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杂志封面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还有接受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

1、《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2、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3、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4、《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

5、《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

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

一、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二、陈独秀（1879-1942）和李大钊（1889-1927），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三、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四、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扩展资料：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而巴黎和会的消息能够及时传到国内，却是和一位四川人分不开的。

1919年1月，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分赃会议的“巴黎和会”开场。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 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及换文的陈述书。

但是，会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几个强国把持下，拒绝了中国代表的要求，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的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所能得到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当时全国人民热切期望恢复主权，收回青岛，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却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上的消息，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封锁，如果没有一群爱国青年的艰苦努力，很难传到国内，让人民群众知晓。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及其“巴黎通讯社”。

“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巴黎通讯社”迅速得到这一消息，抢在英、日、美通讯社的前面，最先电传到国内各报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燃起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怒火。

5月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和约，有一名学生当即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以示爱国决心。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并且奔向赵家楼胡同，痛打北洋军阀政府的亲日派官僚章宗祥，放火烧了另一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的宅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五四运动

是滴。中国从来没有当过超级大国。包括：唐朝。1984年邓小平同志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说，“我们多次讲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因为超级大国是霸权主义的产物。所以中国自古以来从没当过超级大国。这是对的。但中国绝对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究竟是不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万里长城可以作证！秦始皇兵马俑可以作证！故宫紫禁城可以作证！黄帝陵可以作证！《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可以作证！残垣断壁的圆明园可以作证！笔墨纸砚可以作证！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可以作证！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可以作证！四大发明、四库全书可以作证！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可以作证！.......且看外国与世界的证言！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春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成立以来，截至2009年12月份，全球已有87个国家建立了583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目标2012年达到1000所。古今中外著名人物对《孙子兵法》的赞誉英国空军元帅斯莱瑟所言：“孙武的思想有惊人之处———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美军总指挥弗兰克斯评价说：孙武，这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的幽灵似乎徘徊在伊拉克沙漠上向前推进的每架战争机器的旁边。 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 美国尼克松写的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其中就引用了好多的孙子的语录。 日本逢屋千村说《孙子兵法》不是打仗的，《孙子兵法》是教人和平的，是和平主义者，是不战主义。在2002年出版的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中，前英国皇家海军潜水艇指挥官加文?孟席斯提出郑和船队的分队曾经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之前便已发现美洲和大洋洲的论点。《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历史上一个伟大中国人的名字——明朝人万户。据说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动领袖主要就是这个原因。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关于五四运动的领袖是谁，是一位还是几位，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实际上，领导五四运动的不止陈独秀一个人――五四运动时期较有影响的部分杂志封面：东方杂志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胡适。胡适自称“我们是爱自由的人”。他提倡自由、崇拜自由，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的运动。他把自由提到相当高度，几乎达到自由就是一切，一切为了自由的程度，陷入自由拜物教的迷雾中。他把争取自由与提倡个性解放与女子解放联系在一起，严厉谴责社会对个性的摧残、限制其自由发展的罪恶，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能迷失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知识女性在胡适女子解放、女子自立的号召下，纷纷走出封建家庭，走上社会，争做与男子一样的“自立”新人。胡适等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后来的革命战争时期，企图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追寻所谓第三条道路（或称“中间路线），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但其多数最后都抛弃了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四大领袖的一大特点，就是“和而不同”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太容易了。”这里，李大钊指出了两点，一是他们“颜色相同”，一是“许多主张不同”。这集中反映在四大领袖的关系中。所谓“颜色相同”，即上述四面旗帜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都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平等。这一爱国主义信念，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构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他们相互间组成了一个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单有蔡元培不会有新文化运动；同样，单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也不会有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为陈、胡、李等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大平台，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发挥各自的聪明才干；而没有陈、胡、李对蔡的众星捧月，蔡也不可能使北大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甘愿冒风险去保护朋友、援救朋友。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与他们的历史功绩一样，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他们四人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当然不同，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当然也有极大差别。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矛盾逐渐显露，分歧也越来越多。这便出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出现了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然而这一论战的性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夸大了。现在，学术界已大致取得了共识，即认为这一争论不是敌我性质的问题，而是统一战线内部的路线、道路、思想之争。四大领袖之所以长期不被承认，有历史方法与历史观点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不够全面了解。五四运动分前期与后期两个发展阶段。前期是新文化运动，后期是五四爱国运动。前期是民主主义运动，后期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准备阶段，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主要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甚至陈独秀、李大钊都属这一类型。但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入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今天所以在“五四”领袖问题上产生分歧或有模糊认识，主要是未能把五四运动的两个发展阶段严格区分开。以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代替整个五四运动，挤掉了新文化运动，从而只承认李大钊、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而否认蔡元培、胡适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这种割断五四运动历史的方法，必然得出一些错误历史结论。一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以其晚期的历史问题否定其前期的功绩，否定胡适、陈独秀为五四运动领袖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否定胡适主要是因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四年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做了国民党的官。其实胡适一生主要还是文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做国民党的官时间较短。何况他做国民党的官恰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做大使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拉美援、宣传中国抗日业绩，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不仅不是过反而有功。陈独秀的问题比较复杂，突出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与“托派”问题。陈当然有错误，但这些问题又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搅和在了一起，他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错误的替罪羊，成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重要打击对象。总之，对个人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与评定，对其一生的评价，前期的就是前期的，后期的就是后期的。不能采用减法，用错误去抵消功绩，或用功绩去抵消错误。陈、胡问题，用后来的历史问题去抵消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贡献与历史地位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一是把历史问题政治化。在极左思潮与“唯阶级斗争史观”盛行的时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甚至民主主义，都成了反对与打击的对象。蔡元培、胡适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怎么会承认其为五四运动领袖呢？在极左思潮下，历史被当作阶级斗争工具，强调历史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于是，历史就只讲革命性，不要科学性；不讲学术性，只讲政治性。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绩也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谁要是正确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则谓其为“叛徒翻案”，必在政治上被打倒。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历史，搞民族虚无主义，不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不能承认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代表、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也被扣上“民主派”的政治帽子，否认其为五四运动领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阶级斗争史观”，是否定或不承认蔡、陈、胡，甚至李大钊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祸根。正因为如此,一大批进步青年都团结在陈独秀周围,纷纷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一些革命青年甚至还直接与陈独秀和《新青年》联系,争取支持,并仿效《新青年》在各地创社团、办刊物,形成一股庞大的全国新文化力量。较有名的为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杂志等。他们都以陈独秀为领袖,以《新青年》作向导。如1919年3月,恽代英等致函《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确如毛泽东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胡适 五四时期的胡适几乎与陈独秀齐名,常被人们简称为“陈胡”,其地位与影响力仅次于陈独秀。胡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最大贡献就是积极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他的倡议得到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支持与并力提倡,随之,“文学革命”的口号风行全国。“文学革命”的最大功绩是把文学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还原给广大平民百姓,使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接受了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提高了认识水平与思想觉悟,使新文化运动很快形成全国性的运动,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李大钊 如果说蔡、陈、胡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起领导作用的话,那么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则是李大钊与陈独秀了。李在运动中的主要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宣传,使中国人开始从进化论史观中走出来,以唯物史观武装自己。这便从根本上扭转了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即中国革命由此转向了社会主义范畴,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如邓中夏、毛泽东、恽代英、赵世炎、杨贤江、张闻天、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骨干作用。李大钊还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切为随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干部条件。这些伟大功绩,炳彪史册,是任何其他“五四”领袖都无法比拟的。四大领袖的领袖作用、影响与感召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精神方面五四运动“四大领袖”,主要是指思想领袖或曰精神领袖而言。他们的领袖作用、影响与感召力主要体现在思想精神方面。五四时期的主要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潮有四大类: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旗子蔡元培高举着。五四时期,民主主义运动在南方由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受挫而暂处低潮中。在北方,民主主义却有上升之势。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民主主义运动。蔡元培本来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主与自由。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他多以教育家身份出现,走教育救国之路。因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民主教育实践中。在近代中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总是以社会主义为盟友。蔡与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也欢迎十月革命,同情社会主义,甚至在五四运动中还高喊“劳工神圣”的口号,这使他的民主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民主主义的旗子亦更加鲜艳夺目。社会主义大旗由李大钊高擎着。五四时期是中国先进分子关于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革命观大转折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都追寻民主主义,向往西方资本主义。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强权击败公理,国人开始觉醒,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这时正值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宣布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人们的视线转向俄国,转向了社会主义,不少先进分子认为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出路。于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地兴起了一股不小的社会主义思潮,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不抵抗社会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社会主义等,五花八门。这些思潮激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与关注,但也搅乱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视线。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批判了各种改良型社会主义,纠正或扭转了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针对社会上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搞阶级斗争的疑虑,李大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径”;社会主义建立后,阶级斗争即将“熄灭”,而代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社会。在李大钊看来,协合、友谊、互助、博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和谐社会。在李大钊有关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从而扩大了社会主义队伍,增强了社会主义力量,保证了五四运动的胜利及其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激进主义的代表是陈独秀。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与现代人理解的激进主义不同。近代的激进主义是包括革命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内的革命主义。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对封建主义的批判特别猛烈,常被称为是一员“闯将”。当然,这种激进主义在实际运行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偏激,以感情代替理性,说了一些过头话,如他在批判旧道德时,一概否定为“奴隶道德”;反对旧文学,一律斥之为“贵族文学”;在对比中西文化时,认为中华民族一切都是“卑劣”的,西洋民族一切都是“高尚”的,主张“欧化”;等等。当然,这些言论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也是一些“恨铁不成钢”的激愤之词,也有一些“重病需猛药”之意。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胡适。胡适自称“我们是爱自由的人”。他提倡自由、崇拜自由,认为“自由主义运动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的运动。他把自由提到相当高度,几乎达到自由就是一切,一切为了自由的程度,陷入自由拜物教的迷雾中。他把争取自由与提倡个性解放与女子解放联系在一起,严厉谴责社会对个性的摧残、限制其自由发展的罪恶,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决不能迷失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 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知识女性在胡适女子解放、女子自立的号召下,纷纷走出封建家庭,走上社会,争做与男子一样的“自立”新人。胡适等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后来的革命战争时期,企图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追寻所谓第三条道路(或称“中间路线),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但其多数最后都抛弃了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四大领袖的一大特点,就是“和而不同”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你与《新青年》有不可分的关系,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 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太容易了。”这里,李大钊指出了两点,一是他们“颜色相同”,一是“许多主张不同”。这集中反映在四大领袖的关系中。所谓“颜色相同”,即上述四面旗帜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都争取中国独立、民主、自由、平等。这一爱国主义信念,把他们团结在一起,构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他们相互间组成了一个优势互补的有机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单有蔡元培不会有新文化运动;同样,单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也不会有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为陈、胡、李等提供了北大这样一个大平台,使他们有机会有条件发挥各自的聪明才干;而没有陈、胡、李对蔡的众星捧月,蔡也不可能使北大有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甘愿冒风险去保护朋友、援救朋友。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与他们的历史功绩一样,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他们四人的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当然不同,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当然也有极大差别。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矛盾逐渐显露,分歧也越来越多。这便出现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出现了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然而这一论战的性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夸大了。现在,学术界已大致取得了共识,即认为这一争论不是敌我性质的问题,而是统一战线内部的路线、道路、思想之争。四大领袖之所以长期不被承认,有历史方法与历史观点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不够全面了解。五四运动分前期与后期两个发展阶段。前期是新文化运动,后期是五四爱国运动。前期是民主主义运动,后期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准备阶段,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发展。在新文化运动中,主要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胡适甚至陈独秀、李大钊都属这一类型。但随着新文化运动转入五四爱国政治运动,随着社会主义的传播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我们今天所以在“五四”领袖问题上产生分歧或有模糊认识,主要是未能把五四运动的两个发展阶段严格区分开。以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代替整个五四运动,挤掉了新文化运动,从而只承认李大钊、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而否认蔡元培、胡适也是五四运动的领袖。这种割断五四运动历史的方法,必然得出一些错误历史结论。一是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以其晚期的历史问题否定其前期的功绩,否定胡适、陈独秀为五四运动领袖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否定胡适主要是因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四年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做了国民党的官。其实胡适一生主要还是文人,从事文化学术工作,做国民党的官时间较短。何况他做国民党的官恰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做大使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拉美援、宣传中国抗日业绩,为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不仅不是过反而有功。陈独秀的问题比较复杂,突出的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与“托派”问题。陈当然有错误,但这些问题又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机会主义搅和在了一起,他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错误的替罪羊,成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重要打击对象。总之,对个人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与评定,对其一生的评价,前期的就是前期的,后期的就是后期的。不能采用减法,用错误去抵消功绩,或用功绩去抵消错误。陈、胡问题,用后来的历史问题去抵消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伟大贡献与历史地位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一是把历史问题政治化。在极左思潮与“唯阶级斗争史观”盛行的时期,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甚至民主主义,都成了反对与打击的对象。蔡元培、胡适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怎么会承认其为五四运动领袖呢?在极左思潮下,历史被当作阶级斗争工具,强调历史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于是,历史就只讲革命性,不要科学性;不讲学术性,只讲政治性。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功绩也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谁要是正确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则谓其为“叛徒翻案”,必在政治上被打倒。极左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历史,搞民族虚无主义,不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犯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不能承认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代表、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也被扣上“民主派”的政治帽子,否认其为五四运动领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唯阶级斗争史观”,是否定或不承认蔡、陈、胡,甚至李大钊为五四运动领袖的祸根。

《新青年》（LA JEUNESSE）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0月1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

4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

7月4日，《新青年》第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

8月9日，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

第四卷起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刊登新体诗。

1918年4月18日，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

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一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

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共出5期，次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介绍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

衰落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新》又停刊5个月。此后陈独秀辞去文科学长一职，前往上海。10月迁回上海，设立于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1919年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

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

1920年中共发起组决定将《新》从9月1日出版的第8卷1号改组为机关宣传刊物。封面也做改变：正中为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分别伸出两手相握。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团结，也暗示全球无产阶级团结。封面上隔着大西洋握手的图案，是美国社会党的党徽。

编辑部增加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发起组成员，刊登启示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专门成立“新青年社”独立印行。同时增《俄罗斯研究》专栏，到9卷3号止。胡适对此后《新》的变化提出质疑，认为“色彩过于鲜明”，“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

1921年1月22日胡适写信与北京同人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再次声明其主张，指责《新》“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中译本”并给陈望道寄去明信片表示反对“将《新》所宣传共产主义之用”。

同时《新》的变化也招致社会上的议论和批评，同时部分军阀地区也禁止邮寄，《新》内部开始分裂。胡适主张另创哲学文学杂志，将马列理论分裂出《新》，同时将编辑部移回北京。但陈依旧坚持己见，并取消了北京的编辑部。

1921年2月上海法租界巡捕查抄新青年社，处罚并勒令其迁移。《新》从8卷6号起转入地下编辑，假托迁移广州，继续由陈望道等人编辑。

1921年7月中共成立，《新》成为理论刊物。9月陈独秀再任主编，只出一期后停刊。1922年7月又出一期(9卷6号)。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新青年

高考作为选拔人才的高规格的考试，自然对语文这门基础学科要进行考察，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高考语文书名号用法和差错辨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书名号的基本用法

1. 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用书名号标示。

示例：

《三国演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参考消息》《大众电影》

《瞭望》杂志 《中华儿科杂志》。

2. 法律、规章、规定、合同等文书的标题，用书名号标示。

示例：

《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 《汉语拼音方案》。

3. 文化产品(电影、戏剧、绘画、歌曲、舞蹈、摄影、邮票等)的题目，用书名号标示。

示例：

影片《红高粱》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独舞《月光下》

黑白摄影《救死扶伤》 董希文的《开国大典》 石雕《和平》

湘绣《龙凤呈祥》 特种邮票《中国皮影》相声《钓鱼》 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 游戏软件《仙剑奇侠传》。

4. 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栏目与板块名称，用书名号标示。

示例：

该报《人民子弟兵》专栏 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体育沙龙》

北京文艺台《周末三人谈》专题节目。

(二)提示

1. 书名号的形式分双书名号“《》 ”和单书名号“〈 〉”。书名号里面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里面一层用单书名号。如果偶尔出现三层书名号时，最里一层书名号用双书名号。示例：

⑴《〈中国工人〉发刊词》发表于1940年2月7日。

⑵他的毕业论文《鲁迅先生〈《呐喊》自序〉试析》获得一致好评。

2. 单书名号的形式是“〈 〉”，不可用数学上的小于号和大于号的组合形式“< >”代替中文单书名号。

3. 书名、篇章名等如果使用缩略形式，照样要用书名号，示例：

阅读《毛选》四卷 参见《现汉》第234页 《沙》剧的布景设计。

4. 丛书名用书名号。至于“丛书”一词放在书名号里面还是外面，要看图书本身书名(主要指封面)是否有“丛书”字样。示例：

《万有文库》 《四库丛刊》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20世纪心理学通览》丛书 《往事与回忆》传记丛书。

5. 书籍、报刊的版本、版别的位置。因为不是书报名称本身，只是一个注释说明，通常的做法是用括号把它们括起来，紧放在书名号之后。也可以不用括号，直接跟在书名号后面，或放在书名之前。示例：

采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二版) 编辑《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行《咬文嚼字》(学生版) 订阅《读者文摘》中文版 订阅中文版的《读者文摘》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345页。

6. 法令、规定、方案、条例等“草案”“初稿”“试用稿”之类字样，如果包括在文书标题之中，则应放在书名号里面。这类字样在书名号里是否括注，依据原件模式。示例：

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十六条

发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

7. 报社、杂志名，如果着眼于单位，指称报社、杂志社、编辑部，一般不用书名号。如果指的是那个文字载体本身，用书名号。如果报刊名称易与普通名词混同，无论哪种情况都要加书名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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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此外，同名的还有日本侦探杂志《新青年》、新青年网站和新青年论坛。主办单位: 群益书社创刊时间：1915年9月15日出版周期：月刊，6期为一卷主编：陈独秀初名为《青年杂志》。 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有名的篇章：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鲁迅发表《随感录四十》创刊辞的几大方面：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