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专题学术论文范文

论文－－无论什么论文－－写作的关键（我个人认为）是问题。当你准备写论文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这问题是无解的，也可以考虑：为什么这个问题无解？只有当问题确定之后，才是正式进入论文写作的时候。问题是－－问题是，我们怎么“发现”问题？怎么才能“有”问题？所以，在确定问题之前，其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找到你感兴趣而且也有意思而且写起来比较顺当的问题，不是很容易的。要看很多书，想很多事…… 鼹鼠其实并没有离这条道路有多远，只是可能不太自觉，没有抓紧时间，关键是没有形成一个合适的问题罢了。 1、论文在准备过程之中要保持始终吗？用不着。有个同学也在为论文发愁，他发现按照他的思路这个论文是非常非常难的，但由于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不愿意重新开始了。我对他说，如果你现在不回头，那么越下功夫就越麻烦，南辕北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发现有困难而且是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赶快收手，还来得急。 2、如何制定写作计划？用不着太细，但时间表是要有的。本来有4、5个月的时间，最后却是3天之中草草完成，其结果可想而知。 3、哲学论文是怎样的东东？这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哲学论文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就哲学史方面的论文而言：一篇哲学论文可以是叙述和分析哲学家思想的，一般说来初学者或者刚开始写论文的时候，这样写作的居多。实际上，这是基本功。能够把哲学家的思想说清楚而且有自己的分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你对这位哲学家的思想非常熟悉，而且对哲学史有相当的了解，这样才能把哲学家的思想放在历史和现实上去分析。这类论文写不好就是流水帐，要想写好，需要有“问题”。在哲学家的思想学说中找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或者有意思的学说。一篇哲学论文也可以主要是分析哲学家思想的意义的，前一种类型是“史”，这一种类型是“论”。这种类型的论文比上一种难，因为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而往往我们没有太多自己的思想，或者不能说出来很多自己的思想。所以，最好写成“史论结合”式的论文。问题、内容、意义、局限、分析……比较好写，也比较容易写好。再说，哲学论文也可以是写一个人的，也可以是写一个学派的，也可以是分析一个一般的哲学问题的，也可以是梳理一个哲学概念的…… 我的经验，论文要有统一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论述，论文要有起、承、转、合，换言之，章节之间段落之间，要有过渡。这样论文才是一个整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思维和智慧的最高产物和结晶。哲学以其独有的方式引导人们深层次地思考自然、社会和人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现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优秀哲学思想的结晶。通过一学期的马哲学习，我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其中阐述的哲学理念和思想精华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哲学博大精深，又因为自己的人生阅历有限，可能对它的了解只触及皮毛，对深层次的问题了解不够，在此我仅以自己所学和所知的知识来论述老师给的题目。 一、对教科书的批判性思考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教科书为我们学习的依据，老师在学习过程中起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就我而言，小的时候一直对教科书很崇拜，认为它就是圣言，绝对没有错的，如果老师有和书上讲的不一样的东西，我肯定会认为是老师很差劲，是老师讲错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才知道教科书也是人编的，其中的内容并不是圣言，里面的东西也不一定全对，才明白所谓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 上大学来，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知识层次的加深及知识面的扩广，对书上的一些内容和观点有了自己的想法，也能够对其作出一些判断和评价。在接受马哲课本中一些诸如唯物论，辨证法的观点时，我觉得也应该对一些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些疑问。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马哲呢？俗语道：“思想是行动的先锋。”有了正确的思想作旗帜，我们的在工作、学习、生活中就有理可依，有矩可循。同时，马克思主义还作为我们党领导人民的思想指南，实践也证明它是经受得住考验的。其次，时代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内容由于其时代局限性，我们也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它，对其中一些观点予以思考再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不是要我们墨守成规地去接受其中的思想。最后，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不同的，教科书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学者们编写的，毕竟有其不完善的地方，此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吧。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勤思考，多动脑去发现其中那些不完善的细节部分，将自己的一些观点多和老师同学们交流，从而达到在批判中学习，在思考中成长。 二、对批判性思考的批判性思考 如今，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我想老师出的关于批判性的题目也是想要我们静下心来，对课本以及身边的一些事进行辨证而又理性的思考吧！ 首先来看看“批判”在哲学家眼中的发展变化吧。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是倍受青睐的。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泛滥过。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其次是我对“批判”的一些观点。对一件事情为什么有的人持肯定意见也有的持否定意见呢？另外，即使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也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呢？这即是哲学上的辨证思想了。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我们对周边发生的事情或者现象能提出自己批判性见解那代表着我们还在理性的思考，即使这种批判带着个人主义色彩，毕竟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想法，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就在于人能理性的思考。同时我觉得辩证思考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 拿身边的例子来说吧，针对当前学生中普遍的反日情绪及抵制日货的行为，部分自视理智的人便站出来指手画脚了，说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不应该感情用事，要拿出我们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来对待这件事情。后者可谓是对前者行为的批判性思考了。然而，在想想呢，既然我们是热血澎湃的知识青年，日本以前对我们的侵略和迫害姑且不说，但是他在今天还不能就历史问题有个清醒而明确的表态，还不能反省他所犯下的历史罪行，同时还一再篡改日本历史教科书。请问这样的行为我们能容忍吗？此外，日本还不遵循国际法上的有关规定，对权属我国的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霸占。再问这样的耻辱我们能一再的忍气吞声吗？最近，日本在不承认历史问题的前提下还要吼着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想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的！由此可见，上述事实是对后者观点的批判性思考了。 总的说来，任何事情我们都要用辨证方法去思考，用批判的眼光（即用怀疑的眼光）去看问题，对事情的一个侧面进行质疑，从而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个侧面，这样就可以更全面更客观更准确的看待事情。 三、对自我独立性的现状和成长过程的批判性思考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只能在于摆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我觉得人之所以成为人那是因为人能劳动，能理性的思考问题，这即为人的本质所在。 人是社会存在物，我想这是任何有点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然而老师给的题目是叫我们对自己的独立性成长进行批判性思考。在此我就觉得疑惑了，作为社会存在物之一，我从小就生活在家人与朋友的大环境中，即使成长也不是独立的过程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成长的过程的确是独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这即为事物的矛盾性吧。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矛盾，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因此，任何矛盾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统一。矛盾的普遍性第一层含义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即事事有矛盾，矛盾无处不在；第二层含义是说每一件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即时时有矛盾，矛盾无时不在。另外，矛盾的特殊性是指每一件事物的矛盾及其矛盾的每一个侧面都有其特点。同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从嗷嗷待抚的婴儿到成熟理智的大学生，这一成长过程中有欢笑也有悲伤。可以说对小学一年级之前的事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印象的了，本文中我将从我的小学生涯开始来阐述一些重要事情对我成长历程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一些感悟。 （一）小学——学会诚实 小学的六年的生活算是比较漫长的了，过得也没有什么起伏，应该称之为平淡吧。也许那时还小，也不了解生活的丰富多彩，只知道每天上学放学两点一线的生活。记忆较深刻的事情也比较少了。其中有件事情还记忆犹新，那就是在小学3年级时的发生的事了。一直以来我的成绩就没有下过班上前十名，然而，3年级下期的期末考试考到11名去了，拿到通知书那一刻，涌入我脑中的第一想法就是“糟了，回肯定挨骂”。当然那时还小就想不到令父母失望之类比较高级点的想法了。之外我又想到周围亲戚们也肯定要看我成绩单，以前都是几名，现在跑到11名去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真的是所谓的“狗急跳墙”吧，在浅浅的想了下后果之后，我便狠下心来作出一个决定，那就是用自己的笔把11改成了4，大家可以想象下我是怎么改的。我当时根本来不及细看改的成果如何，也来不及去在细想了，于是便拿着那成绩单跟着小伙伴一起回去了。爸爸问我考了多少名，我说第4呢，爸爸还满高兴的还叫妈妈做好吃的给我犒劳下。当然我也心安理得的接受了，之后就和小伙伴一起去玩了。可是，到晚上的时候我就被叫回屋子里了，看见爸爸妈妈还有叔叔几个人拿着我的成绩单在“研究”，当时心里一沉，觉得大事不妙了。下一秒爸爸就问话了，问我这成绩单是不是自己改过，我当然就硬着头皮不承认了，当时心里琢磨承认了后果肯定很严重，于是就一直抵赖。那时殊不知大人们是很精明的，对小孩子这点小把戏根本就一眼看得穿的，也许当时那改法也很幼稚吧。总的说来，后果果然很严重，被爸爸妈妈教育了一整晚上，当然也不是因为我考了11名，而是因为我的不诚实。现在想起来被批评的那场景就觉得很糗，很难堪，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件事我一直记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着，时常拿它来当作警示，做人一定要诚实。不管做错什么事，后果有多严重，告诉别人实情是最重要的，。诚实是一种美德，不管是对亲人，朋友还是其他人，我都选择诚实待人，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也许部分应是人格魅力的功劳吧。有的事情之所以记得深刻是因为它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给过我们启示，让我们学会怎样更好的成长，更好的做人，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二）初中——学会做人 初中的我可谓是被荣誉包裹着长大的。初一第一学期我就从班里同学中脱颖而出，引起老师的重视和同学们的关注，渐渐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的称赞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也许你要说作为一个有理智人是不应该活在人家的赞扬声中的，也不应该以别人的肯定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要说的是，当时我的心智并不成熟，可能是虚荣心在作怪吧，听着人家的表扬心里就甜滋滋的，那时完全听不得批评的话语。正因为我的锋芒太露，引起了部分同学的反感，特别是寝室的室友，他们在寝室里开始集体排斥我，不愿意和我说话。更让矛盾激化的是同样犯错误时，由于我的成绩好，老师便不批评我却惩罚了他们，一时间我在寝室就更难有立足之地了，推门便见一群人围在一起议论纷纷，看见我进去就鸦雀无声各自散开。那种处境是谁也不想遇见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便好好反思了下自己，努力改善和寝室人的关系，（比如水果多和寝室人交流，带动和帮助大家一起前进，在老师面前不耍特权等）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我终于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人际关系有大大的改善。从这件事我学会了怎么做人，怎样谦虚的做人；学会了与人相处，怎样去融入一个集体。雷锋曾经说过：“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对这句话我粉肠欣赏也非常赞同。在初二、初三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与班里同学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人际关系的融洽让我犹如顺水行舟，学习上生活中都过得非常快乐和充实。初中开始我就一直提醒自己，做人要谦逊，时时要做到处优不骄，这对我高中及大学当班干部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很好的铺垫的。感谢挫折，让我成长！ （三）高中——学会学习 正是因为初中的学习太轻松太容易，让我一进高中就没有引起对学习的足够重视，心里一直认为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只要我想学绝对能学好。也正是一直有着这种想法，我在学习上开始并没有花时间也没有认真去学过，认为自己的基础好只要我稍微学下，赶上去是绝对没问题的。最过分的是，和好朋友们换着花样去玩，上自习就一起聊天，上课就老走神。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根本没有花心思在学习上，可能与青春年少的叛逆思想有关，老师越强调高中学习对以后人生的影响越大，心里就越有股抵触的情绪。觉得老师完全是危言耸听，根本不用听他的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三，看到周围的同学都在为高考备战，挑灯苦读的时候，我心里开始有点着急，着急之际就是茫然了，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人家问我要报考哪里的学校时我根本不知道，高三就在茫然、彷徨、和焦急中度过，当然，想下就知道高考的结果是什么，分数只上了一个普通大学的调档线。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说是在意料之中是因为我清楚自己这三年没有学到真本领；说是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有很好的底子，从小就养尊处优惯了，在掌声中长大的人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结果呢？扪心自问，我觉得我是优秀的，我接受不了失败。看着身边的同学都拿着录取通知书去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失败，，在那一刻听见了周围人的闲言碎语，在那一刻读懂了父母眼中淡淡的失望，也就在那一刻，我的心也跟着碎了，在流血，一滴一滴地坠落在地上，心好痛……痛定思痛，我决定复读一年，用自己的汗水去争取属于自己的辉煌。事实也证明我做到了，最后一年我端正了自己的学习态度，用心去学，用脑去记，终于我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可以说复读这一年对我现在的影响很大，我学会了学习，学会了做事得认真，得用心，知道了没有成功是唾手可得的。那以后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懂得了自己得对自己负责任，对家人负责任；知道了成功要靠汗水去获取，学习上没有捷径可走。最重要的是有了一颗能承受挫折的坚强的心！ （四）大学——学会思考 进入大学，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我也觉得自己是可以独立的时候了，以后再无父母的管教和老师的束缚了。然而通过一学期马哲的学习，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还有很多，也可以说我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我都需要无止境的学习，永远离不开父母的关心和老师的指导。自认为有能力自主的我还不能完全理智的判断事物的多面性，我的知识，我的阅历，我的品行都还没达到我所想象的高度，我会不断学习，思想的脚步会伴随着我成长，成长过程中错误是难免的，我会仔细剖析它，在错误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 综上所述，人的一生中会遇见很多事，在成长过程中有烦恼也有快乐，关键是在哪个阶段自己应该做什么事自己要清楚，不能超越也不能倒退，不然那便是错误。就比如说在中学是学习阶段我就不能去恋爱，同样在大学的现在我也不会去做改成绩单那种幼稚的事情。不管怎样，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应该在幼稚中成长，在挫折中成熟，在反省中自律。慢慢完善和改进自己，扬长避短，让自己成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做一个合格的当代大学生！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汉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既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百家争鸣的局面发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这10家之中，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讨论的问题很少涉及哲学。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所谓「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后人将相互论战，及学术上的繁荣景象，称为「百家争鸣」。在这10家之外，对《周易》的研究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易家；对军事和兵法的研究当时也已形成了一种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学说，可以称为兵家。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慎到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九、农家， 农家代表:许行 十、小说家，代表人物：楼晶阁

关于百家争鸣的论 我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