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实业公司毕业论文

在我国资本市场出现一系列会计造假事件（蓝田股份、郑百文、银广厦、红光实业等）和美国资本市场一连串丑闻（安然事件、世界通信公司案等）惊曝之后，关于会计诚信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会计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杨雄胜，2002；李心合，2002；张维迎，2002；王善平，2002；等）；政府部门也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朱总理在为三个国家会计学院提了“不做假帐”的校训后，在世界第十六次世界会计师大会上再次要求所有会计审计人员必须作到“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帐”，恪守独立、公正的原则，不屈从和迎合任何压力与不合理要求，不已职务之便谋取一己私利，不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布什在一系列会计舞弊案后也提出：“一切破坏公众信任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即，以“己之诚实”换“他人之信任”。一个主体若长期诚实守信，就形成自己的信誉。诚实信誉是两个对等的概念（王善平，2002）。同样，会计诚信是指随经济发展对会计信息要求的不断提高，会计界对社会的一种承若。即以会计诚实守信的态度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相关性。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会计诚信的原因及其治理作一探讨。一、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一）会计诚信问题的表层原因美国一系列财务丑闻表明，各大会计公司可以为了咨询费而默认公司或助其造假，独立董事不独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默许经营者的造假行为而不顾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我国，郑百文公司前后三年采取虚提、返利、费用挂帐、无依据冲减成本、费用跨期入帐等手段，虚增利润1. 439亿元；琼民源、大庆联谊、银广厦等证券市场舞弊案无不牵涉到注册会计师和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从这一系列的案例中可以看出，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据调查，当会计人员同本单位负责人意见产生分歧时，只有16. 87%的会计人员认为应该做到坚持原则，在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中会计人员应负的责任方面，有38%的会计人员主动出谋划策、配合作假行为。（韩传模、郝景昭，2002）因此，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是会计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会计人员的培养只重技术传授不重道德教育①又是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的重要原因。会计教育重技术轻道德，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只是会计诚信缺失的一个表层原因，但不能因此认为不重要，在相同的制度安排和相同的背景下，不同的会计人员将会有不同的选择，正如前面所讲的调查中，毕竟还有部分会计人员能坚持原则、“不做假帐”。（二）会计诚信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光从表面找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出其深层原因（制度原因），才能从制度安排层面上解决会计舞弊和审计失败导致会计失信危机，实际上会计舞弊和审计失败是由人的有限理性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所共同引起的。在此，我们不讨论人的有限理性问题，仅从制度方面进行分析。1、制度本身的缺陷。法律制度越健全，不讲信誉的成本就越大，人们就将越讲信誉（张维迎，2002）。对于会计制度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会计制度制定机构的不合理性极其所制定的会计制度本身的有效性是会计诚信形成的基础。下面将从我国会计制度（以会计准则为例）的制定机构及制定程序和会计制度及相关层面寻找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实证研究表明，会计准则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手段，还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的制定也是一个政治程序。因此，一项准则的出台是综合各方面力量的结果。一项准则制定如没有经过允当程度（dueprocess），则很难达到使各利益集团“均衡满意”的结果，从而使得不能从准则中获得好处的集团违背准则的可能性增大，会计诚信问题可能因此而生。这就对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提出了要求，即独立性和广泛的代表性。独立性是指准则制定机构不应受到少数利益集团的控制，而是自主地根据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制定科学、公正、合理的会计准则；广泛的代表性则是指制定机构的组成人员应能代表最广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让各方都参与到这个规则的博弈过程中来。我国会计准则由财政部会计司制定的，它是一个典型的政府机构。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准则制定模式是与我国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会计职业界的不发达相适应的，但也应该看到其不合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权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以政府为主导的准则制定机构也应当吸收更多的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的代表。另外，目前参与准则制定的人员多是刚从院校毕业的、对会计实践经验的感性认识不够丰富的“书生”（刘峰，1996），容易出现准则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我国会计准则形成过程的“隐蔽性”②和社会各界参与程度的不够，一方面，势必影响会计准则的普遍可接受性和合理性。各企业、利益集团当不能在准则制定阶段维护自己的利益时③，就在事后（即执行当中）违背诚信原则，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准则制定过程实际上是没有提供一个供社会多利益集团（包括政府）重复博弈的机制。而这是信誉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之一（张维迎，2002）。要使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能被及时地发现，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是关键，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市场的完善程度，二是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作用。市场机制越完善，信息不对称现象越少，信息的传递也会越顺畅，但要想市场机制达到理想的完善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因而就要设置第二因素来克服第一个因素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它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可有效抑制这一现象的发生④。当前，我国由于制度弊端导致审计公司无法保持独立性。如在98年以前，中国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由政府经营，从而很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另外，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治理结构也存在极大的弊端。其结果是审计公司缺乏诚信舞弊的积极性，企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牺牲“会计诚信”，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合谋生成“内幕”信息，从而无法形成社会与企业之间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当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经理层的不诚信行为由于信息传递机制的问题不能被委托人或监管机构所及时发现，其违规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时，经理人员必然会违背会计诚信而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会计诚信”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承诺———诚实、信用，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现行会计制度的安排（正式或非正式）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将决定会计诚信，这就涉及到会计制度本身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合理、有效的会计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会计诚信程度的高低。既定制度安排下，只有诚信对谋取利益有助的情况下，诚信才能真正为本（陈新权，2002）。这对会计制度安排的要求就是以利益导向为基础，即当遵守会计法规时，不但诚信可以提高，从而提高其自身的无形资产价值，使得不遵守法律所带来的收益小于遵守法规带来的收益。2、会计制度执行方面。（1）我国发展股市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国有企业融资，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是本地区政府所高度关注的，而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的总体情况。因此，各级政府将会极力为本地区企业的上市融资出谋划策，这是因为资金的融入一方面可能帮助贫困企业脱困；另一方面，大量资金的注入将增强本地经济的活力指数，而在当前情况下，每年上市的公司数额有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结果将是实行上市配额制，这又进一步促进当地政府对企业上市的干预度，甚至不惜往要上市的企业注血，如在“猴王”的上市过程中，宜昌市就曾拨划500万元给其做“效益 ”。政府干预的表现就是对企业管理层，大股东作假帐、造效益行为的纵容和对注册会计舞弊的默许甚至指使其作弊。地方政府由一个市场公平秩序的维护者、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沦为”一个会计造假的幕后指使者。我国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另一个部门是中国证监会，它其实也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一方面它不希望虚假会计信息上市，因为由涉假会计信息所引发的资本市场危机是其工作失误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要贯彻中央政府的主要方针、政策（刘峰，2002）。证监会的这种两难处境使其无法很好地履行监督的义务，在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和贯彻中央政策方面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这种政府监管的形同虚设连同和社会监管的乏力，企业内部监管的薄弱使得理性经济人更加“理性”，更加懂得如何运用“诚信成本”换取经济利益。（2）对违规上市公司惩罚机制的不合理和力度不够也是良好的会计诚信难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⑤一方面，未给予当事人严厉的惩罚。在郑百文造假的处理中，只对董事长、总经理等12人和参加作弊的注册会计师进行了行政处罚。据《财经》杂志报道，1981年以来，只有大约10名会计师因作弊行为而被剥夺了再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格。另一方面，惩罚的范围不够，大量的上市公司舞弊案都与当地政府的默许、幕后指使有关，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几个参与造假的政府官员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受到了相应的惩罚？3、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缺陷，已经严重制约着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会计信誉度低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公司制度缺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企改制而来的，由于改制不彻底，上市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因此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较突出的问题。二、会计诚信问题的根源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不确性越大，用正式契约（制度）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规范的成本也就越大，非正式契约作为替代品发挥作用也应该越大。但非正式契约履行的基础是诚信。因此，市场经济越发展，对诚信的要求也就越高。从这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诚信经济。要使社会诚信的发展跟上市场经济的需要，就需要使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同步。换言之，当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完全同步，平衡发展，诚信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诚信（会计诚信）产生的根源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要使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完全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故严格意义上的诚信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我们日常所讲的诚信社会中的“诚信”是有一个度的。即以能够维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为限。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人们头脑中还大量残存着计划经济和封建残余思想，而市场经济却在坚定不移地往前推进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尤为突出，其引发的结果就是诚信的缺失（会计诚信只是其中的一个较突出的方面）。因此，对会计诚信的治理绝不能就会计诚信论会计诚信，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社会、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去加以考虑和治理。三、治理对策与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相对应，对其治理也应该从五个不同的层次着手。首先，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诚信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⑥会计诚信教育要从课堂开始抓起，注重对即将走向会计工作岗位的人员的教育，注重对已经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的诚信品质的培养，从而营造会计诚信氛围，培养会计诚信精神，塑造企业诚信形象，打造会计诚信品牌。在进行诚信教育的同时，注重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建立必要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由“良心主导”型转向“基于规范型”的会计职业道德模式（田昆儒，苏亮，2002）。另一方面，推行信息档案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诚信舆论氛围，建立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员的个人信息档案，并向全社会公开。对信誉严重不良者，各单位严禁聘用，从而促使单位个人珍惜自己的信誉。不仅如此，还要使我国逐步形成良好的诚信舆论氛围，人人蔑视造假者，让造假者成为“过街老鼠”，无地自容，这样的舆论氛围的监督是市场经济得以良性运转的基础。其次，加强会计制度方面的建设。会计制度建设包括会计制度本身和会计制度执行两个方面。前面我们分析了会计制度本身的有效性对会计诚信有着基础性的影响，但在我国，相比较而言，会计制度的执行方面显得更为突出。加快会计准则的研究和制定，减少会计虚假信息的施展空间。一是完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压缩财务报告粉饰的空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留有过多的灵活性，是财务报告粉饰的重要前提。因此，防范财务报告粉饰，应该对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予以完善，主要包括：适当调整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遵循的基本原则。（1）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作为首要目标。众所周知，可靠性和相关性是会计信息的两个重要质量特征，可靠性和相关性孰轻孰重，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如果一味强调借鉴国际惯例，盲目侧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则可能加重财务报告粉饰的严重性，因而，当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更为重要，这是我们审视我国近几年来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后得出的结论。（2）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减少可供公司会计选择的余地，尤其是对于收入和费用的确认、计量原则应尽可能地明确规范，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财务报告粉饰的可能性。同时，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若过于强调统一性，不给会计人员以适度的专业判断空间，也会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因此，在强调统一性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如何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二是针对我国特别是上市公司容易出现的信息披露问题加以规范。信息披露中主要存在两大类问题：第一是信息披露的非主动性。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披露总是抱着能够少披露就少披露，能够不披露就不披露的心态，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应该主动承担的义务和股东应该获得的权利。这种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信息披露的非主动性，包括临时报告披露的随意性和定期报告披露的滞后性。150家上市公司中，就有87家上市公司未履行重大事件的披露义务。第二是信息披露的虚假性。这是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最严重、危害最大的问题：（1）虚增利润；（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披露不实；（3）披露内容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4）盈利预测弄虚作假。要从根本上解决公司信息披露问题，必须加强公司治理，强化监事会等监督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为减少会计欺诈事件的发生，审计师、公司管理层及财务专业人员之间必须建立合作关系，营造无虚假财务申报的环境，提高各级金融机构负责人会计反假意识，对本单位会计资料真实披露承担法律责任。对公司提供虚增利润而导致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要实行经济赔偿责任。第三，要保证会计信息传递机制的有效性就必须加强对中介服务机构管理。解决会计制度和中介服务方面的问题可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1）将地方政府和有关监管机构（如证监会）纳入责任主体，使它们对自己造假责任和监管失职负责。（2）建立民事赔偿制度。从中国证监会对违规公司的处理来看，都是以行政处罚为主，以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为辅，这是不尽合理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美国，让证券违法最为胆颤的不是行政诉讼或行政处罚，而是小股东提起的民事诉讼要求民事损害赔偿（汤立斌，2002）。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可使得管理当局、中介机构违规的成本增大到其违规的收益，从而减少他们违规的动力。第四，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是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内部制度安排，为此必须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切实建立政企分开、产权明晰、责权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加强股东等财务信息需求者参与监控的动机和能力，这包括健全董事会、建立审计委员会、建立股东对经营管理者的强力约束、建立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基于合约的委托代理关系等措施；其次是完善业绩评价机制，应考虑增加一些涉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等的非财务会计指标，使代理人所得的利益与企业目标约束挂钩；三是改变激励措施，防止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就是要把对经营管理者的激励措施将长期绩效补偿与短期工薪支付分开；四是要通过持股结构的调整，分散大股东的股权，增加股权之间的相互制衡，解决“一股独大”的问题；五是建立和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增强董事会内部制约机制，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六是完善公司内部会计控制体系，规范公司的财务行为。第五，从诚信产生的根源着手，营造一个诚信的社会氛围。前面论述了诚信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对会计诚信的治理还应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法律制度的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培养，这必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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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一篇完好的论文,按上面的结构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修改吧会计毕业论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研究 [摘要]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日益成为证券市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鉴于界定有关各方法律责任对治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拟分别公司及管理当局，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法律主体，剖析应如何认定其法律责任以及应由何者来认定，并分析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优劣，提出了有关的政策建议。最后简要探讨了对财务报告粉饰可能采取的法律制裁措施。 [关键词]财务报告粉饰 法律责任 法律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一种公共产品，使用者为数众多，包括政府部门、大量的投资者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将可能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进而引发诸多法律责任问题。近年来，这一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以1998年为例，该年因财务报告粉饰，投资者先后状告山东渤海公司和红光实业公司；琼民源公司董事长及财务主管“开创”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先河”；东方锅炉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总经理亦受到刑事制裁。这些案例昭示着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法律责任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了。本文拟不揣冒昧，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涉及的法律主体除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外，还可能包括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为其进行资产评估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等机构和人员。 (一)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要对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如何认定虚假财务报告以及由谁来认定，却没有明确规定。 首先，判断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虚假的标准不统一。对于虚假财务报告的判断标准，在会计专业人士看来，通常以会计准则为依据，即只要符合会计准则，不管财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是否有出入，都不能认定为虚假财务报告；非会计专业人士对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则比较直观，即只要财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就认定其是虚假的。显然，这两种认定标准存在重大差异，会计专业人士强调的是会计的过程，非会计专业人士强调的是会计结果。然而，从各自的角度看又都有道理。这种分歧势必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此，一方面应该加强对会计准则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增加了解;另一方面，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尽量缩小会计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认识差距，便会计准则真正具有公认性，真正成为“公认会计准则”，只有这样，依据会计准则来认定虚假财务报告才可能被社会各界所接受。 第二，如何认定虚假财务报告产生的原因，是故意还是过失，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也是追究公司及其管理当局法律责任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公司管理当局对故意、一般过失、重大过失三种情况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同的。但有关法规没有对此做出具体规定。这必然给实际认定工作造成困难，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难在故意与过失，尤其在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之间作出明确区分的。为便于准确认定法律责任，必须提供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指南。 第三，有关法规对虚假财务报告应由谁负责判定留有空白。这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财政部门、证券监管部门、审计部门均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对虚假财务报告进行认定的混乱现象，这对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是很不利的。在虚假财务报告的判定机构上，应该予以适当统一。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告时，为其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呢?按有关法规规定，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出具了虚假审计报告，但是，何为虚假的审计报告?如何认定虚假的审计报告?虚假审计报告由谁来进行认定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1．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 首先分析一下会计界是如何认定虚假审计报告的。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第21条的规定，判断虚假审计报告的关键在于是否遵循了有关执业准则。该法第35条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拟订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据这一规定制定了独立审计准则。《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和9条以及《审计报告准则》的有关规定表明:会计界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与虚假是从审计过程的角度来进行认定的。这一点在《错误与舞弊准则》第7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它规定:由于审计测试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固有限制，注册会计师依照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的错误与舞弊。由于现代审计本身的特点，以及抽样审计及制度基础审计或风险导向审计的运用，使得注册会计师即使恪守审计准则，也不能保证发现公司所编制财务报告中的虚假或隐瞒之处，从而可能导致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与事实不符。从重要性原则来看，即使财务报告有失实之处，如果不重要，也不影响审计意见。 然而在非会计专业人士眼中，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包括虚假验资报告、审计报告等)的会计师事务所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时，应如何认定证明文件属虚假文件，常常引起争议。这些法律规定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很难断定其重视的是过程的真实还是结果的真实。一些法律界人士将其解释为结果的真实。例如法律专家刘燕认为：“这些条款充分揭示立法者在使用‘虚假报告’等概念时所希望表达的意思，即‘虚假报告’是指。‘内容不真实的报告’。因此，法律上关于‘'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验资报告’中的‘虚假’一词，应该是指验资报告的内容和结论与出资人实际的出资情况不相符。”她是从验资报告来论述这一命题的，因为审计报告与验资报告是类似的，其论述应同样适用于审计报告。她还更进一步阐明：“在法律界以及公众看来，如果说只要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满足了审计准则的。真实性'要求，就不能认为其工作的结果是‘虚假’的，其逻辑是很荒唐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分歧的实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册会计师职业执业状况与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二是现行的独立审计准则尚不是“一般公认审计准则”，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注册会计师行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逐步缩小期望差距，其关键在于使独立审计准则成为“一般公认审计准则”。 2．虚假审计报告产生原因的认定 有关法规也末对虚假审计报告产生原因做出详细的规定。我们不妨借助国外的经验来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在国外的司法实践申产生虚假审计报告的原因可分为三类，即过失、重大过失、欺诈。 评价注册会计师的过失，是以其他合格注册会计师在相同条件下可做到的谨慎为标准的。当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注册会计师应负过失责任。通常将过失按其程度不同分为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普通过失(ordinary negligence)是指注册会计师没有完全遵循专业准则的要求；重大过失（gross negligence)则是指注册会计师没有按专业准则的主要要求执行审计。首先，如果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重大错报事项，注册会计师运用标准审计程序通常应予发现，因工作疏忽未能将重大错报事项查出来，就很可能在法律诉讼中被解释为重大过失。其次，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项目的证实审计是以其内部控制结构的研究与评价为基础的。如果内部控制结构不太健全，注册会计师应当扩大抽样范围，这样，一般都能揭示出由此产生的错报，否则，就具有重大过失的性质。如果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本身非常健全，但由于职工串通舞弊，导致内部控制制度失效，由于注册会计师查出这种错报事项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而法院一般会认为注册会计师对此没有过失或只具有普通过失。 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欺诈就是为了达到欺他人的目的，明知公司的财务报告有重大错报，却加以虚伪的陈述，例如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作案具有不良动机是欺诈的重要特征，也是欺诈与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的主要区别之一。与欺诈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推定欺诈”(constructive fraud)，是指虽无故意欺诈或坑害他人的动机，但却存在极端或异常的过失。推定欺诈和重大过失这两个概念的界限往往很难划定，美国许多法院将注册会计师的重大过失解释为推定欺诈，特别是近年来有些法院放宽了“欺诈”一词的范围，使得推定欺诈和欺诈在法律上成为等效的概念。这样，具有重大过失的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就进一步加大了。 3．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机构 在实际工作中，对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机构也包括多个部门，这种状况必然带来了一些混乱，从而对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造成不利影响，应予以适当统一。 (三)其他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法律责任还可能涉及其他法律主体，如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等。对他们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以及由谁来进行认定，亦是解决财务报告粉饰中有关法律问题的重要方面。 对于资产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作弊或者玩忽职守，致使资产评估结果失实”。其他有关法规也作了类似的规定。然而，何为资产评估结果失实呢?在原来的资产评估管理体制下，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结果需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加以确认，通常不大可能发生失实的资产评估结果。但在资产评估管理体制改革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再确认资产评估结果，仅确认资产评估确认方法；与此同时，陆续出现了非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国有资产等所进行的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无关的资产评估。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就可能发生失实的资产评估结果。 由于资产评估这项工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即使两家水平相当、非常注重质量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同一项资产进行评估 ，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换言之，要想认定一项资产评估结果失实，从技术的角度看非常困难。或许正因如此，实务中才会出现“公司上市前的资产评估是‘财务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评估——进行“利润包装”的案例也才会屡见不鲜。至于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认定机构，有关法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由此，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审视有关法规，采取某种类似"釜底抽薪"的做法。例如，在公司改组上市时，严禁按照资产评估结果调账。 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种类 (一)现行规定描述 1．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现行的许多法规，包括《刑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会计法》等都对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因粉饰财务报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具有如下特征： (1)相关法规的规定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如下表所示)：一是对公司本身要不要进行处罚，有的法规做出了规定，有的没有；二是这些法规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给予哪些处罚的规定不尽相同；三是这些法规对罚款数额的规定不一致。显然，这种状况下，在具体对某一公司或某人进行处罚时，到底依据哪一个法规便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应尽快统一相关法规的规定。(2)有关法规对公司管理当局因粉饰财务报告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或是没有规定，或是仅仅作了原则性规定。例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此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证券法》则末作规定。也许这是要我们援引《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民法通则》第106条也只是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本身亦十分原则。 2．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样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刑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等法规均对此作了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因提供虚假审计报告所受到的处罚可能包括:(1)行政责任，即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全部或部分经营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撤销事务所等。(2)民事责任，即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注册会计师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可能受到的处罚包括:(1)行政责任，即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全部或部分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吊销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等。(2)刑事责任，即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3．其他法律责任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其他法律责任主体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类，我们不再加以详述。 (二)行政责任 由以上叙述可见，因财务报告粉饰问题而受到行政处分是当前追究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并且，行政处分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然而，行政处分真的那么有效吗?对行政处分作简单的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其不少弊端。 首先，行政处分的威慑作用不够。警告处分不疼不痒，因为警告是建立在人们十分珍惜荣誉的基础上，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人不以受到警告处分为耻;撤职或开除处分，由于上市公司等通常没有主管部门，其管理当局无所谓来自主管部门的撤职、处分，只可能受到来自证券监管部门的处分，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能形成一种威慑力，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处分往往演变成调离原工作岗位，或许还有可能得到提升；没收违法所得的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但要知道，查到的违法收人在实际违法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往往不是很高，对一些人来说，也许还是“有利可图”的；罚款处分时，为数不多的罚款也不能形成威慑力，因为这点罚款往往早在、或以后会在其他事项中得到补偿；吊销资格证书的处分理应具有较高的威力，但在实际中没有资格证书的可以从前台走同后台，工作照样千，薪酬福利照样拿。由此看来，行政处分的威力并没有立法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从行政处分的时效性来看。《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在客观上给行政处罚的运用造成了很木的限制，不少人也因此萌发了侥幸之心。 从上述分析知，行政责任虽然是追究财务报告粉饰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由于其存在上述弊端，我们不应对其过于看重。 (三)刑事责任 尽管相关法规中己经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上相关法律主体的刑事责任，可遗憾的是： 第一，因粉饰财务报告被处以刑事责任的案例并不多见，就是被处以刑事处罚，处罚也不是十分严厉。就拿轰动一时的琼民源案来说，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两人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徒刑，与该案件本身的恶劣程度相比，严厉与否不言自明。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何在?一来可能与我国这种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定罪量刑的刑事制度有关，许多案件难以寻找到确凿的证据;二来可能与财务报告粉饰问题较为严重，以至法不责众有关。然而，“规定了刑事处罚，执行时不得不稀稀拉拉，这就象狗光叫不咬人，久而久之，人们就不把它当作回事了。” 第二，对某些人来说，刑事责任并不会让其“望而却步”。对他们来说，“如果通过内幕交易等非法行动能够狠狠‘发它一笔’，坐两三年牢快活后半生，也是值得考虑的买卖。” 第三，对法人犯罪，刑事责任无用武之地。纵然法人犯罪，可以追究法人代表和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这可能无法对法人犯罪形成威慑力。追究某些个人的刑事责任，则有可能出现“替死鬼”的现象。 以上的分析表明，针对当前状况和刑事责任本身的特点，一方面需要加强刑事处罚的力度；另一方面，在追究有关法律责任主体法律责任时，也需要考虑刑事处罚效力的局限性。 (四)民事责任 现有法规就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相关法律责任所体现出的重视行政及刑事的法律处罚，轻视民事法律调节的倾向，与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自主性和平等性并且承认其各自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而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绝大部分又都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民事法律来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各主体的经济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民事赔偿具有调动有关利害关系人起诉的积极性，提高对财务报告粉饰者的威慑力等方面的优势。大量的案件告诉我们，多数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没有报案的积极性，但对于民事案件，如果受害者知道惩罚侵害者可望得到赔偿，他们就有了举报违法行为、协助政府部门调查以及起诉的积极性。“这不但是较低成本的执法行动，而且通过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制裁的威慑效果。”同鉴于此，应尽快建立健全民事赔偿制度，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建立“信赖假定制度”。在一投资者起诉红光实业案中，法院以原告无法证明其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在民事诉讼中，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但要证明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建议引入国外的“信赖假定制度”，即假定原告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已经信赖了被告提供的虚假陈述。 第二，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的利益有限，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起诉大公司、大机构。原因是告倒大公司、大机构费时费力，告倒它们的难度大。这一问题不解决，势必难以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发挥集团诉讼的作用。 第三，要对民事赔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做出详细的规定，这既是起诉人在起诉时需要了解的，也是实施民事赔偿制度的关健。但迄今为止，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赔偿哪些经济损失，在法律上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 (五)法律责任的分担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中可能涉及的法律主体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法律责任的分担便显得十分重要。就刑事责任而言，《刑法》第25条到29条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就民事责任来说，如何确定有关法律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结合红光实业案来剖析这一问题。该案中被告除了红光实业原董事外，还包括为红光实业上市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上市推荐人的法人代表和负责人。假定原告胜诉，那么，有关各方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有关各方的归责原则。就发行人红光实业来说，我国《证券法》规定了发行人的无过失责任。只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红光实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所难免。但原告并没有起诉红光实业。 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仅是“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连带赔偿责任，这里实行的是推定过错责任。同样，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一样承担无过错责任，主承销商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推定过错责任。对于其他法律责任主体而言，《证券法》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规定，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机构承担的也是推定过错责任。 对于法律责任的分担问题，若任何一项法规均末予以规定，其结果往往是引用“深口袋理论”(Deep Pockets Theory)，即采取谁最有能力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就由谁来承担的原则。这种分担方式使得法律责任转移到有经济能力承担的一方，由此将导致过失与法律责任的不相匹配，同时又怂恿了那些没有经济能力者去粉饰财务报告。在这一间题上，建议借鉴美国《私有证券诉讼改革法令》中的做法，即根据被告错误程度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 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法律责任的确定性与严厉程度 面对愈演愈烈的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我们必须做好一件事:强化有关的法律制裁。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决定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两个变量——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和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法律责任愈严厉，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愈大，威慑效果就愈强，反之就愈差。因而，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这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要提高威慑效果，就必须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或严厉程度，或者同时提高这二者。应该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的严重性与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低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要解决这一间题，就必须设法提高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而其具体措施只能是在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与严厉程度两个方面想办法。 就提高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来讲，加强行政处罚和充分利用民事赔偿制度是理所应当之举。诚如前述，某些行政处罚本身的威慑效果十分有限，但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予以弥补，例如提高罚款的金额等。对于民事赔偿，这一方面更是大有空间的。 在现阶段，仅仅通过提高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难以有效地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我们还应在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上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对于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程度，需要采用这样两项举措:一是在相关法律上充分明确有关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二是改革现行的司法制度，让应承担法律责任者确实受到应有的处罚。

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欺诈的民事赔偿问题研究众所周知，证券市场是信用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公众信用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支柱，如何保证和促进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与信任是各国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前进路上的一大难题。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因为监管与规范的不够完善，内幕交易、会计信息欺诈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大量存在。维护市场信用，法治证券市场已成为燃眉之急。一、会计信息欺诈的认定民法对欺诈的定义是：在民事行为中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有关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使对方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行为要构成欺诈必须符合如下条件：（l）主观上存在故意。即有欺诈行为之人有其特定的目的和动机，比如，牟取暴利、非法筹资等，而不是由于疏忽大意、过于自信等过失。（2）在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即故意向对方隐瞒有关真实情况或者故意捏造虚假事实。（3）对方当事人在被欺诈的情况下做出了有背于自己真实意愿的选择。（4）对方当事人对被欺诈是不知情的。而所谓会计信息欺诈就是利用会计报表及临时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及预测、分析，故意隐瞒与投资有关的真实情况或故意向投资者告知虚假情况，而使投资者做出了不真实的投资决策。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利用会计信息进行欺诈的方式主要有：（l）虚增利润。“红光实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改亏为盈，欺诈上市的典例。该公司1997年5月上市一年后便巨额亏损，净利润为一1．984亿元，每股收益为一0．863元。（2）虚增资产。蓝田股份为申报上市索性伪造土地使用批文，虚增银行存款，缩减股本。（3）虚增注册资本。有的公司为了达到上市的目的，故意虚增注册资本，待上市后再将其抽回。（4）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的上市公司的母公司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作抵押为集团借款，逐渐把上市公司掏空。（5）钻会计准则的空隙操纵利润。有些上市公司利用会计准则的不完善，通过债务重组、资本重组、资产重组操纵利润，突击扭亏。以上几种方式是我国证券市场上主要存在的会计信息欺诈行为。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做假帐的行为。这里，有必要注意，财务报表中对于未来事实（如利润）的误导性陈述。允诺、误测是否是属于欺诈，我国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未来事项的预测、分析，我们不排除会因主观判断而有所偏离将来的结果，但是提供报表分析的是一些专业人士，他们有着较深厚的专业知识作理论指导，对于公司的经营、发展状况又有着非常深的现实了解，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存在误导性陈述、允诺、误测的。因此，除非有理由认定该预测、分析偏离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否则，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是属于欺诈行为，也就是一种推定欺诈。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增强专业人士的责任感，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增强证券市场信用。二、会计信息欺诈责任主体的确认1．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会计信息欺诈的主体，他们之所以频频闯红灯，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会计做假的最大收益者。也许是“羊群效应”和法不择众，他们才屡屡铤而走险。上市公司必须为“埋地雷”负责。2．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主承销商、财务顾问、上市推荐人等）。如果注册会计师明明知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虚假仍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那么，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已不复存在的立华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因为为五家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而轰然倒塌。如果管财务报表真假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都不坚持原则或作假，那么财务报表的使用人就更难识别报表的真假。如果其他中介机构也出具虚假的资产评估报告、虚假的法律意见书、不按时公布上市公司信息等，这些中介机构对投资人由此造成的损失是难逃其责的，必然要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负责任。3．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如果说因为证券管理经验不足还能原谅的话，那么，政府有关监管部门对监管处置违法违规上市公司不力，不严格按《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坚决清除“地雷阵”所造成的证券市场的混乱等现象的出现，就不能用中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发展初期为由而逃避应承担的责任。4．新闻媒体。新闻媒体的责任在于夸大歪曲事实，它对于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欺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确认民事赔偿主体之时，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会计信息欺诈是一种侵权行为还是违约行为。因为这两种行为的民事赔偿主体的确认、赔偿范围均有所不同。侵权行为的责任主体为所有的侵权人，承担的范围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违约行为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合同相对人，一般不涉及第三者，赔偿范围仅限于财产损失。欺诈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凡是实施了侵权行为的人都应承担民事责任。证券市场上利用会计信息进行欺诈，有的是上市公司本身的行为，如虚增利润、注册资本等；有的是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行为，如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评估书；还有的是新闻媒体、监管部门的行为，如做误导性宣传，故意提前或延后进行报道。对于这些责任主体的确认，我们以行业准则和民法通则为依据来判断。凡是侵害了投资者利益的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共同侵权的应当负连带赔偿责任。三、会计信息欺诈受害人的确定会计信息欺诈受害人是指因受虚假会计信息的误导而遭受投资损失的投资人，并且其投资损失和会计信息欺诈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有的投资人没有看到或不知道该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就投资于该公司股票而遭受的会计信息欺诈期间的投资损失就不是受害人；有的投资人不在会计信息欺诈期间投资于该公司股票而遭受的投资损失也不是受害人；有的投资人不在正规证券经营机构买卖股票所遭受的损失也不是本文所阐述的会计信息欺诈的受害人；是真正的该公司会计信息欺诈的受害人；但没有或已丢失有关证据也不能成为受害人；非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欺诈所造成的股票投资损失也不属本文的受害人。四、会计信息欺诈的判断标准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会计信息欺诈行为的判断标准，这就导致在司法过程中非行业专业人士与专业人士之间对于如何判断，以何为依据产生了分歧。专业人士认为应该以行业准则为依据，只要符合行业准则，不管内容与事实是否有出入，都应是合法的；而非专业人士认为，如果内容与事实有出人，且主观上有故意，就应该认定为欺诈行为。前者强调过程，后者注重结果，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判断一行为是否为会计信息欺诈行为应该以行业准则为标准，理由如下：（1）从行业准则的合法性来看，我国大部分行业都有其自己的行业自律组织，并且我国法律也承认各自律组织的合法地位。行业准则是在各行业自律组织的领导下，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制定而成的本行业的职业行为准则，行业准则在通过前必须获得法律的认可。由此可见，我国法律承认行业准则的合法性，既然是合法的就不存在与法律相矛盾、抵触，在判断中我们就可以适用行业准则。（2）从行业准则的专业性来看，我国各行业准则都是在各专业人士的商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深扎手实践土壤，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专业性。如果由非专业人士来讨论制订，脱离了实践基础，必然会不符合规律，也不科学。因此，在判断中以行业准则为依据是必要的。（3）从我国的法治价值趋向来看，我国正在向法治化发展，一切应该依法办事，行业准则是一种行为规范，且得到法律认可，依其规范职业行为，也是法治之体现。五、认定机构由谁来认定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至今仍是我国法律的一个空白，给这类案件的民事诉讼造成很大障碍，甚至导致许多案件的悬而不决。因此，由法律明确规定认定机构急待提上议事日程，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我国《证券法》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但是没有对它作出权力上的任何约束，这就导致证监会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如果由证监会作为认定机构，就存在一个怎样保证其公正性、权威性的问题。事实上，在对亿安科技、郑百文等上市股票的处理中，许多股民已经对证监会的监督管理职能有所质疑。作为一个认定机构，必须具备专业性、公正性、权威性。目前，我国尚没有这样的专门机构。由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素质、与有关证券机构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专业人士组成对证券市场欺诈行为进行认定的机构是证券市场发展的必然，也是完善我国执法的需要。六、适用法律问题目前涉及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欺诈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法规有：《刑法》、《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法律责任也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对民事责任没有提及。《民法》和《民事诉讼法》对上市公司及相关部门和单位因会计信息欺诈所造成的投资者损失应如何承担赔偿，没有专门的规定。有一些相似的规定，也比较原则和笼统，不具有操作性。建议在《民法》或相关法规中增加有关因会计信息欺诈所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民事赔偿具体条款。七、民事诉讼方式市场经济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在各类经济关系中双方地位是平等的，遵循的是等价有偿原则，因此，当一方遭受损失时，有过错的一方就必须履行对价赔偿。目前，我国法律对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因受欺诈而遭受的损失很少采用民事赔偿制度；另一方面，因为证券市场上大都是中小投资者，如果起诉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甚至证监会、新闻媒体，不仅费时费力，也难以保证胜诉，经济上得不到补偿，使得广大投资者没有诉讼积极性，民事权益也没有得到切实保障。为提高诉讼积极性，也加大对欺诈行为者的打击力度，我们建议采用集团诉讼和风险诉讼相结合的一种诉讼方式。所谓集团诉讼就是当标的为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时，可以推选出代表人，代表共同意志和利益的诉讼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已有明确规定。通过集团诉讼可以扩大诉讼标的，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风险诉讼则是律师和当事人胜诉后按比例分成，也就是将诉讼风险由律师和当事人共同承担，增大了诉讼力量。在司法过程中，若能将这两种诉讼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将会大大提高投资受害者的民事诉讼积极性，促进我国民事赔偿制度作用的发挥。八、损失金额的确定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是取得民事赔偿，这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证券市场本身所特有的波动性，对受欺诈的投资者的损失如何确定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妨参阅一下美国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为证券而支付的金额与（1）在提起诉讼时该证券价格的差额，或与（2）在诉讼前该证券在市场上出手的价格之差或与（3）该证券在起诉或在判决前被处理时所定的价格之差——如果该损失少于能够代表为证券所支付的金额（不超过该证券在向公司发行时的价格）和在起诉时的价值之差这一损失。另外，对于持续性信息公开中损害赔偿的计算，美国是在判例中确定的。如“欺诈买卖的价格”与“重要消息公开后相当期间内的最高成交价格间的差额推定为损害赔偿数额”。从这些规定中看出，法律不支持间接损害赔偿，即对于未来可得收益的损失赔偿以及机会损失赔偿不予支持。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投资者因信息欺诈而遭受的损失不仅是现有利益，还应该包括本来可得利益，这是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在衡量经济决策时通常会考虑的问题。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建议在计算损失时以国库券价格为参照。具体计算方法为；投资额/买入时国库券价格×起诉时国库券价格一起诉时卖出证券的全部价款。之所以采用国库券为参照，是因为国库券在证券市场上价格最为稳定，风险性小，且能够体现货币时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