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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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的好处是能够“改错”。

在中小学的语文课训练中，有一项内容是改错。要改错首先得挑出错误并知道正确用法。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在现实生活中错用字词的现象并不罕见。自然界中的啄木鸟，能够用尖尖的嘴把树木里的害虫抓出来，以保证树木健康生长，枝繁叶茂。

咬文嚼字的作用就像啄木鸟，目的是保持汉语的纯洁性，避免谬种流传引发的歧义。尽管已经离开学校，不再上语文课，也没有老师再给出改错的练习题，但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正确、规范地使用汉语的责任，查字典的习惯不能丢，对拿不准的词汇查一下，较较真儿很有必要。

对于错用的汉语词汇不能熟视无睹，咬文嚼字也不是小题大做。只有从点滴做起，才能提高国民的整体语文水平，让汉语这门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健康发展。

扩展资料：

《咬文嚼字》杂志社每年年底都要例行“咬”一下—发布十大语文差错，其中，第一大语文差错为：“两会”报道中的常见用词错误，混淆了“议案”和“提案”。“两会”召开期间，常见政协委员提交议案、人大代表提交提案之类说法。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人大代表提出的是“议案”。而“提案”是政协委员和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向政协全体会议或常务委员会提出的书面意见和建议。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咬文嚼字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咬文嚼字》公布十大语文差错：咬文嚼字很有必要

郭沫若先生的剧本里婵娟骂宋玉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上演时他自己在台下听，嫌这话不够味，想在“没有骨气的”下面加“无耻的”三个字。一位演员提醒他把“是”改为“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就够味了。他觉得这字改得很恰当。他研究这两种语法的强弱不同，“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意义，有时或许竟会“不是”；“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而且还必须有附带语省略去了。根据这种见解，他把另一文里“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话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这是炼字的好例，我们不妨借此把炼字的道理研究一番。那位演员把“是”改为“这”，确实改的好，不过郭先生如果记得《水浒》，就会明白一般民众骂人，都用“你这什么”式的语法。石秀骂梁中书说：“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杨雄醉骂潘巧云说：“你这贱人！你这淫妇！你这你这大虫口里倒涎！你这你这……”一口气就骂了六个“你这”。看看这些实例，“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来。不过它也不一定就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红楼梦》里茗烟骂金荣说：“你是个好小子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这里“你是”含有假定语气，也带“你不是”一点讥刺的意味。如果改成“你这好小子！”神情就完全不对了。从此可知“你这”式语法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比“你是”式语法都来得更有力。其次，郭先生援例把“你有革命家的风度” 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似乎改得并不很妥。“你这”式语法大半表示深恶痛嫉，在赞美时便不适宜。二、“是”在逻辑上是连接词，相当于等号。“有”的性质完全不同，在“你有革命家的风度”一句中，风度是动词的宾词。在“你这革命家的风度”中，风度便变成主词和“你（的）”平行。根本不成一句话。这番话不免罗嗦，但是我们原在咬文嚼字，非这样锱铢必较不可。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藉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炼。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例如《史记》李广射虎一段：“李广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更复射，终不能入石矣”这本是一段好文章，王若虚在《史记辨惑》里说它“凡多三石字”，当改为：“以为虎而射之，没镞，既知其为石，因更复射，终不能入”。或改为“尝见草中有虎，射之，没镞，视之，石也”。在表面上似乎改得简洁些，却实在远不如原文，见“草中石，以为虎”并非“见草中有虎”原文“视之，石也”，有发现错误而惊讶的意味，改为“既知其为石”便失去这意味。原文“终不能复入石矣”有失望而放弃得很斩截的意味，改为“终不能入”便觉索然无味。这种分别，稍有文字敏感的人细心玩索一番，自会明白。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频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无论是阅读或是写作，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有直指的意义，有联想的意义。比如说“烟”，它的直指的意义见过燃烧体冒烟的人都会明白。只是它的联想的意义远离不易捉摸，它可以联想到燃烧弹，鸦片烟榻，庙里焚香，“一川烟水”“杨柳万条烟”“烟光凝而暮山紫”“蓝田日暖玉生烟”——种种境界。直指的意义载在字典，有如月轮，明显而确实;联想的意义是文字在历史过程上所累积的种种关系。有如轮外月晕，晕外霞光。其浓淡大小随人随时随地而各各不同，变化莫测。科学的文字越限于直指的意义就越精确，文学的文字有时却必须顾到联想的意义，尤其是在诗方面。直指的意义易用，联想的意义却难用，因为前者是固定的后者是游离的，前者偏于类型后者偏于个性。既是游离的个别的他就不易控制。而且它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义含糊甚至支离。比如说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三四两句“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天上小团月”是由“小龙团”茶联想起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关联，原文就简直不通。如果你不了解明月照着泉水和清茶泡在泉水里那一点共同的情沁肺腑的意味，也就失去原文的妙处。这两句诗的妙处就在不即不离若隐若约之中。它比用“惠山泉水泡小龙团茶”一句话来得较丰富，也来得较含混有蕴藉。难处就在于含混中显得丰富，由“独携小龙团，来试惠山泉”变成“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这是点铁成金，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这一点生发上面。这是一个善用联想意义的例子，联想意义也是最易误用而生流弊。联想起于习惯，习惯老是喜欢走熟路，熟路抵抗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没有一点新奇的意味。字被人用得太滥也是如此。从前作诗文的人都依*“文料触机”，“幼学琼林”“事类统编”之类书籍。要找词藻典故，都到那里去乞灵。美人都是“柳腰桃面”“王嫱西施”，才子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谈风景必是“春花秋月”，叙离别不外“柳岸灞桥，做买卖都有“端木遗风”，到现在用铅字排印数籍还是“付梓”“杀青”。象这样例子举不胜举。他们是从前人所谓“套语”，我们所谓“滥调”。一件事物发生时立即使你联想到一些套语滥调，而你也就安于套语滥调，毫不斟酌地使用它们，并且自鸣得意。这就是近代文艺心理学家所说的“套版反应”。一个人的心理习惯如果老是倾向于套板反应，他就根本与文艺无缘。因为就作者说，“套版反应”和创造的动机是仇敌；就读者说，它引不起新鲜而真切的情趣。一个作者在用字用词上离不掉“套版反应”，在运思布局上面，甚至在整个人生态度方面也就难免如此。不过习惯力量的深度常非我们的意料所及。沿着习惯去做总比新创更省力，人生来有惰性。常使我们不知不觉的一滑就滑到“套板反应”里去。你如果随便在报章杂志或是尺牍宣言里面挑一段文章来分析，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思想情感和语言大半都由“套板反应”起来的。韩愈谈他自己做古文“惟陈言之务去”。这是一句最紧要的教训。语言跟着思维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就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就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是真是“作”出来的，不致落入下乘。以上只是随便举实例说明咬文嚼字的道理，例子举不尽道理也说不完。我希望读者从这粗枝大业的讨论中，可以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本着这个精神，他随处留心玩索，无论是阅读或写作，就会逐渐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须的好习惯。它不能懒不能粗心，不能受一时兴会所生的幻觉迷惑而轻易自满。文学是艰苦的事，只有刻苦自励推陈翻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文的精炼与吻合，你才会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

《咬文嚼字》关注的对象有报纸、期刊、书籍、广播、影视、网络，以及商品包装、城市招贴，等等。它们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而存在的，所赖以传播的工具是语言文字。显而易见，《咬文嚼字》的作者群体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学术批评，这里的文章往往是根据相关的知识和理论，对所涉及对象的文本进行正确与否的学术性的判断。在传播学的框架里，这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媒介批评。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它们无有例外地将关注的焦点落在信息传播的载体或者说工具——语言文字上了。这种特殊的媒介批评的特色和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一、现实性现行所有领域的学术活动在整体上可能受到外界的诸种责难中，排列在前面的一定有这一点：与现实的结合不紧密。当然，对于单一的学术活动而言，这样的责难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在学术上进行基础性的传承和理论性的建设，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就某一领域而言，如果绝大多数人都一致漠视学科的现实性，这就有问题了。在《咬文嚼字》出现之前已经拥有了一百多种语文类刊物，这些刊物各有特色，各擅其长。但是在对现实的关切方面，显然都不如《咬文嚼字》。《咬文嚼字》所针对的批评对象，选择性是很强的。首先它是在公共区域被广泛传播的，是一种正在现实中流动着的语言文字。我们不妨大致把语言文字分为两种，一种是在现实社会中流传着的，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影响力；另一种只寄存在典籍文献里，或者只限于特定区域中使用，一般人很少翻阅与接触。《咬文嚼字》关注的是前者。鲁迅先生曾说：我国国民的学问，大多数是靠着小说和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在今天，对于多数人来说，最常规的文化读本就是以报刊、广播影视和网络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它们已经深深地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美国的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教授曾这样描述一个美国人的典型的一天：起床前通过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和交通状况，接着一边穿衣一边看早上的电视新闻或者脱口秀节目，然后在吃早餐时快速扫一眼当天的晨报。在驾车去公司的路上，他们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进一步收听新闻和最新的交通状况，或者收听他们喜欢的书籍朗读和音乐。在办公室，一份传真过来的新闻快报同一撂关于财经方面的报纸和贸易方面的杂志排着长队，等着被阅读。下班回家的路上，为了减轻压力，他们有可能收听调频电台的音乐节目，或者放放其他的磁带、激光唱盘。在准备晚餐时，广播或者有线电视的新闻节目会作为背景向他们提供信息。而且，在方便的情况下，他们会看看那些在上午没有机会阅读的报纸专版［1］。在今天，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中国的都市人的生活也大致相似，即大众传媒成了他们生存空间中的一种弥漫性与充满冲击力和诱惑力的存在。鉴于大众媒介对人们的直接而普遍的影响，《咬文嚼字》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批评案例均来自于这里。那些针对不同媒介的批评文章，被分门别类地排列在《语林漫步》、《一针见血》、《文章病院》、《借题发挥》、《追踪荧屏》等栏目里。同时，编辑部还精心组织、周密策划，在一年时间里对一类媒体进行集中的审视与批评。在2005年，《众矢之的》栏目的总标题是《“咬”定晚报不放松》，选定《北京晚报》、《长沙晚报》、《城市晚报》、《春城晚报》、《今晚报》、《兰州晚报》、《南宁晚报》、《齐鲁晚报》、《钱江晚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羊城晚报》等12家晚报作为批评的目标，每月集中发表针对一家报纸的批评文章。2006年《众矢之的》栏目的总标题为《请给荧屏亮分》，接受检查的12家电视台分别是：中央电视台一套、安徽卫视、北京卫视、重庆卫视、东方卫视、广东卫视、黑龙江卫视、湖南卫视、山东卫视、四川卫视、云南卫视、浙江卫视，检查结果也是在杂志上逐月发表。《咬文嚼字》在选择批评的目标时，对那些现实中流动着的语言文字中出现频率比较高、影响面比较广的部分，更是给以充分的关照。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电视节目中的特殊性，及其在观众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毋庸多说。《咬文嚼字》连续多年聚焦了这台特殊的电视节目，并且从语言文字使用的角度，以差错一览表和公开信等不同形式发布了批评意见。《百家讲坛》是央视的一档以传承历史文化为命意的电视栏目，由于策划到位，设计巧妙，竟也引发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收视热潮。一时间，“坛坛都是好酒”成了《百家讲坛》的美誉。在2008年，编辑部应读者的要求，在《众矢之的》栏目中以《“登坛评酒”报告》为总标题，逐月对于丹、孔庆东、易中天、刘心武等12人的演讲指瑕摘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二、准确性有学者撰文指出，《百家讲坛》所传播的是一种走样与失真的传统文化，该栏目应该改版或者停办。这也是一种媒介批评样式。其特点是，批评者根据自己的学养与识见，对一种媒介现象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见。但是这个意见并不是所讨论问题的唯一方案，被批评者完全可能有一套自己的理由和充分的说法，双方相反的意见还不妨同时并存。因而开展这种批评不会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因为只要自圆其说，也成一家之言。而《咬文嚼字》的文章则与此不同，它们对选定目标进行的批评，不仅意见非常明确清晰，而且还是十分中肯的。这就是所谓的准确性的意思。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准确性，不妨看看下面两个批评案例。1． 2007年11月29日《铁道建设》报第28版载有一篇介绍《家有儿女》中刘星的扮演者张一山的文章，题目是“张一山，豆蔻小子的成名史”，文中的“豆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豆蔻，又叫“草果”，是一种多年生常绿色草本植物，产于亚洲东南部，我国两广、云贵等地也有分布。唐代杜牧《赠别诗》有句云：“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后来人们称女子十三四岁的年纪为豆蔻年华。用来描述男性少年演员张一山，显然不妥。［2］2. 2007年8月16日《国防时报》《国防纵横》栏目，刊登署名秦焰的文章《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文中这样写道：汉代著名学者刘向也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而这一劝学名言并不是刘向所说，而是《说苑》里师旷与晋平所说的一段话。刘向只是《说苑》的作者而已［3］。可以看到，这两位作者提出的意见，准确得具有排他性。正因为具有这个特点，《咬文嚼字》的编者和作者就要有特别的学术素养。在这些特别素养中，至少应该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和纯正的态度。深厚的学术积累不仅要求腹笥丰盈，而且还应该运用自如。被列为批评对象的易中天在《咬文嚼字》2008年合订本的序中说：“《咬文嚼字》的作者和编者，每次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把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出处依据都摆清楚了。”要做到这些，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是不可能的。纯正的态度在这里应包括真诚与韧性。于丹在《百家讲坛》中多次提到《论语》共有两万来字，其实这只是她的一种印象，并没有实际统计过。《咬文嚼字》的作者把《论语》的二十篇文字耐心细致地数了一遍，发现于丹所依据的版本，统共只有15 918个字。在这里，作者很难完全避免关于《论语》的一个常识的以讹传讹状况的发生，因为这篇文章的传播范围根本无法与《百家讲坛》相提并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解决的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三、建设性任何形态的批评，都具有否定性或者说破坏性的性质。很显然，学术意义上的破坏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起码对一种特定的现象作出了有理有据的判断。不过，《咬文嚼字》所开展的媒介批评，不仅给出了否定性的判断，而且其背后还隐含着建设性的取向。首先，从杂志的定位和受众设计上，就带着这样的一层深意。关于杂志的定位，《咬文嚼字》曾有简明扼要、清晰明快的表述。该刊针对国内语言文字运用上出现的“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等令人忧心的趋向，确定自身的基本定位：“咬书咬报咬刊，咬天下该咬之错；嚼字嚼词嚼句，嚼世上耐嚼之文。”采编团队立志要做“汉语的护堤员”。“咬书咬报咬刊，咬天下该咬之错”，这是杂志的言述常态，也就是否定性或者说破坏性的判断。但是，这样的一种破坏其实是意在承担“汉语的护堤员”的职责，消除语言使用中出现的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以重建语言文字传播过程中的良性秩序与规范。那么，这种破坏却蕴含着建设。该刊把编辑、记者、校对、节目主持人、广告制作人、中学语文教师、文秘人员列为目标受众群，这也充分显示了其对建设性的不懈追求。传播学有一个把关人理论。所谓把关人，是指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承担着信息筛选，控制着信息流量和流向，并直接影响着受众对信息的理解的那些人。可以说，《咬文嚼字》杂志所设定的目标受众在信息的流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该刊就是意图通过影响他们，为社会建立一个健康而规范的语言文字环境。其次，从具体的批评案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建设性的存在。中央电视台是《咬文嚼字》关注较多的媒体。2006年，编辑部组织编辑与作者“咬嚼春晚”。全国各地的作者对“春晚”的语言文字提出了数百条意见，经有关专家逐条审核，最后认定28条。编辑部把这一结果公开刊发，并有专函寄达央视。央视领会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在2007年“春晚”揭幕之前，特别邀请编辑部派人协助“春晚”剧组在语言文字方面把关。《咬文嚼字》派出的专家在长达七天的时间里，与“春晚”剧组紧密配合，夜以继日，发现并纠正了数十条可以认定的差错。当年“春晚”播出后，社会各界对央视邀请专家把关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批评不止是文本分析与文本研究，它伴随着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密切的现实互动，甚至是双方相互协作的新一轮的实在建设。在今天，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是无孔不入。展示在公众面前的媒介产品已经是一种铺天盖地、无远弗届的庞大存在。我们可以发现，每天社会上出现的大量的意见都与媒介相关。但是在这些意见中，很大部分是个人印象性的评说，情绪化色彩很明显，经不起深一步的推敲和追问。《咬文嚼字》与此截然不同，它倡导的是一种专业性的学理批评，所有的成果，既是一种现实矫正，又是一种学术积累和建设，值得我们珍视与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