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市场规制法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有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有了市场。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经济类型和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则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在出现了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人制度等重要的法权关系和法治状态的情况下才正式形成的。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义务本位进展到权利本位，重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本位实质是私权本位，即主张绝对私有权和私有财产神圣，把私权和私利作为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和交往的原动力。这既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渊弊。 由于权利本位的确立，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重大转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特别是契约自由原则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进行彼此有利的交往和交易，意味着可以凭靠契约规范来约束交易行为乃至全部经济行为，从而形成所谓"私法自治"的原则，即所谓"协议即法律"。正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因此，可以说，权利本位、契约自由，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对法律之需求的深厚基础和源泉。它们并通过民事责任制度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过错便无责任"）而得以强化，使对个人人格的绝对尊重和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成为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宽阔天地。近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还得益于法人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因为生产要素商品化，法人以商品交换为纽带形成交换关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法人作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语），使获得资本和积聚资本具有了稳定的法律形式。法人制度有利于确认和保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有利于确认和维护市场经济关系中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它把法律的保护领域和规范范围从经济活动中的自然人个体扩大到社会组织及其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机制的社会化程度和进程。 发达的市场经济经由了从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权本位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所谓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所补充，绝对私有权也受到一定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因团体契约和法规限制而有所修正，过错责任原则也因无过失赔偿之成立而受到冲击，但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法治条件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迫切。包括对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对诸如产权关系、市场体系、市场组织和结构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市场参加者的行为及相互关系等市场经济关系的界定；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各环节的规范等等；以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障，并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失序性行为。特别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规范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以法制权，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些都必须要靠强化法治，健全法制体系和完备法律手段，而且它们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有机构成。法律对经济运行不仅起着规范和保障的作用，而且起着调节、引导、组织、管理、预测等作用，它为市场交易行为和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稳定、明确、普遍的准则和模式，提供一种平等、自由、公正、公开的空间和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发展所极为需要的。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和竞争机制决定了商品和市场都是"天生的平等派"，都是自由、民主的载体，都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而且市场经济最需要有序化运转，否则，任一方面和环节脱序，都会造成交易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紊乱。只有法律才是保障经济有序化的最权威、最切要、也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法律权威为全社会所共识，法定的权利为全社会所共享、法律规范也必须被全社会所普遍遵行。 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所驱使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规律所蕴含的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时滞性、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强调本位物质利益的消极方面，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也是应当的，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不利于保证经济总量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合理调整重大经济结构，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等，对于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是无能为力。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发展经济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也是既具有相斥性，又具有互补性。只能说作为经济类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同时并存，然而计划经济中有市场，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计划调控必须是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计划调控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体制。而且无论是计划调控或是行政管理都必须依法进行。要符合法律的规定，由法律授权，受法律所监督和限制。否则，就会使受不到监督和限制的政府意志和权力任意施行和膨胀，从而反过来限制、干扰甚至侵害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哲学思考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事务的直接干预越小，政府机构的职能越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高。法治经济所需要的是有限的政府权能和受控的政府行为。总之，怎样做到使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有机耦合，关键也要靠法治。法者度也，只有靠法律的力量才能制衡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府）的干预与作为权利主体的市场参加者（生产、经营者）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使之均不失度、越轨。而且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在于使社会"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的支配，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国家计划的随意性，保障市场机制的自主、独立和稳定性。正如马克思在谈法律的这种重要社会功能时所说："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由此可见，统一都纳入法律轨道的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二者纵横结合，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法治运作中的两翼。 至干为什么说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法制经济"，个中亦有其深刻的意蕴。"法制经济"与"法治经济"这两个概念虽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这正如"法制"和"法治"有严格区别一样。一般含义的"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它与国家和法律相伴并随，与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到了近代社会，法制才与民主政治成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当然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秦王朝的严刑峻法和秦始皇的暴政正是导致秦朝很快覆亡的重要原因，而希特勒也可以利用其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制度来残害人类，因为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法制"，都可以在"法制"的外衣下推行暴虐的专制独裁。可见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实际上是人治，法律不过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的工具。而"法治"即依法而治，它与人治相对立，由民主相融而共存。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法治乃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它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它与任何形式的人治和专制绝难并存。换言之，有了国家和法律也就有了法制，只不过其健全和完善程度不同而已。但有了国家和法律，建立了法制，却并不等于就实现了法治，它还须在法制健全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了民主政治，即彻底弃绝了人治，禁绝了专制，从而使良好的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和一体遵行，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高权力层的行为都无例外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和范围。所以"法制"所重视的不过是法律体系的完善和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过程和机构的健全，其关注点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约束公众行为；而"法治"所强调的则是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机制必须依法而治，其关注点是确保人民权利，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因此如果仅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还只能是从形式上说明了市场经济要依靠法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我们也都知道改革和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但却没有揭示出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制？是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合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及效益的法制？还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很大程度上是搞人治的法制？只有明确地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才能更确切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特征及其根本属性，才能准确地概括市场经济对法的内在的深刻的本质需求，也才能体现市场经济对法律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 二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所发展到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市场领域和规模都空前扩展，市场机制也更加成熟，而且国家调控手段也相应完善，尤其是法律手段和法治条件被予以高度重视和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又各具其优劣和特色。 目前，从有关资料来看，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主要呈现五种模式：（1）美国模式，人称"分散型的市场经济"，有的又称为"宏观需求干预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微观经济由市场导向，政府通过法律条文和执法程序来保证市场竞争，同时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这样，投资者就敢于冒风险、把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资金流动也比较灵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2）英国和北欧等福利国家模式。企业和家庭由市场维系，政府作为第三者调节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3）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微观经济自发调节；宏观关系政府控制，实行"尽可能多的竞争，最必要的计划"。同时实施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它们都不能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展，主张使带来效率的市场和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4）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模式。生产和交换等由市场组织；由政府制定中长期规划进行指导。（5）日本的国家发展导向模式，或称为"协调型的市场经济"或"社团市场经济"。注重经济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引导，限制过度的市场竞争，并与企业巨头紧密协作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着力解决宏观经济体制的互相约束与彼此协调。 这些均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机制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随着经济规模和领域的扩展，市场体系的日益复杂庞大，市场经济关系的覆盖面、触及面越来越宽广，现代市场经济已不能单靠"私权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和发展，还需要有良好的公共权能体系予以宏观调控，进行间接干预，才能保持在高层次、高水平上运转。但是这种宏观调控和间接干预必须适度和具有自控能力，否则就会打乱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破坏市场经济关系，以至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而如何使市场机制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契合，就只有靠法律，关键就是实行法治。从法治的观点看来，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都可以归结为法律的手段，都必须由法律所武装和整合，受法律的监督和限制，并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和更具有权威性，以避免其随意性和偶然性，也便于使计划从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化，政府职能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协调型。经济调控手段法制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法律手段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基础和效力依据。法律的手段比起其他手段所具有的优点在于：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化调整手段，它与经济手段相比更具有权威性、普遍制约性；与行政手段相比也有其特具的优点：第一，它可以避免因政策性变换造成的短期行为等不利后果，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第二，它不是简单地抑制某一种社会现象，而是通过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力求消除某一类社会现象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并保护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至于制止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打击经济犯罪、矫正越轨的行为习惯和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就更得靠法律的手段了。所以法律的调整手段比较有利、有效，也更少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 法律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全局上进行宏观调控，以及规范协调和统筹各种宏观调控手段，而且还深入到了微观经济领域。即无论是市场或是企业的管理和运行，都要靠法律的规范性作用作保证，都必须依法进行，这已无需赘言。同时，企业和市场的管理和运行所需要的一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内部规章、双边及多边协议、契约等，只要是涉及到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具有一定规范作用，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并符合程序，都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和效力，从广义上讲，都是经济法治的必要补充和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融合，其具体含义就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相契合、衔接。其中，法律贯穿始终、深入到各个环节和领域，通过发挥其全方位的整合作用而实现法治的整体效应，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范化、制度化了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法律为纽带，以市场为中心，把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紧紧地、广泛地与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连结在-起，以充分获求和实现经济活动乃至一切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影响和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经济利益和法律后果支配和左右着人的各种行为。一方面，有利可图成为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和经济组织、经济关系产生、形成、发展、变更的吸引力、聚合力；另一方面，行为自由和无所顾忌便是法无限止或有法可依，而法律所不允许者是人们作行为选择时必须最慎重予以权衡的社会禁令。因此，效益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利弊优劣都与此相关，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都与此相联系。 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既要求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又要求秩序和机会均等；既追求效率和效益，又必须考虑社会公平和公正；既要求民主、公开的氛围和人的行为自由及独立、自主的权利，又要求对各种利益倾向、利益主体、利益集团施以统一、协调、制衡。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真正实现自由贸易必须以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前提，反对对市场的垄断、操纵和诈欺行为，反对以权力等非经济因素来肆意干预、左右经济。正当的竞争是平等的竞争，是机会均等而且又是风险均等的竞争。然而竞争既带来效率和效益，又可能扩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如果得不到适度的控制和缓解，就会成为妨碍经济进一步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采取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险措施来予以缓解，并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使企业得到平均利润。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和法治。法治既可以保障自由竞争和效率，又利于保障和协调社会分配，平衡利益冲突，达到必需的社会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它只能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作到绝对平等和公平，公平和平等都以权利对等和机会均等为参照系。绝对平均主义既丢掉了效率又不可能达到虚拟的公平，因为如果缺乏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机会均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而只能造成普遍贫困。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无一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协调和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摆脱不了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矛盾，然而通过改革而保持和发挥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有条件比较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既不能以单纯追求公平来牺牲效率，因为如果不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就没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又不可因着意强调效率而忽视、放弃社会公平，因为分配不公、不合理，不仅会刺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和承受力，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当然，防止分配不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既不能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又不应加大贫富悬殊、放任两极分化。至于诸如"脑体倒挂""非商不富"等不正常现象，则本身就是国民再分配不当、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扭曲，须尽快改变，否则也会加大分配不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良好基础，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基点和层面上来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条件和可能性，既允许先富后富，提倡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上拉开档次，经济发展和效益上体现出差距，鼓励在正当、合法的前提下发财致富，以有利于搞活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避免加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特别是制止非法致富，禁止用不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和他人财富。并通过改革把劳保福利变为国家既承受得起，又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加强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等。这样，就便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初次分配反映效率和差距，又通过国家调节的作用进行的再分配体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一切，更离不开法律和法治。 为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必须处理好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不能把精神生产排除在国民再生产和再分配体系之外，因为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乃是第一生产力），特别在现代社会，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与日俱增。因此，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力劳动及其成果，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变为商品，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又不能使精神生产、文化领域以及政治行为都一概简单地适用商品交换和市场法则，因为它们有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和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基础的发展只能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而不能要求与之亦步亦趋甚至予以销融和吞并。否则，就不仅会妨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能动的反作用，而且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而社会分工，既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互为因果。所以，发展市场经济绝不等于要全民经商和一切社会关系商品化、一切经济关系商业化。现化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越是需要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与之相配合，否则，经济发展就缺少后劲，还会失去动力。即使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双重发展，也在努力建设为其物质文明服务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性质不同而已）。任何对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削弱和损害，都将导致扼杀经济发展本身。为此，就必须为创造性智力劳动及其产品和服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之有力地促进经济建设；同时从法律上明确地区分和界定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和精神生产要素，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等等，以避免构建市场经济关系时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使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更高，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商品及市场经济关系更复杂、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要求也更突出，就更需要有完备的市场规则和严密的法制保障。否则就会失序和乱套。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覆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而且要求把整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作为其运行空间，要求突破区域限制和关税壁垒。因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广延性，市场机制本能地就趋向于广泛联系性和不受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区域性扩大到全国性，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一般说来，市场空间越宽广，交换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高，资源配置也越易趋于合理。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不但与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主义尖锐对立，并且与狭隘的关税保护、封闭的双边贸易不相适应，而要求整个世界市场都畅通无阻，连为一体。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封建主义的遗物，又是权力经济惯性的表现，使企业"婆婆""保姆"争属，令出多门，限制和阻隔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破坏了机会均等，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顽敌。而关税壁垒不过是它们在对外贸易上的延伸，是闭关锁国习俗遗留下的经济屏障而已，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可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接轨，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合拍。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促使我们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必须使国内法律制度和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规范相衔接，国内市场运行规则还应符合有关国际惯例的任务。为此，就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不能简单、完全地移植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打破空间界限，不囿于姓"资"姓"社"，积极、大胆地引进和借鉴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和法律规则，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通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便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收到超前和简便之功效，从而大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国际性与注意中国国情并不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调配、适用各国特色的国情。 三 由此可见，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正发育于90年代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发展条件既有利又有弊。这主要是表现在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上。由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已历经数百年，因此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人类共同体的"获得性遗传"作用而有一个高的起点，即利用其已有的成就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接轨，这样就不必从头做起，从而简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行程。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从半封建、半殖民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加之以住"左"的错误的影响，使我国的市场发育至今还不充分，市场机制不成熟，长期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传统习惯和观念都具有顽强的抗力。特别是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不完备、不健全，人治习惯还顽固存在。这些都给发展市场经济造成诸多阻力和困难，使我们尚未具备立即直接迈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努力创造好条件，排除种种阻力和困难，力争尽快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上轨。 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在引导和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切认识和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的观念，以便增强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大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以及整个民主、法制建设，加速这一转变过程，使我国经济发展快步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台阶。 为此，就需要正确理解"法治经济"的特征和内涵。 （一）"法治经济"是相对于"人治经济"而言，是人治经济的对立面。而人治经济中弊病最多，危害最大，传统势力也最为顽固的，就是权力经济。因此，为使问题更明确起见，现特就法治经济与权力经济作一比较，二者的对立除了以上所谈及的以外，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l、权力经济是一种人治经济，无规则的非程序性经济，排斥平等、公开、公平、公正，也无自由、民主可言。封建社会的所谓"官商"，现代社会的所谓"官倒"，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买办"，都是权力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主要是靠手中的权力或特权来操纵控制经济，以攫取超额利润。权力经济习惯势力造成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很容易导致滥施权力，而政府权力无限制地介入经济活动，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从而成为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经济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如国有企业利用独占生产经营权对市场进行垄断，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利用行业管理权力实行操纵和控制，行政性冒牌公司牢牢抓权并利用权力抢掠式经营，地方之间为保护地方利益而实行经济封锁等等。这些既是权力经济的恶劣表现，又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后遗症。以往的计划经济给权力经济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种权力型经济、人治经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来看，计划经济只适合于政权初建和巩固政权并凭靠政权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

试论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 。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断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关键，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 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经济的管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8）。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关键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9）。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管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管理关系，工商管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