法等,如有分组还需分别叙述治疗组及对照组所采用的方法;所用的疗效评定标准如果是公认的,可直接引用参考文献,如为自订标准,需详细说明。实验研究的方法包括动物模型的形成方法和所涉及的具体技术方法;体外实验方法中,可有标本的取得和分离、组织切片方法、标本的处理过程及步骤、药品浓度及制备、染色和组别化学方法等。所用的研究方法如果是参阅文献、借鉴他人的,可用参考文献角注而无需详细介绍;如对他人的方法有所改进,应说明改进的部分;若研究方法为作者首创,应详细说明。3结果(results)结果是论文的核心,反映了论文水平的高低及其价值,是结论的依据,是形成观点与主题的基础和支柱。结果的书写不应引用他人资料,不展开讨论,不宜采用结论性语言。其表达方式有:①文字叙述;②表;③图[2]。311文字叙述着重阐述临床或实验研究观察的结果、测定的数据,要简明扼要、层次分明,常分设一些小标题,力求用最少的文字、最简洁的语言把研究工作中的有用数据和资料体现出来。312表、图凡能用文字说明的问题,尽量不用表和图,精确的表和图可作为文字叙述的必要补充,以减少繁琐、冗长的文字叙述。表格要求内容精练、栏目清楚、数字准确、有自明性,采用三线式表,表号、表题、各标目齐全,计量单位规范一致,表内数字必须与正文相符。图的设计应合理、易懂、线条美观、影像清晰、立体感强;标本照片应层次分明,在图内放置标记尺度;显微照片须标明放大倍数及染色方法;原始记录图片(如EEG, ECG等)用黑色绘图墨水描记,保证线条清晰。4讨论(discussion)讨论是医学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使用图和表,一般占全文的1/3～1/2,其目的是使抽象概念具体化、实验结果条理化、实践经验理性化[3]。411内容①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判断和评价,可应用已有的理论解释,也可应用国内外的新学说、新见解进行分析。②运用自己的研究结果与他人的结果来比较其异同,解释其因果关系,说明是否已达到了预期目的,是否能证明提出的假说;常需引证文献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从理论上对研究结果的各种资料、数据、现象等进行综合分析。③说明研究结果在理论上有什么价值,对实践有何指导作用及其应用价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④对研究中某些特殊现象或新线索作必要说明,指出本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及拟定解决方法,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改进方法及工作设想和建议。⑤类似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情况,研究的结果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相比,居于何种地位。以上内容并非每篇论文都必须面面俱到,应因文而异,围绕一个或几个“小核心”进行。412写作方法①大量阅读有关文献,充分了解有关研究的历史、发展及现状。②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着重说明新发现、新方法、新观点及新理论,切忌借题发挥,离题万里。③实事求是,掌握分寸,不得随意提出研究结果不足以支持的结论,可以提出新的假设,但一定要恰如其分。④论证方法正确,言之有物,论据充足,使论证有说服力和可信性。⑤避免重复、面面俱到、罗列文献。不应简单重复引言及结果中已有的内容,应侧重于说理和评价;不应过多引用他人的论点,以免写成文献综述。⑥切忌报喜不报忧,既要引用支持自己研究结果的文献,也要客观公正地分析和评价反面的结论[2]。5其他以上介绍的是温哥华格式的论文主体部分,尚有前置部分(包括文题、署名、摘要及关键词)及篇后附录(包括参考文献、志谢等),其中以文题、摘要、关键词及参考文献较为重要。511文题(title )医学论点的文题是信息的集中点,要简明醒目,抓住研究的中心,运用正确的术语,方便读者检索,医学论文文题的组成有五要素、四要素、三要素及二要素几种,最常见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组成的三要素文题[4]。尽量不用可有可无、无实质性内容的空洞文字,如“关于”、“有关”、“的临床分析”、“的临床研究”、“的体会”、“的观察”、“的报告”等,以免千篇一律。512摘要(abstract )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是全文内容的高度浓缩、精华所在,字数以200～300字为宜,外文摘要150～250个实词。摘要不宜用第一人称叙述。1987年加拿大McMaster 大学Haynes 教授建立并倡导应用结构式摘要,并首先应用于医学期刊;1991年起,中国医学期刊相继应用4项式结构式摘要,包括目的(objective )、方法(methods )、结果(results )和结论(conclusion )四要素。一般认为,这种摘要简单明了,写作难度小,容易被广大作者接受和掌握[4]。513关键词(key w ords )关键词是一种检索语言,可为编制索引和检索系统使用,应尽量在《医学主题词表》(MeSH )或《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常用较定型的名词,要用原形词而不用缩略词,概念要精确,有较强的专指性,一些未被上述词表收录的重要术语和词,亦可根据论文需要作为自由词选用。每篇论文应标引关键词3～8个,而具体标引多少,应视论文的内容和范围而定,以“精、准”为原则。514参考文献(references )参考文献可反映论文的真实科学依据,反映出作者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同时也表明了科学的严肃性,便于读者进行追溯性检索。中国医学论文普遍采用温哥华格式的顺序编码制,著录要求及格式如下:①必须是由作者亲自阅读过的文献,尽可能选用近3～5年内592第3期陈纪国:医学论文的温哥华格式者,以体现论文的先进程度。②采用已公开发表的文献,尽可能是一次文献,内部资料不宜作为正式的参考文献著录。③一般论著类论文引用参考文献不超过10条,综述不超过20条,要按引用先后顺序排列,并在文内相应位置注明序号。④应具有针对性,与论文有密切关系,以表明论文的学术地位、应用方法的可靠性和先进性、结论的实用性及理论价值。⑤著录格式。温哥华格式规定期刊论文为:著者(第1～3位,超过者加“等”或“et al1”)。文题1杂志名称,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专著或书籍为:著者(同上).书名.版次(第1版可省略)。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注意,在页码之后不用加标点。
1.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山西大学学报，233-239,2007-5，一B级，排名：12.西口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演进中的异化与传统，山西大学学报,第二期7-12页，2007-3，一B级，排名：13.浅析西口在北路贸易中的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总第88期第23-29页，2007-12，一B级，排名：14.晋商信用制度启示，经济问题，2007年11月第126-128页，2007-11，一C级，排名：25.中国文化传统演进中的异化与传承，纵论晋商与西口文化论坛论文集，2007年16-28页，2007-10，二B级，排名：16.中国文化传统演进中的异化与传承－一个基于文化史视角的西口文化界定，山西经济日报，2006年9月3日第8版，2006-9，二B级，排名：17.山西保矿运动与阳泉旅游开发，山西争矿运动史料与研究（论文集），2006年第271-279页，2006-9，二B级，排名：18.浅谈晋商与山西争矿运动，山西争矿运动史料与研究（论文集），2006年第285-289页，2006-9,二B级，排名：29.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大学里的精彩报告论文集（第二卷）>；，国防工业出版社大学里的精彩报告论文集（第二卷），151-166,2006-5，二B级，排名：110.试论山西票号委托代理中的信用问题，中国晋商研究（晋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4月，2006-4，二B级，排名：311.晋商商号治理结构中的信用决定机制，太原大学学报，第1期1-5页，2006-3，二B级，排名：212.试论晋商信用的历史制度分析模式，山西大学学报，第6期第76-81页，2006-11，一B级，排名：113.对晋商股份制产生动因的探讨，生产力研究，第10期82-83,2006-10，一C级，排名：214.乾隆年间河东盐商经营贸易额的估算，盐业史研究，第2期27,2005-6，二B级，排名：215.晋商在日本学者眼中，新晋商，2005/3-4,2005-4，二A级，排名：216.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探析，新型工业化要走集约发展的道路（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03,2005-3，二A级，排名：117.重复博弈与晋商信用机制，《晋商巨擘》晋商.常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70-78页，2005-12，二B级，排名：218.对晋商制度变迁方式.类型的基本判断，《晋商巨擘》晋商.常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115-125页，2005-12，二B级，排名：219.偶为高僧煎茗粥，自携修绠汲清泉——读《多学科视野中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第六期51-52,2005-11，一B级，排名：120.浅谈中国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 以山西票号为例，纵论国有企改革国企的出路——改制.创新.战略调整，2005年163-174页，2005-11，二B级，排名：221.晋商.常氏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01,2005-1，一B级，排名：222.浅析清代晋帮茶商经营方式、利润和绩效，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03,2004-9，一B级，排名：123.晋商：为何走的那么遥远，山西经济日报，2004/08,2004-8，二B级，排名：124.晋商研究的制度分析方法，经济问题，2004/07,2004-7，一C级，排名：325.另一种目光回望晋商，山西经济日报，2004/07,2004-7，二B级，排名：126.晋商意识形态分析，沧 桑，2004/，二B级，排名：227.如何叫响晋商文化牌，山西经济日报，2004/02,2004-2，二B级，排名：128.诚信是一种经济行为，山西经济日报，2004/11,2004-11，二B级，排名：129.晋商研究述评，山西大学学报，第六期30,2004-11，一B级，排名：130.晋商制度变迁方式分析，税收与企业，2003-9p60-62,2003-9，二B级，排名：331.晋商信用及历史启示，山西社科联，2003-9,2003-9，二B级，排名：132.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税收与企业，2003-8p60-62,2003-8，二B级，排名:333.晋商信誉的经济学解析，税收与企业，2003-7p61-62,2003-7，二B级，排名：334.山西票号两分离制度及历史启示，税收与企业，2003-6p60-61,2003-6，二B级，排名：135.山西盐商寻租行为的社会成本分析，学术论丛，2003-5,2003-5，二B级，排名：136.晋商开拓创新精神对现代企业的启示，税收与企业，2003-4p61-62,2003-4，二B级，排名：337.晋商非正式制度简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3-2：p41-44,2003-4，二B级，排名：138.山西商人近代化转型失败的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2003-3,2003-3，二A级，排名：139.明清时期山西市镇与晋商活动简析，税收与企业，2003-3p61-62,2003-3，二B级，排名：140.晋商股份制及历史启示，税收与企业，2003-5p59-61,2003-3，二B级，排名：341.山西盐商寻租的成本收益分析，学术论丛，2003-2,2003-2，二B级，排名：142.晋商与徽商经营管理之比较-----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沧 桑，第2期第34-37页，2003-2，二B级，排名：343.晋商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税收与企业，2003-12p62-63,2003-12，二A级，排名：244.山西会馆考略，中国地方志，2003增刊，2003-12，二B级，排名：145.山西票号第三次合组银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税收与企业，2003-11p62-63,2003-11，二B级，排名：346.晋商的产权制度及其管理特色，税收与企业，2003-10p60-62,2003-10，二B级，排名：347.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山西大学学报，2003-1,2003-1，一B级，排名：148.企业传统文化在商业运营中的作用，中国软科学，2003-1,2003-1，一A级，排名：149.从晋商信用分析当前企业的信用危机，山西统计，2002-09,2002-9，二B级，排名：150.明清山西典商的衰落及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3,2002-9，二A级，排名：151.中国经济史学会2002年年会暨市场发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三期150,2002-9，一B级，排名：152.晋商与传统文化，晋阳学刊，2002-4,2002-7，二A级，排名：153.试析明清时期山西典当业对国家财政金融的历史作用，生产力研究，2002-4,2002-7，一C级，排名：154.晋商与山西戏曲的关系，晋中师专学报，2002-1：p13-17,2002-3，二B级，排名：155.政府与山西盐商的设租—寻租关系，学术论丛，2002-6,2002-12，二B级，排名：156.近代社会史的又一部力作，沧桑，2002-5,2002-10，二B级，排名：157.山西盐商进行寻租活动的原因，学术论丛，2002-05,2002-10，二B级，排名：158.明清山西典商特点浅议，山西大学学报，2002-5,2002-10，一C级，排名：159.晋商及其对现代经济的几点作用，税收与企业，2003-1p58-60,2002-1，二B级，排名：160.明清以来山西典商的发展及原因，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1,2002-1，一B级，排名：161.明清山西典商的历史启示，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1,2002-1，二A级，排名：162.换个角度看晋商，山西日报，2001-08-15,2001-8，二B级，排名：263.晋商消费性支出对现代民营企业发展的启示，生产力研究，第4期第39-41页，2001-7，二A级，排名：164.两代人的情怀，山西日报，2001-6-26,2001-6，二B级，排名:1
［摘要］：历史上的晋商票号，管理运营中有着类似于近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持股分红”模式，也具备类似于近现代“职业经理人”雏形，然而竟不能完成由近代而现代的金融管理进化，终至完全覆灭。本文拟从组织特征、管理特点、制度缺陷等方面予以论述，以期厘清原委。 关键词：秘密社团 制度缺陷 明清两季，山西的经济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1］而财赋有出，且所出皆为千百万两白银之数；一方面是十室九空、惯于“挟轻资牵牛车走四方”［2］的山右行商，眨眼间风云际会，以票号经营独步天下、笑傲江湖，令近现代的海内外研究者，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票商际遇或突增感慨，或仰慕之情有如滔滔江水。 明清500多年历史中，鲜有一个商帮能够异常幸运地仰仗天时、地利、人和诸要素，迅速爬上神话般的财富巅峰然后又全然衰落。当年富商巨贾云集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地，如今只存留了几座令人乍舌的明清高规格民居建筑，所有的辉煌似已化作尘土。山西票号因何而起，又因何而败？本文试图从一个新角度予以解释。 ―――――――――――――――――――――――――――――――――― 1、（清）康基田《晋乘嵬略》卷2。转引至《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张正明、薛慧林主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版、2页。 2、（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0、《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转引同上。 一、组织特征：晋商票号的“秘密社团”属性 原则上讲，“晋商”不能与“票号”划等号，晋商的历史要远早于票号的历史，远可追溯到两汉甚至春秋时期时期。但晋商最辉煌且成就突出者，非票号莫属于。至于其他行业的山西商人，与同期的徽商等国内大商帮相比，似乎并无明显过人之处。因此，讲晋商多涉票号。票号的起源颇具传奇性，近现代曾有过多种说法［3］。其中又以“顾炎武创立票号”最为缺乏根据也最具传奇性［4］。类似的说法还不止一家。［5］而且每有知名学者附议［6］。20世纪60年代，山西大学历史系王守义、郝树侯两位先生也曾关注于此。 1、票号传说的“秘密社团”内容 顾、傅创票号说并非本文中心内容，仅以引证票号创制起始的扑朔迷离，及其某种程度的“秘密社团”（secret societies）性质。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很特别的士子类型。他们受前朝教育却身在当朝，在精神上比本朝的贵族还高傲，但并未（或者说不屑于）获得上等职业和显赫地位，他们拒不认同社会的特权显贵，并对现存秩序保持不满和对现行体制总在进行批判。士子所处的社会通常经济上落后政治上较前朝更为专制。正是因为如此，当这些士子群体企图将批判精神化为具体运作，试图引出激烈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会组建秘密社团以求一逞。 晋商票号既传说是清季著名的反政府士人所创立，自然纲领、宗旨和管理手段总要异于常人。因此“号中规则极严密”且“尊行不废”，而非简单的在商言商［7］。同样地，由于其“秘密社团”的性质，保守机密与保护社团的需要，决定了有关票商的档案文牍是极难获得的。能够相对完整、准确复原票号业务状况的账册、信稿之类，因为有人拿了粘贴房屋的顶棚，才偶然存留了下来而且也已经残存不堪［8］。 总之，传说虽不同于历史，背后却往往隐藏若干不见诸文字的历史真实。事实上，山西票号缘自管理上的高度自闭、经营过程的固步自封以及对从业人员严密控制的事实本身，已然带有某中“秘密社团”的倾向。有学者认为，票号与其说是个企业，不如说更像“一支秘密部队”或是“一个地下帮派”。山西票商一手造就的这个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而又与世隔绝的组织，通过“秘密社团化”的管理，给票号带来了历史上短暂的大繁荣，也注定了其覆亡之路。 ―――――――――――――――――――――――――――――――――― 3、刘建生、刘鹏生等著《山西近代经济史》，对票号起源的几种不同观点，如隋末唐初说、明末清初说、康乾嘉庆说、鸦片输入说等，进行了相应的汇总和解释。参见《山西近代经济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85页。 4、《清稗类钞》记述：“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尊行不废，故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近人徐珂编《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严肃，遍涉清时各科，刻意于微末，可为清史之补正。 5、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者张一在上海申报馆出版《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其中的《顾亭林、傅青主与山西票庄》这篇文章中，记述了作者和山西票号某掌柜（民国三年）的一段对话，叙述顾、傅创票号的根由。 6、参见章太炎《太炎文录续编》：“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以是铙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7、反映晋商文化的《乔家大院》，是一部典型的商业童话。果如剧中乔致庸那样做生意，在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成功的。乔致庸孤注一掷地去做一些事情，风险相当大，但其宗旨也非常伟大：武夷山贩茶、助军救驾、赈济灾民、保卫矿山等等，绝非一般商人所为和所能为，更像是士子文人及其秘密团体在借此弘扬一种既定的主义或主张。 8、日升昌票号的残存信稿及部分账册，是在当代修缮房屋时候发现的。由于上述物品当初用来糊做了顶棚，散乱残损极其严重，只能部分揭裱并重新装订成册，现藏于山西平遥中国票号博物馆。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2、票号经营中的秘密手段 秘密社团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圈子，也少不了让外人看得一头雾水的暗号和密码。这些内容手法，除了防伪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寓意在内。平遥“日升昌”票号当年的营业大厅中，墙上张贴着票号的规章以及一篇看似普通的诗作。解说员总会主动告诉旅游者，墙上的诗作其实是“日升昌”的密码表：客户的汇款地点、汇款金额、提现地点等，都用汉字编码写在汇票上予以保密。从密码表的操作方式来看，日升昌票号所使用的密码完全具备密码学中有关编码法（code）和加密法（cipher）的核心原理。当然，了解并掌握这一原理，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平遥“西裕成”颜料行改为“日升昌”票号后，由日升昌而分化随诞生了著名的“蔚字五联号”［9］。早期的“蔚泰厚”票号的汇票“暗号”还是比较简陋的，可见日升昌的商业密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10］。 所谓“编码法”，就是用字、词语和数字来替代明文。例如，“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12个字，是一年当中12个月的代码。“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30个字，是一个月中30天的代码。“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国宝流通”，其实是“万、千、百、十”［11］。这些密码过一段时间就要更换，外人无从破译。这种情况下，从码文（codetext）还原成明文是不需要算法和密钥的，而生成码文或还原明文则需要一本密码本（codebook）。密码本列出了所有数字（或替代文字）和与之相对应的明文字或短语。加密法，则需要算法和密钥来加密信息。 日升昌的票号凭证上不仅有水印标志，而且各分号写银票的笔迹上也有约定的暗号内容。有时候，某个字的间架结构上或是笔划上，便可能早做了手脚且暗藏玄机。这些载有密码的银票一旦兑付之后，往往立即销毁。仅凭保留下来的几张残损汇票，判定一段时间内兑付过的银票并不销毁的说法，是缺乏解释力度的［12］。总之，票号在运营过程中许多做法上的神秘性，远远超过了同时期西方银行正常开展业务所涉及的内容。给外人的感觉是，金融业务虽涉及钱银马虎不得，却也不至若此。 大卫•卡恩（David Kahn）说过：“密码术（cryptology）就是保护。通信对于现代人来说，就好比甲壳对于海龟、墨汁对于乌贼、伪装对于变色龙一样重要。”［13］金融业用以规避金融风险的质押担保等类形式，是票号的重中之重。以稳健经营著称的山西票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结算汇兑票证上做足了“避险”功夫的山西票商，似乎从来不考虑客观存在的道德风险，并通过质押担保等予以防范。票号业务基本空口为凭的做法实在令人乍舌，除了能证明自己是铁杆的密码爱好者之外，似乎在本业中别无他长。 ―――――――――――――――――――――――――――――――――― 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98页。 10、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页。 11、不同票号的密码设定各不相同，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十一章、汇票信汇格式、密押及其他、1217页。 12、黄鉴晖认为，山西平遥的中国票号博物馆收藏有日升昌各分号向京城汇银的几张残损汇票，说明道光年间兑付过后的汇票并不销毁。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 13、转引至（美）理查德•斯皮尔曼（Richard Spillman）《经典密码学与现代密码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二、管理特点：票号内部制度的问题所在 中外历史上，举凡宫廷政变、地方谋反、帮派争斗、宗教结社之类，都是要在不可能存活的地方“置之死地而后生”，并打败更为强悍的对手。 1、票号对成员的严密控制 为此，这些团队不仅要纪律严明、号令有度，而且都带有极强的“秘密社团”特征。“大德通”票号规定，“勿论老少人位，每逢下班归里，总得先到祁铺，不准私先回家，然后到铺。如与别伙捎带物件，亦应先送本号留底转寄。”［14］员工派驻外地的时间一般是三年。员工去外地之前，所携带的所有的衣物，都要在总部一一登记。三年之后回总部时逐一核对。这种对成员人身的控制可谓登峰造极，超越现代人的想象。 在严密控制的组织中，必定有高压的手段。除上述伙计没有得到身股时不许回家，稍有过失即予开除且别的票号亦不录用之外。而且因为职员多是本乡本土人，“若有作弊情事，老板很容易找到他的家族追究。这正是中国人爱用同乡的一种理由”［15］这种用人制度、内部防范制度以及相应的人身的限制，从票号的用人制度来看，几乎可以概括为“生是票号的人，死是票号的——死人”：这一切，是你从进入票号的那一天开始的。晋商的股份经营有两种：银股与身股。出资为银股，出力为身股。合股经营中亦较易产生矛盾和纠纷，有时雇佣的店员携资逃跑，店家可能采取羁留店员家属或财产的办法。倘若是经营方面单纯的亏损过失，则实行无限责任制，一直要对当事人追究到底。 关于票号伙计的选定，资料显示是这样的：“必俟基础确定，而后从事开拓。且择齿近若冠之年少略知写算者，使习为伙，历数载，察其可造，酌与身股，不给工资。唯岁给置备衣服之资……未得身股之前，不得归，毫厘有差立摈之，他号亦不录用……”［16］陈其田认为“这种办法甚善，与近代西洋工业所推行的分润制度相似。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17］实大谬不然。 ―――――――――――――――――――――――――――――――――― 14、参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太原、2002年10月第一版、山西经济出版社、597页。 15、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彭信咸《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661页。 16、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农商类、70－71页。 17、转引至《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原文载：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84－85页。 2、票号股份管理的问题 秘密社团，通常比常规的社会团体更加等级森严和赏罚分明。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该票号从最底层的没工资的学徒到最顶层的分号掌柜，订立了36个等级的工薪，俨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金融科层体系。在这样的科层体系中，刚入行的成员需要从头做起，处处谨小慎微，严格遵守票号规矩，以免由于自己的原因株连家人。这种管理方式与近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却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形同神似。 “顶身股”是山西票号最为人所称道的创举。光绪32年，协成乾有工资的职工中，约三分之一的职工拥有顶身股，看似可操作性很强激励因素很高。实际上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票号开始总是“银股”（货币资本）比“身股”（人力资本）多，身股大约只相当于银股的二分之一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票号成员身股的数量已远超银股。1906年，协成乾票号身股的数量，达到银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银股的120%。员工所占股份已超越东家。这种股份比例在当代有限责任公司中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在晋商票号“股东一股独大”的环境下却是个非常现实的管理问题问题。 3、票号掌柜与东家的畸形关系 票号的“东（家）－掌（柜）”关系，是晋商另一个为人所普遍称道的地方。这种关系却是畸形发展的：由于从不过问和干涉票号的经营，票号的资金支配者也就是东家，在面对执掌票号经营大权的大掌柜时，形同面对“专家”的“行外人士”。此外，因为约定了东家“不理朝政”，每个票号内的职业成员都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其原有的优势地位。 限于其运作方式，票号东家只能依赖其大掌柜提供资讯。如果这些大掌柜控制了东家与伙计的经济资源，并将它们结合于自己的麾下进而造成“行业垄断”，以对抗东家甚至更高级别人等如地方官吏的话，无疑将形成一种严重的威胁。因此，虽然东家高高在上，可以决定是否裁撤或留任某个掌柜，历史上却出现过票号东家给大掌柜下跪求饶的怪现状［18］。 可见类同于“秘密社团”的管理方法，往往能立竿见影，卓见成效。这样的成效实质上却是有效果没效率；有速度而方向不明。晋商票号高效、集权、统一的领导模式，导致大掌柜一句话就可以否决部属的正确提议，乃至于使东家胆寒惧怕。可见，票号东家不过问业务而全权委派大掌柜管理，非但不是票号管理中时所公认的优点和长处，反倒是掌柜专权以营私利的问题所在。一个不尊重股东权益惟经理人是重的机构，是不具备长久生命力的。这是企业管理的“天条”，违反这个“天条”肯定要付出惨重代价。 三、制度缺陷：晋商票号衰败的致命原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功利性组织”（现代企业），而以“维持生存性组织”（传统商号）为特征。考察晋商票号在微观层面上所形成的功利逻辑，基本可以断定它的“技术理性”从未上升到商业金融管理的“制度层面”。这固然受制于彼所处环境的影响，但也说明票号貌似先进管理的背后，实质上依靠“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信念支撑［19］。资本积累和利润去向方面，也多以捐输助饷、购置田宅、修路筑桥、祠庙义学等类内容为主［20］。 1、传统文化对晋商行为的影响 传统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涉及技术理性、功能理性之类的内容是不可能有生存发展空间的。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倾向非常严重，因此无论是技术理性还是功能理性，都只能在制度层面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存在或变相存在。晋商与其说成功于自身所具备的商业经营智慧，不如说成功于对中华管理传统的领悟与熟练运用。最终，也失败于这种传统的既定法则。 稳健经营始终是晋商的特色，既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的追求和目标就只能在固定的框架内起作用。组织的稳定更多地与成员的利益、态度、观念和组织内部的人际网络结构有关，也就是与非正式的管理结构有关。组织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技术理性和功利逻辑，无论其作用还是发挥的空间，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农业生产的周而复始，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以及乡土社会的循环往复所决定的。 上述过程中所衍生出的传统理想追求、道德理念和精神气质，在近现代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律令。而晋商票号一旦被道德教化占据了主体精神的位置，自身便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相应框架。教化本身所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必定要扼杀个性和创造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某种意义上，带有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晋商票号、缺乏流动性的长期经营实践，使它更强调成员的“修身”，而将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对票号成员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所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中国传统管理的求善、求治目标是相一致的。 因此，晋商票号虽然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其管理控制过程却并未实现现代化和制度化，而更多是借重亲子、朋友、同乡等类情感化的因素去融通、感化或者威慑。历代晋商票号虽然培训出了大量合格的近代金融业职业人选，却绝对禁止人力资本的流动。而人力资本作为在生产要素之一，流动是其客观现实所需。也是一个必要条件。此外，票号重经验而轻思辨的管理逻辑，也是这一群体虽显赫一时却没能产生职业技术规范的客观原因［21］。 2、晋商规避商业金融风险的错误选择 明清商人防范商业风险的若干举措，一是对政治力量的崇拜和依附。诚如《皇朝经世文编•盐法考》（卷50）所言：“官以商之富也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交通王侯是商人利润的一个重要流向，晋商在“行媚权贵”上的做法可以说是比较突出的［22］。二是商人通过组成商帮、建立会馆形成合力，增强抗御风险能力。明清时期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多为晋商形成商帮并落籍客地后逐步建立的同乡、同业组织。晋商据此进行自组织形式的管理，通过“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活动，建立起社区化的基层社会。［23］ ―――――――――――――――――――――――――――――――――― 18、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载：日升昌掌柜雷履泰因与副手之间矛盾激化，以撤销日升昌各分号相要挟，迫使票号东家李大全裁撤对手，并给雷履泰下跪平息此事。99页。 19、参见刘建生、刘鹏生合著《山西近代经济史》：第三章、山西商人的长足发展及衰落、333页。作者认为山西商人因其垄断地位的保持及其与政权力量的结合，决定了他们的保守性。因此其思想意识与封建制度是相适应的，并以获得盈利为满足，不思进取。 20、参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294－309页。 21、以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为例证的社会对晋商文化的总结，无非“智”、“信”、“义”三大说法，整体上还停留在传统儒学的核心价值范围，而与经济金融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思想无涉。这一观点也是造成今日晋商研究无法摆脱就事论事的困惑所在。 22、刘可为在其“从山西票号的衰亡探析企业的经营与制度创新”一文中断定，与封建政府联系过紧，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土壤，使山西票号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参见穆雯瑛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学会《晋商史料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268页。 23、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132页。 结 论 近代的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工业化的历史巨变，因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极不发达，专业化、职业化始终处于浑沌、未开发状态。加之历史形成的一体化社会制度和观念，容易把不同领域的管理过程看作是同一的过程。这种一体化管理表现为以对人的教化、训练为起点，既没有技术规范和职业规范也没有理性的职能化分工体系。而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中，事物的善恶总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同样地，稳定与协调、生存与延续，也总是比效率和效用乃至“事功”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晋商票号的历史宿命。 传统管理的得失功过可以归结为五个基本方面：1、长于精神而失之于物质；2、长于协调而失之于功利；3、长于稳定而失之于变革；4、长于统合而失之于具体；5、长于人事而失之于理性。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晋商票号管理现代化的历史包袱，它严重地障碍了票号管理思想的进步、组织的革新以及内部的体制改革。反对变革、摒弃竞争、畏惧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不仅影响了票号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阻碍了中国早期金融业的技术职业化和工具理性发展，这是近现代金融管理工具和管理手段在晋商票号中没有生长土壤的原因，也是票号管理者学习现代西方管理的一种思维障碍使然。 以环境制度层面的观念、文化、意识形态为最高价值理念，以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为工具，必然形成传统的严格的政治化管理。由于技术理性和形式化功能理性的价值没有确立起来，组织中起作用的力量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作用过程。这一过程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发现“效率”、“效用”一类有违或妨碍传统经营原则和基本商业信念的时候，晋商这样接受传统教化的机构组织是宁可弃之不用。新制度经济学所承认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在这里选择究竟是否明智、是否有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具有趋利避害本能的人，总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辉煌一时的晋商票号，鉴于所处时代制度缺陷的实际状况，有某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性。
导语 相比于同时期的西方，清朝时期的中国商业活动确实较不活跃。由于一直以来秉持的抑商政策，中国一直都没有出现巨型垄断商业组织，较大的商家也都被朝廷收编而为朝廷服务。然而就是在这样较为压抑的商业环境之下，中国依旧出现了势力庞大极尽繁华的商业家族，甚至被称为当时东方的「 ”华尔街”。 在清一代，南方徽商北方晋商垄断全国商业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八大皇商更是将商人的地位相较于之前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而作为八大皇商之首的山西范家，不仅财富远远超过其他商家，地位也凌驾于他们之上。可以说，晋商范家就是当时中国商业领域中最尊贵的家族。而范家也成为唯一被写入清史稿的家族，其地位尊贵可见一斑。 然而，范家为什么能够延续多年而不败亡呢？为什么一个势力如此之大的家族能够在王朝之下安然无恙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 ”皇商之首”——山西范家的前世今生 要说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朝代哪一个家族最会经商，这个可能真的没有定论。然而如果说哪一个商业家族延续的时间最长，那无疑是山西范家莫属。早在明朝初年，范家就开始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了。而传至明末清初之时，已经传到了第八代家主范永斗的手里。在范永斗的苦心经营之下，范家逐渐成为了张家口一带的著名富商，并打出了自己诚信立业的牌子与口碑。 然而，在当时明末清初风云诡谲的局势中，所有的人都面临着被重新洗牌的可能，范家也不例外。当时的后金正和明朝处于敌对关系，而明朝对后金实行了严格的贸易封锁。在封锁贸易的打击之下，后金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只能从张家口这个接壤蒙古的边境贸易城市来获取。 商人敏锐的嗅觉让他们察觉到了大明在这场战争中极度不利的地位，选边站几乎成了必然的选择。而范家，恰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与后金贸易，向关外输送各种物资。一起输送物资的还有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家商号向后金输送了大量物资。 于是，等后金入主中原之后，他们也就因为有功而重重的受到了封赏，被封为「 ”八大皇商”，进行各处买卖经营。而范家更是因为贡献最大而被封为皇商之首，尊贵无比。自此，范家开始作为皇商之首，领衔山西乃至全国各商行，持续数百年而不衰落，直到清朝后期之时才衰败消亡。 然而作为一个商业家族，能够繁盛数百年也足够让人乍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范家大院也成为了文物保护单位，直到今天我们依旧能够领略当年范家的风采。 繁盛的背后——范家何以长盛不衰？ 1：叛明助清，为清朝立下奇功，获得商业特权保护伞 按照今天来说，范家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带路党，汉族王朝的叛徒。正是在范家联通几家商户的帮助下，后金才顺利的挺过了贸易封锁的难关，顺利获得了紧缺的战略资源。在当时明政府的大力封锁之下，后金一度濒临崩溃。毕竟后金所处地区物资短缺，无法支撑长时间的战争。 而在长期的贸易关系中，努尔哈赤已经和晋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再加上威逼利诱与内部分化妥协，最后晋商八大商户全都选择了与后金进行合作，将内地的盐、铁、铜等生活物资与军事物资输入到关外。虽然是间接贸易，但是却极大的帮助了后金的军事战争。 因此当后金入主中原之后，投桃报李，便也对当时的八家商户进行封赏。顺治帝在紫禁城设宴款待他们，并赐给服饰。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帝便将他们封为「 ”皇商”。政权初建时，满人对汉人极端不信任，在商业上只肯依赖和扶持与自己有特别关系的人，因此八大皇商便有了无可比拟的特权与便利，在与其他商业对手的竞争中无往不利。 正是因为有对清朝先天的巨大功劳，拥有了在商业上无法比拟的特权，因此，每每范家产业遭到强劲的对手之时，或者生意遭到危机的时候，皇商的特权与他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都会顺利帮助范家。范永斗等晋商被民间视作大汉奸，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 然而谁都可以反清复明，但是晋商们不会，因此清廷十分放心将经济大权交给他们，然而，虽然名声很臭，但是也正是这种经济大权掌握在了范家的手里，才能让他们有恃无恐，面对其他商业方面的挑战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在商业上面长时间的霸主地位。 2：以退为进，笼络朝廷，进军仕途，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保护伞 虽然范家在经济上面获得了清廷特许的经济特权，然而历史上先许下荣华富贵后赶尽杀绝的先例也不在少数。功臣富贵与丹书铁券也不可能保你万事无忧，更何况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肯定会引起朝廷进一步的忌惮。然而范家既然能在数次大洗牌的格局之时都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又岂会在这一方面没有防备呢？范家的防备措施很简单，就是尽全力进军仕途，在获得朝廷的经济特权的同时努力获得政治特权，同时在面对朝廷的时候绝不贪婪留人口实，反而屡次主动吃亏返馈清廷。 然而清廷对于商业大族进入仕途也是足够警惕，绝不松口。范家想要进军仕途的道路并不平坦。而缺口的打开则是出现在范永斗的孙子范毓上。范毓为人大度，城府颇深并且素有谋略，然而凡事都以大局为重。 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范毓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 ”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 ”克期必至”。范氏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都自己扛了下来，最终顺利帮助清廷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叛乱，帮助清廷节约了上亿两白银。而此件大功，自此也打开了范氏进军仕途的道路。 雍正七年，清廷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自此，范家正式进入巅峰时期，仕途与商场，都一时风头无两。范家子弟不是为官就是经商，而进入政府的范家子弟就充当了范家完美的政治势力保护伞。正是在政治与商场这两条船上都踩的稳，范家才能在这之后面对斗争与风浪的时候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自此，有了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无与伦比的特权之后的范家，对内重视发展子孙教育培养人才，打压其他商业竞争对手，联合其他皇商形成利益集团。并尽量在朝廷面前放低姿态，努力避免引起朝廷的警惕，不落人口实。 正是在这样稳扎稳打的政策的推进之下，百余年之间，范家成为了这片大地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范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持久、最繁盛的商业集团。 结语 「 ”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创造了属于东方的当时的「 ”华尔街”，他们的家族繁荣昌盛了数百年，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平衡权术登峰造极，这也是他们能够长盛不衰的背后的秘密。然而所有的繁华都终将谢幕，范家也不例外，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衰亡。 在范家最繁荣的时候，清朝把当时最肥的一块肥肉——对日本开始铜料贸易赏给了范家。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范家最后的败亡也恰恰是因为这一块的贸易。一开始的时候，铜料贸易确实给范家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然而，随着后期日本铜料价格越来越高，这一项专营世袭的业务居然成了范家亏损的无底洞。 乾隆四十六年时，范氏累计欠户部330万两白银无力偿还。乾隆四十八年，范氏被满门抄斩，家产充公，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衰败，令人唏嘘不已。就算平衡之术已经操作的如此完美，却也敌不过命运的巧合，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范家因果轮回的定数，就像几百年前他们也因为一个不起眼的举动灭了大明一样。 不管怎么说，范家还是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商业家族，其繁荣昌盛了数百年之久，也留下了无数传奇故事，供我们回味评述。 参考文献： 1：《晋商兴衰史》————张正明、张舒 2：《政商关系视阈下的晋商兴衰与权力经济》——王帅 3：《清史稿》————————赵尔巽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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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提高到2000年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世界上所有的家鸡品种都起源于红色原鸡，该鸡分布于我国南方省区和印度及东南亚地区，它首先在我国和印度等地被驯化，在我国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 ，之后逐渐扩散到欧、美、非洲，遍及世界各地。火鸡是美洲原产的野鸟，是比较晚期驯养而成为家禽的，其祖先还在美洲中南部过野生生活。鸭的原种是凫（Anas boschus L．）鹅的原种是雁albifroms）。
家鸡是由原鸡驯化来的，家鸭是由野鸭驯化来的，其他家禽都是由野鸟驯化来的。野鸟身体较小、肉少，飞羽发达，飞行能力比较强。当人们把它们捉回饲养时，由于怕它们飞走，，把它们关在比较小的笼子里，给它们充足的食物，野鸟不用到处飞翔，一代一代，时间久了，飞行能力逐渐就不如祖先了。人们总是选择肉多下蛋多的野鸟繁殖后代，经过一代一代的积累，它们的体形、性情都发生了变化；身体较大、肉多、飞羽不发达，飞行能力比较差，甚至不能飞，成为驯服的家禽。 造成家禽与野鸟不同的主要原因和家畜与野兽不同的主要原因相同，都是人工饲养和选择的结果 驯化 对野生动物的驯化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种特殊手段，通过驯化达到对野生动物的全面控制并进行再生产。根据不同的目的和要求，驯比的方式、方法也有所不同。 （1）驯化的基本概念 驯化是通过对各种野生动物创造新的环境，保证给予食物及其它必要的生活条件而达到的。最重要的时期是在个体发育早期阶段，通过人工饲养管理而创造出特殊的水与热量代谢的条件，并使被驯化动物不受敌害的侵袭，不受寄生虫及传染病菌的感染。另外，驯化是对动物行为的控制与运用。由于动物行为与生产性能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掌握动物的行为规律和特点，通过人工定向驯化，可以促进生产性能的提高和产生明显的经济效果。长期以来，由于人类掌握了对动物驯化的手段，有了使动物按照人类要求的方向产生变异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全驯化的动物种类有哺乳类、鸟类、鱼类及昆虫等几千个品种，半驯化的有毛皮兽类、鹿类、实验动物及噬食昆虫等。实践证明对动物的驯化是完全可能的，根据人类经济生活的不断发展，对动物驯化与养殖的种类不断增多。药用动物的驯化便是一个重要方面。 （2）驯化的理论与方法 驯化是在动物先天的本能行为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人工条件反射，是动物个体后天获得的行为。这种人工条件反射可以不断强化，也可以消退，它标志着驯化程度的加强或减弱。所以，不能把人工驯化看成一劳永逸，需要不断地巩固。 1）早期发育阶段的驯化：这种驯化方法是利用幼龄动物可塑性大的特点，进行人工驯化，其效果普遍较好。如产后30日龄以内未开眼的黄鼬，通过与母兽隔离而人工饲养，在开眼以后即接触人为环境，于是能很好地接受人工饲养管理。如仔兽在产后受母鼬哺乳的则往往经过几年人工驯化，也改变不了其野性行为。又如从产后吃初乳起即进行人工哺的仔鹿，其驯化基础都很好，长大之后在鹿群放牧活动中都是核心群中的骨干鹿。而产后接受母鹿哺乳的仔鹿，数日之后再想进行人工哺乳已很困难。这样的仔鹿在接受其它方式驯化，或在长大后的放牧活动中都表现出驯化基础较差，一般不能成为骨干鹿。 2）个体驯化与集群驯化：个体驯化是对每一个动物个体的单独驯化。如马戏团的每一个动物都要训练出一套独特的表演技能，动物园中营单独生活的大型兽类克服惊和易激怒的训练，役用幼畜的使役训练都属于这种驯化。在野生动物饲养业上，对个别集活动性能较差（即驯化程度不够）的个体，也需要进行补充性个体驯化。但是，在野生动物养现场，集群驯化具有更大的实用意义。集群驯化是在统一的信号指引下，使每一个动物都建立起共有的条件反射，产生一致性群体活动。如摄食、饮水和放牧等都在统一信号指引下定时地共同活动，给饲养管理工作带来很大方便。 3）直接驯化与间接驯化：前面所述的个体驯化和集群驯化皆属于直接驯化。间接驯化与之不同，它是利用同种的或异种的个体之间在驯化程度上的差异，或已驯化动物对未驯化动物之间的差异而进行的。这种驯化也就是在不同驯化程度的动物中，建立起行为上的联系，而产生统一性活动的效果。例如，利用驯化程度很高的母鹿带领着未经驯化的仔鹿群去放牧，这是利用幼龄动物具有“仿随学习”的行为特点而形成的“母带仔鹿放牧法”。在放牧过程中又不断地提高了仔鹿的驯化程度。再如利用驯化程度很高的牧犬协助人去放牧鹿群，是一种很得力的工具，在人一犬一鹿之间形成一条“行为链”，会取得很好的放牧效果。另外，训练家鸡孵育野鸡，乌鸡孵育鹌鹑，水獭捕鱼，母犬哺虎，这样的成功事例在我国都己出现。 4）性活动期的驯化：性活动期是动物行为活动的特殊时期，由于体内性激素水平的增高，出现了易惊恐、激怒、求偶、殴斗、食欲降低、离群独走等行为特点，给饲养管理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必须根据这个时期的生理上和行为上的特点，进行特别的针对性驯化工作才能避免生产损失。如保持环境安静，控制光照，对初次参加配种的动物进行配种训练，防止拒配和咬伤，特别是利用灯光、音响或其它信号，在配种期建立起新的条件反射，指引动物定时交配、饮食、休息等，形成规律性活动。不仅可以保证成年动物避免伤亡，而且可以提高繁殖率。 （3）药用动物人工驯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人工驯化的总目标是促使产品的增加，动物在驯化过程中生活习性、生理机能和形态构造的改变都是在人工控制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由于药用动物种类繁多，进化水平不一致，在变野生为家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同，综合各种药用动物人工养殖情况，在动物训化上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人工环境的创造：动物在野生状态下，根据其生活要求，可以主动地选择适合生存的环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环境。人工环境是人类给动物提供的各种生活条件的总和，与野生环境不可能完全一致，要求动物必需被动地适应人工环境。良好人工环境的产生是在模拟野生环境的基础上，又根据生产要求而加以创造。由于气候稳定，食物充足和敌害减少，动物的繁殖成活率会明显提高。但是，当前有些动物饲养场仅是单纯形式上的模仿，由于对该动物生物学特性了解不够，在人工环境的提供上不能满足其在主要生活条上的要求，于是出现了当代不能存活，不能繁殖或后代发育不良等现象，导致工作失败。 2）食性的训练：动物的食性是在长期地系统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动物的食物也有所改变。人工提供的食物既要满足动物的营养需要，又要符合其适口性。但是，食性又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的。一个优秀的动物饲养者就是善于从饲料组合，食性训练工作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 3）群性的形成：药用动物在野生条件下有的种类营群体生活，也有很多种类营独居生活。人工饲养实践证明，独居生活的动物也可以人工驯化而产生群居性。如麝在野生时是独居的，在人工饲养过程中通过群性驯化，可以做到集群饲喂，定点排泄，将来有可能像鹿一样集群放牧。群性的形成给人工饲养管理带来很多方便，有些动物种类成体集群较困难，但可以在幼体时期集群饲养。 4）打破休眠期：很多变温动物具有休眠习性，这是对逆境条件的一种保护性适应。在人工饲养条件下，通过对气温的控制，食物的供应等措施，不使动物进入休眠状态而继续生长、发育和繁殖，可以达到缩短生产周期，增加产量的目的。如土鳖虫的快速繁育法就是打破一个世代中的两次休眠，而使生产周期缩短一半，成倍地增加了产量；人工养蝎在打破休眠上也出现了可喜的成就；其它变温动物的养殖都有可能从这方面获得成功。 5）克服就巢性：就巢性是鸟类的一种生物学特性。野生鸟类就巢性强，在家养条件下随着产卵率的提高，就巢性逐渐降低，如野生鹌鹑就巢性较强，每年仅能产卵20枚左右。经过人工驯养的鹌鹑已克服了就巢性，产卵量提高到每年300枚以上。具有很大药用价值的乌骨鸡是属于肉用型，虽经数百年驯养，由于长期以来没有以克服就巢性为主要选择目标，就巢性依然很强，每产10枚卵左右就出现“抱窝”行为，长达20天以上。所以，每年仅产卵50枚左右。近年来各地乌骨鸡饲养场在研究克服就巢性方面，探讨出许多有效方法，可以使就巢期缩短到1～2天，使年产卵量提高到100枚到120枚。 6）改变刺激发情、排卵和缩短胚胎潜伏期：在野生哺乳动物中，很多种动物具有刺激发情、刺激排卵和具有胚胎潜伏期的生物学特性，限制了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和使妊娠期拖得很长。如紫貂的妊娠期为9个月左右，而真正的胚胎发育时期仅为28～30天。小灵猫的妊娠期变动在80天到116天之间，都说明具有很长时间的胚胎潜伏期。由于上述原因会造成不孕，胚胎吸收或早期流产，对繁殖效果影响很大。随着逐代的人工驯化，上述情况会不断改变，但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没有使动物在家养条件下的繁殖力比野生状态有明显的提高。
缘故时代人类靠采集和狩猎生活。后来由于人类的进步，狩猎工具的发展，打来的野猪多了，一时吃不完，就把活着的小野猪卷样起来，给它们充足的食物，让它们长大繁衍，人们选择体肥肉多的后代继续一代代繁殖下去。由于人类长期的选择和喂养，最终改变了野猪的形态和习性，把它们变成为腰长、臀圆、腿粗、性情温驯的家猪。其他家禽家畜也是这样来的，就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