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论文结束语

金融危机与农民工的出路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来说，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失业。如果哪天饭碗突然不保，假如恰巧还是一家之主，不仅自身的生活水准大受影响，整个家庭都将因此而陷入困顿之中。而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最可能于危机中失业的，是那些背井离乡，到繁华都市里辛苦求生的农民工。一则是因为他们人数庞大，可替代性强；二则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和资源有限，从而抵御危机的能力也有限。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对失业的恐惧感，那些返乡的农民工，这个年也过得不踏实。据报道，为了能保住工作岗位或者找到新的工作，从年初二开始，就陆续开始有农民工赶往广东等地。到了大年初四，大批扛包拎箱的农民工，便已经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了。各种信息表明，2009年就业形势比以往要严峻得多。2008年第四季度，中经济增幅滑落到7%以下，为近7年之新低。2008年全国有超过60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仅广东省1到10月就有15661家中小企业倒闭。大量企业倒闭或停工，令2000万人失业，占到1.3亿外出农民工的15.3%，造成一股农民工返乡潮。据统计，在我国农民的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非农务工增收。可以说，农民工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给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导致农民平均收入下降。再者，不断增长的返乡农民工人数因为耕地的有限性也可能引发冲突。一些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地方劳动局表示，大批劳动力返乡，既没有文化又缺少技能，可能使社会不稳定因素突然增加。但如果以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只有农民工及其输出地，则大错特错。事实上，既然同在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中，在同一条生存链上，当遭受这场历史罕见的危机冲击时，就不会有人能成为“幸运者”。因此，面对这场危机，我们必须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这场危机中，全社会要特别善待农民工。改革30年来，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在城市卑微生存的群体，是他们承担了社会改革、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大量成本，就外向型经济突出的沿海地区来说，这点尤其明显。在中国，怎样善待农民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他们不仅需要就业，需要收入来养家糊口，也需要得到城市的其他群体的尊重，需要平等。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越要善待他们，善待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善待我们自己，没有他们超额的付出，我们今天就得更多付出。

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我国已达1.4万亿的出口市场立刻受到严重影响，预期增速同比将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近期将出台涉及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房地产等十大产业的的振兴规划。我认为，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自我国80年代末以来撤消了冶金部、机械部等政府产业部门之后，第一次把产业发展规划重新放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将对我国这十大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从已经出台的振兴规划草案来看，还有两处硬伤：一是十大产业规划中的“轻工产业”，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按照“一轻”、“二轻”的行政式行业划分来规划产业振兴政策，显然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中，快速消费品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市场规律，那么为什么要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轻工”分类来做新时期的产业规划呢？二是产业“振兴规划”中“振兴”两字太土太旧，不能反映新时期、现阶段的产业规划的核心价值和发展取向。日本在四十年前、美国在二十年前都曾提出过相当系统、有效的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法律。我国的产业振兴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那么近日再提产业“振兴”，与以往有何不同？标题中关键词的简单重复，显然意味着规划者还没能真正掌握今日规划与往日规划的不同之要诣。我认为，今日产业规划，必须用“产业主导权”来统领。我国企业的产业主导权孱弱，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刚刚开始融入国际市场，只能进行“三来一补”等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当时还没有产业主导权的概念，或者说还无暇顾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升级，从以打火机、纺织品为主向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为主过渡。在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开始“亲身”感受到全球产业主导权的重要性——不论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低层次，还是企业平均利润的越来越低，都可以归结为“产业主导权”的缺失。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限制于低利润的市场或渠道；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没有获得金融支持和资本运作的机会；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外技术标准，购买国外企业的专利……虽然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但却未能相应的高利润，一旦外部需求萎缩，最先遭殃的就是我国的企业。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巨大冲击，再一次证明了产业主导权的缺失是我国产业发展的软肋。长城所长期关注着产业主导权问题。我认为，产业主导权包括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这三方面内容。其中市场主导权包括工业产品的价格主导权与消费品的品牌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包括货币主导权、资本运作的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转移、技术联盟等方面的内容。而技术主导权又决定着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获取，它是产业主导权核心内容。我认为，这次推出的产业规划应把核心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建立在“获取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主导权”上来。以全球产业主导权争夺为核心，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引：首先，这次产业振兴的方向是什么。在这十大产业的当前基础上，简单的扩大市场需求，是不可能达到“振兴”的目的的。只有转变当前的产业发展路径，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领导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十大产业。其次，产业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将扩大内需、缓解就业率不断下滑为目的，那只能起到短期效应，也无法从长期上促进这十大产业的振兴。在振兴方向上，我们应该遵循温总理与2008年12月27日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提出的“三结合”，并作为制定振兴规划的指引，也就是“克服眼前的困难同保持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再次，出产业振兴的主体应该是谁。十大产业中，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相当集中的领域。产业振兴规划不应演变为扶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政策。在规划中，应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高其产业比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去国际市场上竞争，争夺产业主导权。最后，产业振兴的关键措施是什么。如果仅仅将已经讲了多年的“加强技术改造”、“加强研发力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拿出来再讲一遍，恐怕对产业的振兴和企业的操作不会有何实质性的促进。振兴规划公布前，应投入精力研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为中国企业争夺全球产业主导权创造良好的氛围。具体的来讲，振兴规划必须着眼于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从技术主导权入手，推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办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可以操作的企业间技术转移平台、技术联盟，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主导权获取。同时，要通过四维价值链分析，研究产业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在不同产业领域推出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国际商品价格、品牌建设等领域保护和扶持重点企业的发展，从而争夺国际市场主导权。第三，要继续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不能因短时间的出口受阻就压低人民币汇率，要从货币主导权的高度稳定人民币的远期预期，进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建立企业的资本主导权。当然，并购的前提应该是对并购对象的详细调研和成本、价值分析。

当前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一点，最近国际经济评论界已有共识。以至一向以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著称的诺贝尔奖金得主萨缪尔森最近也对西方领导人发出严肃警告： ”这场经济动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历史时期中前所未有的，它使重要政治领导人及其经济学家们毫无思想准备。他们几乎已经不知所措。正如所有严重的经济动荡所带来的后果一样，这场经济动荡所造成的后果也必然是社会性政治性后果。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已不再是少数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孤立的问题了。日本、亚洲其他国家、拉丁美洲和前苏联集团的经济都在放慢增长速度或陷入衰退。这些地区加在一起，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除非它们的经济衰退被制止，否则崩溃局面将自行蔓延。“ 一位德国银行家最近也指出：”如果美国倒了，欧洲也会跟着倒下去。现在的情况与20年代末在美国和世界发生的情况的相似之处太多了。有一个共同点是：股市在有时出现引人注目的技术性反弹后又一再下跌。一个不同点是：这一次，金融货币投机到了极没有节制的地步。“（《参考资料》9月16日） 更深刻地观察，我们可以认为这次危机乃是5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将引起全球经济政治的深刻结构改组和政治变动，将导致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最终倾覆。 四 如果以10～30年发展趋势的观点作中程展望，我认为未来世界极可能陷入多区域的战乱局面。从苏联崩溃到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面一度成为美国一极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实现”多极化“。但是，这种一极化需要非常强大的能够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资本力量来支撑。美国虽然是最强大的世界资本主义帝国，目前却也没有这种力量。因此这种一极化的局面，是支撑不久的，必将被打破。打破之后的世界局面，只能是各国、各利益集团根据自身利益自行其是的无极化的动荡纷乱世局。 这种前景，在不远的时期即将出现。 1．东亚以日本为中心的日元区； 2．欧陆以德国为中心的马克区； 3．美元将不再居于世界货币地位，仅作为区域性货币从而形成美元区。宫泽说，这将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局。 六 但是，这种局面的发生，将意味着，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即不再作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结算工具和储备工具。对美国自身来说，这将意味着其巨大的外部债务和国际收支逆差，不再能以美元作为结算手段而支付。 如果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观点看，美国作为巨大国际债务国，在国际金融中实际早已处于存在最大坏帐、呆帐（末清偿债务）的不良金融国家的地位，是国际中一个最大泡沫经济的寄生体。 一旦美元不再作为世界货币，也就是美国不再作为掌有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银行国家，其表面庞大而骨子里虚弱的金融地位即将现形。这一前景对是美国是一个恶梦。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全球所进行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从打海湾战争到以”对冲基金“为金融突击力量发动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为了阻止这种天下三分的局面发生。在实施这种战略时，美国一直在有效地利用两种国际金融工具和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这两种金融工具就是： （1）表现为对冲基金（hedge fund）的庞大跨国金融游资 （2）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两种金融工具的背后决策者，是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国会。而其所运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萨克森主张放任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化，不受任何政府力量控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

审视金融危机 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 过去十年间，对于全球经济危害最大的事件既不是战争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在这十年间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十年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大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自身宏观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比较早地进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完成资本项目下的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尽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于债务国和世界经济有益，但大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了投机性外汇交易和银行危机。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背景下，一旦本国货币被国际炒家狙击，往往首先汇率失守，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然后银行业遭遇危机，大量中小银行倒闭，危机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退，多年成果毁于一旦，在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中国政府在1996年年底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时，曾经承诺2000年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正是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不可自由兑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而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蹂躏的惨状也令中国政府深为戒备。因此，从1998年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清理整顿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主题。其中比较大的动作包括救助四大国有银行、整个信托业的推倒重来、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农村“三会一部”的清理撤销等等。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将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这个时候，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应对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挑战。2001年，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和黄海洲在递交到最高层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内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差不多是100％！ 除了中国身边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外，对于过去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再到阿根廷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内各界太多的关注。学术界到政府官员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是分析为什么创造“东亚奇迹”的东南亚国家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能否避免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亚洲金融危机一结束，国内的金融问题以及金融改革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如何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不再引人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中国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危机距离中国很遥远。其实，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中国在未来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幸运的是，国内最新出版的两本关于金融危机的杰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让·梯若尔著）和《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巴瑞·易臣格瑞著）对于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经验介绍。 面对过去十年间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众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以下这些问题：金融危机是不是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世界各国应当演进到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其中的解决方案是经常性的非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地方自治债券模式，其中很少发生不履约事件？一个较好的秩序（即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在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谨慎地监督金融中介）能否防止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否应当对短期资本流施加暂时的或永久的限制？所有这些措施如何与汇率体制的选择相适应？这些危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处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应当改革，应当怎样改革？经济学大师让·梯若尔教授在《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中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有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分析一直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而梯若尔试图在这本书中用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又译公司财务）中的“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理论来建立金融危机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从事国际金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本薄薄的小书带来的是丰厚的收益。 对于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相关的政策研究人士而言，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汲取经验，从而学习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的方法，是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话题。对于这些人而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的《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易臣格瑞对于过去十年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大量的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各国对于金融危机采取的防范措施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措施，并且对众多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分析。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他从增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遵循国际组织确立的标准、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对汇率进行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防范危机的官方努力应当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市场纪律和审慎监管。他具体分析了在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中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教训和带来的影响。对于政府官员和政策研究人士而言，易臣格瑞的介绍和分析都充满了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