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陶寺文化研究论文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几十年来，历经几代学人的艰苦探寻，沉睡于地下4300多年的“尧都”终于石破天惊般地面世了。陶寺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早4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也是证实“尧都平阳”的关键证据之一。文明起源之初，指导人们“春种秋收”的是节令和历法。2003年春季，在襄汾陶寺遗址中期小城内，考古学家发现一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经过考古学家和天文学家两年多的反复研究和观察，确认这是一个兼具观天授时与祭祀为主要功能的观象台。陶寺观象台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台基上立有13根柱子，柱子间距在15厘米之间，形成了12道缝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介绍说，观象台构成地平历观测系统，站在观测点上，透过缝隙，通过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山脊线上日出，可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以及宗教节日等。考古学家描述出当时的情景：4100多年前，陶寺邦国的“王”在国都东南，夯筑起3米多高台基，台基上砌筑了4米多高的13根柱子，派官员在这里进行观测，确定农时、祭祀的节日，制定出“历法”，并告诉他的臣民，什么时候春天来临，什么时候冰雪消融，什么时候祭祀天地，什么时候春播大麦、什么时候种麻封姜……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尚书·尧典》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多年来，经天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实地观测，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似一个门，从这里可以看到冬至至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农历八月十四日至冬至日的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吻合了《尚书·尧典》中记载的“寅宾出日”形态。《尚书·尧典》中的“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是通过观象台观测日出方位和圭表测量正午日影两种方法共同得到的。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代天文学十分发达，而天文历法被认为是政权的象征。如尧禅位于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举行禅让典礼时，尧要把天文仪器亲自授给舜。因此作为“帝尧邦国”的标志性建筑，陶寺观象台遗迹的发现是证实尧都的重要依据。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4个节气，站在复原后陶寺观象台观测点上，观看东方塔儿山日出，体验观象台的神奇，感受帝尧时代的伟大。

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

180万年前，西侯度遗址——人类最早的文明之火从这里点燃；7000多年前，中华始祖炎帝从这里开启农耕文明，赋予了中国最初的底色；

4300多年前，帝尧建都平阳，陶寺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最早的中国从这里开篇；

山西长治小常小神村夏代遗址出土的石铲、石刀、石镰， 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夏代遗址出土的水井、石刀、石镰、石铲， 山西翼城感军夏商遗址出土的石铲、石刀， 山西永济东马铺头夏商遗址出土的石刀， 等等

晋国文化璀璨600多年，奠定了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基石，中华法制篇章的文明从这里开启……

尤其应该提及的是，近40年的考古探明，距今4300年左右，尧帝在山西襄汾陶寺建都，陶寺就是尧都，山西南部所在的“中土之国”是“最早的中国”，“古中国”正是从这里走来！

中国最早的桑蚕实证是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约公元前3500年的半个蚕茧。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与青铜器上，也出现了蚕纹雕刻或蚕桑丝帛相关的文字记载，凡此种种，皆为中国先民早期桑蚕活动的见证。

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

陶寺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了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

二是出土了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

三是出土了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突破了水源的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

四是墓中出土了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已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

五是在陶寺千余处墓葬中，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磬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

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象征着国家形态的礼乐制度和阶级差别，标志着当时的山西晋南地区正在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