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人口流动的体系研究论文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高度集中在15～30岁这个年龄段。与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过去30年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这个群体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动者比例不断上升，更多的流动者不再是单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妇女比例在流动人口中占了将近一半。沿海城市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10年的29岁(即流动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岁以上)。2010年流动人口中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应比例更高达32%和30%。2000～2010年间，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因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完全归功于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那些早年离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但是这两代人仍被标记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尽管很多年轻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务农。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图2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2000～2010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发展的这一地位依然不容怀疑和动摇."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根据初步判断,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因而,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十一五"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可能增加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传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盛行."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市博会.这除了会带来无限商机外还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的融合.3,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十一五"期间,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入世"承诺基本兑现.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可能要进行调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5年多,从2003年经济状况来看,"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着眼点有可能不再是抑制通货紧缩而可能是实现经济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紧缩的适度增长.5, "三大差距"更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差距问题似乎日益严重,"十一五"期间,抑制"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必将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扩展,决定了就业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严峻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速度迅猛,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战略性资源的约束日益强化."十一五"时期,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治理水污染将需要更多投入.公共安全将备受重视.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暴露了公共事业发展,公共管理,政府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非典"微机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随处存在."十一五"期间,公众的危机意识将增强,从而将对公共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改革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发展公共事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适当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完成上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单项突进的发展,有别于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地区之间的协调.(2),城乡之间的协调.(3),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4),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和谐.(6),纵向(中央和地方),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7),开放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调.(8),近期和长远之间的协调.三,制定"十一五"计划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 确定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可分解为5个方面的目标,既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体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应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完成,还是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约9.5%的快速增长,但是,快速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的显著变化,以及社会冲突的明显增多等,"十一五"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可能不复存在,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建设用地,大规模国债投资等需要研究在降低资源和环境代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寻求技术创新等新的替代性增长因素,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市场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市场分割,竞争不足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解决:如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如何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如何建立诚信制度;如何将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主要应做到这些方面:加快制定空间整体规划;保持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增强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发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增强政府协调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才能在非常时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转.6, 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随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可能会缩小但是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巨大,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农村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现阶段,严重的"二元结构"正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实施新型工业战略的需要出发,都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7,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发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其内容之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十一五"时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显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扩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受益面;如何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 ,保证人人都享有最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如何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完善,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如何通过完善养老体系,应对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问题;如何通过完善人口政策,应对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挑战.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严重差别,这种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市民怨渐起的主要原因,如何保证改革过程的公平性将是"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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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