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理论改革杂志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要尽快从书斋走向现实一一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方法转型问题的思考霍宪森 一、 关于问题的提起我写的《论创立中国特色的两权分立的公共权力结构形式一一论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改革》一文，于2005年1月12日在燕南学术网中国研究栏目发表之后，随即有两位学友先后对这篇理论文章发表了个人的网上评论意见。其中有一位学友认为，文中提出的观点严重脱离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一般要求，因而是糟得很，是胡扯淡；而另一位学友则认为，文中提出的观点充分体现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本规律的内在要求，因而是好得很，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政治实践价值。应该如何看待两位学友对我这篇文章中阐述的观点所作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提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评价意见和看法呢？我认为，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前者以完全否定的评价意见给我以激励，还是后者以充分肯定的评价意见给我以鼓励。他们都能对我个人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所以，我对他们两位学友都应该表示衷心地感谢。但是，从两位学友对我文章观点作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根本对立的评价意见中所体现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结合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一些专家学者在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中所反映出的理论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实际问题来看，我认为，我国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学爱好者，在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上，当前明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一种是书斋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一种是现实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由于书斋型的研究方法明显具有就书本理论研究书本理论，凭个人的主观愿望， 脱离开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规律去研究中国政治理论，因而使研究结果及其政治观点有着较多空谈性的特点，而现实型的研究方法明显具有就现实社会 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的实际问题研究书本理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着眼于从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规律中去研究中国政治理论，因而使研究结果及其政治观点有着较多实用性的特点，所以，我认为，为了更好地充分发挥中国政治学在新时期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促进作用，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应该尽快从书斋型研究向现实型研究转型。二、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书斋型理论研究方法的主要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书斋型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严重脱离开了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那样一种就书本研究书本、就理论空谈理论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避开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的改革，而去片面地研究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根据多年的政治生活经验，我们知道，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和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对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在当代中国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和社会管理机构系统中的具体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进行改革，并通过改革使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的执政方式在其中能够得以科学定位的问题。所以，如果避开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的改革以及如何对其执政方式给以科学定位的问题，去片面研究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就难免会使研究结果及其理论观点自然陷入书斋型研究领域，使其与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的实践严重脱节。但是，从近几年来看，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例如：在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我们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作为一般政治学爱好者，在对作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核心内容的国有公司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研究和设计上，就明显犯了避开党委来设计构建国有企业内部政治领导体制的研究方法上的错误。所以，尽管他们对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设计的如此严密，如此完美，但却又难免会是一种书斋型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因而使他们所设计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必然是一种书斋型的现代企业制度。正因如此，才会导致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工作，或者走了弯路，或者误入歧途。并最终落入书斋陷阱而难以自拔。再例如：在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建设方面，我们那些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研究设计上，也同样犯了避开党委（或村党支部）来设计构建村级内部政治领导体制的研究方法上的错误。所以，尽管他们对村级自治领导体制设计的如此民主，如此完美，但却又难免是一种书斋型的村民自治制度。正因如此，才会导致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同样因落入书斋陷阱多走了弯路，而使我们目前不得不考虑重新研究设计真正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内在要求的那样一种以农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结构。。二是脱离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客观要求，去主观地研究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并通过总结分析和学习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逐步趋于清晰。这就是，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包括诸如关于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实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与统一起来的规律；关于既要授权于党委，又要限权于党委，使党委严格限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范内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使党委机构直接作为公共权力主体代表党和人民对当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实行科学的、民主的依法执政的规律；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应该由各级公共权力中的常设最高决策领导权（简称决策权）和常设最高决策监督权（简称监督权）两权分立、使它们二者相互分工制约与合作，从而确保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进而确保使各级公共权力都能够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的规律等，都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所应并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规律。它们既各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相互配合补充，相辅相成，从而共同构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体系。因此，我们只有严格按照这些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去研究思考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问题，才能确保使研究结果及其理论观点符合中国现实政治生活的实际需要，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否则，就难免会使理论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书斋研究领域之中而无法自拔，从而导致其无论提出的观点多么好听，设计的方案多么严密和民主，结果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成为一种虚功夫、花架子，好看而不会中用。从近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政治学界在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理论研究上，一些专家学者所研究设计出的政体改革思路和改革方案，诸如所谓“党政分离”的思路；“党政合一，寓党于政”的思路；“由地方党委书记兼同级人大主任”的思路；“行政三分制”的思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思路；“多党制或一党多派”的思路；还有那种以各种理由总是试图把各级党委机构实际置于我国各级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和社会管理机构系统之外或之上，从而使各级党委机构在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外部或上部对国家和社会发挥其所谓间接宏观调控作用的思路，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思路，都是一些严重背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本质要求的，因而都是只凭主观愿望，脱离开了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实际情况的书斋型的观点和思路，都是一些虚功夫，貌似有理而不中用。三是脱离开现实中国国情，用或者僵化固守国际共运史上由巴黎公社所创造和由斯大林所发展了的两权合一模式，或者教条式地照搬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提供出的所谓成熟经验和国际惯例的固定思维方式，来抽象地研究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在这方面近年来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过于盲目崇拜西方国家的一些资本主义政治学理论，其中有些所谓专家学者，实际上就是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翻译专家和翻译学者。他们通过大量出书、写文章等多种途径，把西方各国历史上古今政治学家和思想家的一些形形色色的所谓政治学理论和思想观点，诸如所谓“政府干预市场而导致腐败”的思想观点；“现代化进程导致腐败”的观点；“高薪养廉‘的观点；“强国家弱公民社会导致腐败”的观点，等等，不加任何分析或者以高度赞赏的心理翻译介绍到我们国家中来。但在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剖析，并通过研究剖析去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上缺乏真功夫，不愿下真力气。因此，使他们所翻译介绍到我们国家中来的一些政治学思想观点，多数都是一些只限于纸上谈兵的书斋型的政治学理论观点，或者不好用，或者在我们国家内部根本就不能用。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要尽快从书斋走向现实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全在于实际应用和实践。同时，我们常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以，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中国政治学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应该要尽快从书斋走向现实，从而使中国政治学少练虚功，多想实招，使中国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在有所作为中努力为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实实在在的重大理论贡献。为此，我认为，当前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应该注意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要在紧密结合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执政方式的改革中，来研究探讨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里关键是要注意防止理论研究中出现“三个不”的错误思想倾向。一是认为，对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执政方式改革和定位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党建理论研究部门和党建工作者所应承担的一个研究内容，因而它不应该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围内的一个研究内容。二是认为，对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执政方式改革和定位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冒有风险的政治理论问题，因而中国政治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不便于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它只能留待党建理论工作者们去专门进行研究和探讨。三是认为，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不应该是当代中国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和社会管理机构系统中的一个必备专门常设机构，因而当代中国政治学不必要把对党组织特别是党委组织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定位问题，也同时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进行专门研究。上述三种认识，都是非常错误的。如果不能彻底克服上述不应该、不便于、不必要的错误认识和思维方式，当代中国政治学就将会在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总是使自己处于那种不应有的被动地位。 2、要在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并充分尊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客观规律的过程中，来研究探讨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里关键是要特别注意克服和防止理论研究中出现两个方面的偏向。一是把既要授权于政府，又要限权于政府，使政府严格限定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内正确行使公共权力的这个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也同时认作为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但是，在对应该作为被授权和被限权的所谓政府即公共权力主体的确定范围上却又错误地认为，这里所说的政府即公共权力主体，只是应该包括理论上的那种由所谓立法机关（即各级人大）、行政机关（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各级公检法）等组成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正在直接掌握和行使我国各级全部政府公共权力，因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我国各级第一政府的各级党委机构，却不应该被包括在内。并由此错误的断定，各级党委机构既不应该是一个被各级人民直接授权的公共权力主体，因而它同时也不应该是一个被各级人民直接限权和被各级人民直接监督的公共权力主体。正因如此，才导致我国政治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都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用这种书斋型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领导体制改革中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二是把经过西方政治实践证明是一种科学权力结构形式的西方国家政权结构体系中关于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机构组成的那种所谓“三权分立”和分权制衡的公共权力结构形式，也同时认作为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结构体系中公共权力结构所要采取的一种最佳结构形式。但是，由于这种方式难以或根本无法给各级党委机构在各级国家政权结构体系中的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必备常设公共权力机构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固定位置，因而又总是错误地试图把各级党委机构实际置于我国各级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和社会管理机构系统之外或之上，从而使各级党委机构同时在各级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外部或上部对国家和社会实施所谓间接宏观调控、间接宏观管理、间接宏观执政和间接宏观领导。正因如此，才导致我国政治学界的许多专家学者都一直是并且至今仍然是用这种书斋型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领导体制改革中的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由于上述两种思维方式都是不符合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实际情况，严重脱离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内在要求的思维方式，同时，由于这两种思维方式又一直是在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对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研究方向起着极大的误导作用。所以，对这两种错误的思维方式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都必须注意加以彻底克服和防止。否则，就难免会使当代中国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由于掉入书斋陷阱难以自拔，而结果导致或者多走弯路，或者误入歧途。并由此给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应有的危害。 3、要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科学总结和学习借鉴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同时努力促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来研究探讨和思考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里关键是要注意做到三个正确理解。一是要正确理解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发展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并努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二是要正确理解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并努力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中那些不仅能够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内在要求，而且同时也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内在要求的，那些真正具有人类共同性的和普遍适用性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有益成果，来研究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三是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要敢于正视和承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上现实存在着的主要缺陷、弊端和问题，又要注意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切实避免因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只能体现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规律本质要求的一些具体模式和做法，而妨害和阻碍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总之，我认为，只有切实做好了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才能确保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尽快实现从书斋型研究向现实型研究的转变，确保使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工作，更好地适应我国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在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大显身手，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积极促进作用，从而使中国政治学也能同当代中国经济学一样，通过自身有所作为同时成为中国社科界的一门显性学科。以上所言，是事关当代中国政治学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究未来走向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这里也只是单纯指出了近年来我国政治学界各位专家学者在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现实存在着的一些缺陷和问题，甚至对有些问题还可能说的过于严重，而只字未提中国政治学界同仁近年来为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和成绩。另外由于本人才疏学浅，眼力受限，对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发表个人看法，难免有说的不当之处。因此，希望中国政治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学友同仁，都能够多多担待，都能够本着向前看，谋长远发展的原则，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来围绕我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共同思考和研讨。都来评论一下我的以上所言是否真正具有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讨论的价值和实际意义。都来评论一下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否真正应该尽快实现其从书斋型的三权分立模式研究向现实型的党委立宪的两权分立模式研究转型。当然，对我不当之处，也恳请诸位专家学者给以批评指正。附：主要参考文献 2005年1月22日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省直分校通讯地址：济南市经十东路279号邮编：250014 电子信箱： 附:主要参考文献 1、《论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书，霍宪森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此书内容已由学说连线网以1、2、3、4、5、6《论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六篇论文形式发表。 2、《论创立中国特色的两权分立的公共权力结构形式一一论当代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改革》，霍宪森，发表于2004年12月29日学说连线网国家政治栏目。转载于2004年12月30日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学术观点栏目。 3、《论建立中国特色的横向权力监督体制》，霍宪森， 发表于2003年12月4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频道理论研究栏目。 4、《论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含义及其具体实现形式一一在与时俱进中深化对民主集中制基本问题的认识》，霍宪森，发表于2004年9月10日中国政治学网政治学前沿栏目。 5、《“四三三三”结构是我国基层单位领导体制的最佳形式》，霍宪森，发表于2003年4月1日中国人大新闻网。 6、《“三二二二”结构是我国县级党组织领导体制的最佳形式一一论县级党组织领导体制的改革》，霍宪森，发表于2004年11月21日中国农村研究网。 7、《“四三三二”结构是我国县级领导体制的最佳形式一一论县级领导体制的改革》，霍宪森，发表于2004年7月23日中国农村研究网。 8、《西方国家权力制约论》，叶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9、《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高新民、农华西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10、《十六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关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都是一些比较有思想的人写出来的

对于这个体制改革的问题是现在这个事我们不能够了解的，我觉得可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那些的了。

司法独立，三权分立，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废除一切封建专制。

总之，现实生活提出了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要求给予科学回答。这些问题，包括理论方面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也包括体制方面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它们大多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于是恢复政治研究的问题就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出来了。1983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样，上下结合，中国政治学才得以恢复。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是从重建中国政治学会开始的。 前面已经提出，中国老一代政治学家早在1932年就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并于1935年、1936年和1942年分别召开过三届年会。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把政治学与法学合并在一起，因此，1953年4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而1932年参加建立中国政治学会后仍留在大陆的老一代政治学家如钱端升、张奚若、钱昌照、周鲠生、许德珩、王铁崖、楼邦彦等差不多都参加了这个中国政法学会。中国政法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曾经在1945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董必武，副会长是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钱端升。1980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重建)大会，全国除一些边远省市外，有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领导到会祝贺。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在讲话中说：“政治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建国后取消政治学研究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损失”。他认为“政治学不仅要研究‘政治制度’，而且要研究国家、政党、人民和政治家及其相互关系”。他强调，“要研究人民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如何在一切基层单位，即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细胞里，实现民主的政治生活，使每一个公民作为主人翁来行使自己的权利；……”中国著名老政治学家，当时已满80高龄的钱端升教授在会上的发言颇为引人注目。他认为，苏联社会科学的落后与其过分集中而又僵化的政治制度、压制民主有关。他强调研究政治学应提倡“首创精神”，要“采取一些新的想法，写出一些新的论著，使得我们的政治学能够满足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要求，能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对所出现的政治问题作出正确的解答，从而推动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他同时提出要发展政治学，创立新的政治学，还必须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良的制度和有效率的管理方法。他还举例说，西方某些国家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就值得中国借鉴。会议还通过了《中国政治学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政治学会理事、名誉会长、顾问、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并任命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名誉会长为钱端升教授及当时已92高龄的邓初民教授。会长为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友渔教授。中国政治学会的重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全国性政治学会成立后，各省市相继成立了地区性的政治学会。此后，不断召开各种政治学专题研讨会，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若干地方社会科学院也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研究所。中国政治学会重建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等近20个高等院校相继建立了政治学系，培养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政治学理论的国家重点学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设立了政治学理论的博士点。 政治学恢复以后，有关各种译著纷纷问世，但报刊的数量不多。中国政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自1980年起陆续编印《政治学参考资料》，介绍国外政治学有关资料。在此基础上，于1984年出版《国外政治学》杂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政治学研究》杂志，《国外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者了解国外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政治学研究》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种政治学专业学术刊物。这两份刊物当时都很受学者欢迎，但是在1989年同时停刊。《政治学研究》后来恢复了出版。同样极受读者欢迎的上海《政治学信息报》，则早在1988年就停刊了。20年来，中国政治学著作的出版量很大。首先是政治学教材，在政治学基本理论方面的，如《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政治学基础》等，至今已先后出版不下五、六十部。此外，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中国政府、外国政府，以及各种专题等等，也配合教学需要而相继出版。其次是各种专题，如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权力制衡问题、民主法治问题、政治发展问题、人权问题、决策问题、现代化问题、市民社会等等，种类及数量都很可观。这20年来，还大量翻译引进外国政治学领域的名著和新理论、新思潮，它们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起了很有益的作用。199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政治学卷》正式出版。这部书集全国老、中、青年政治学者，费时七、八年之久，撰写了1000多辞条，共约160万字。该书的出版，实为中国政治学界一大盛事。 下面仅就政治学研究工作方面，谈几点个人看法：首先，政治学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为此，就要求中国的政治学工作者，能够立足于中国现实，深入下去，脚踏实地做大量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做认真的社会抽样调查，要定性分析，更要定量分析。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其次，政治学研究要努力达到本身科学性的要求，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需要。政治学研究只能靠坚持自身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干扰，或者甘做轻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变成了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会严重败坏政治学研究的声誉。最后一点，政治学研究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不能固步自封，必须面向世界，敢于引进外国政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进行研究、验证，以便参考、借鉴。特别是在中国国内中断政治学研究的那30年中，正是西方政治学大发展的时期。根据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的统计，二战以后30年内，世界各国政治学的研究机构增加了7倍；各国发表的政治学论文与报告增加了3倍；各国专业政治学者也增加了3倍。这30年中，西方政治学者都做出哪些成果，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要补这一课。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要敢于引进西方那些行之有效又能为我所用的东西。然而这个问题，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还解不开的郁结，认识上曾经多次反复。前几年，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为译介西方学术理论著作而做过努力，但是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诟病。其实马克思主义从产生时起，它就是开放的，作为科学理论，它从来不是封闭的。人所共知，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吸取了人类科学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产生的，它本身要发展，也就不可能拒绝从当代人类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那么，西方的学术著作，一切都是好的么？当然不是。它们之中也确实不乏牵强附会、甚至荒谬绝伦之作，但是不能因为伪劣制品的存在，就拒绝与优秀成果接触。同时，我们应该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专家学者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对是非、善恶、美丑，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征程，走过来的是坎坷、泥泞的道路。直至今天，也很难说它已步入坦途。但是中国政治学未来肯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需要政治学。

这个还是国家的政治家，这个月意思吧，感觉是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要依据“三大方面”的组成部分考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依据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这一最鲜明特色来考量。要按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政治体制改革，既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又重视改革理论的先导；要朝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中考虑政治体制改革思路，又用政治体制改革成果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要联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谋划。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五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政治问题、政治体制问题牵涉到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既有各种难以解决的经济、文化、社会问题“转嫁”到政治领域来的情况，也有政治本身的问题影响到其它领域的情况。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在自身范围内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的，单纯靠政治体制改革来一举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设想也是不切实际的。正确的选择是联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来谋划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互动交汇中，由点及面，循序渐进，通过有序的政治实践实现我国政治体制的最优化变革。再次，政治体制改革要结合“五大建设”的党建工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最重要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完全可以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和最后取得成功，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十八大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对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五大建设”的党建工程紧密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通过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和依法治国，通过党内监督体系建设,促进建立健全整个社会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坚强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