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与郑成功关系研究论文

在广州之战，李定国和郑成功约定好同时进攻，广州看起来马上就要被攻破，这个时候清军居然拿全城的百姓做肉盾，李定国看到这样的场景，不忍心攻城，于是就等郑成功的援军，可是郑成功的援军没有赶到，满清的援军却已到，受到两面夹击的李国忠。最终兵败退兵。

李定国和郑成功是明末清初时期致力于抗清的两位杰出将领，他们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西南战场和东南战场上给了清廷巨大的杀伤。南明诸多将领中，清廷最为忌惮的就是他们两个。在抗清过程中，郑成功主动在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联络永历政权合作抗清，“藩遣效用官李景往广西约会师期”，此后双方便通信频繁，但是在具体合作上却雷声大雨点小，所谓的“郑李同盟”中郑成功、李定国一生都没有实现会师抗清的目标。

郑成功和李定国不能实现合作抗清，论者多归咎于郑成功并非真心抗清，并且在与李定国联络期间还和清廷展开谈判，给人一种两边跳梁的印象，似乎“拥明”的表象下，有行私下割据之想法。不过如果细看的话会发现郑成功所谓的“和谈”，只是以谈判的名义，先扩大自己的实力，更好的反抗清廷。细看谈判过程，就会发现郑成功的要求不断加码，从索要三府做为屯兵之地再到三省地盘以养兵发展成要像高丽一样做藩属国，实际上只是郑成功为了防止和谈成功而采取的步骤。

而郑成功对待和议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也”，因为在谈判前，清廷攻破中左卫（今厦门），掠走了大量郑氏集团的财富，“运我黄金八十万，银百万云云”，在和清廷虚与委蛇的谈判中，郑成功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征集兵食和饷银，史书记载比比皆是，缓兵取饷的目的非常明确。《从征实录》里就有这样的不少记载：“以和议故，分遣各勋镇就漳、泉派征乐助兵饷，遣督饷都督黄恺追晋南地方饷二十万。”“遣中权镇黄兴、前冲镇万礼统领辖镇进入龙岩地方，征饷二十万。”“遣前锋镇赫文兴、北镇陈六御、右冲杨朝栋等率辖镇往惠安、仙游等地方，征饷三十万。”

郑成功

郑成功打着谈判的旗号，公然在漳州、泉州等处征饷，而清廷的福建官员害怕自己被扣上破坏和谈的大锅，面对郑成功肆无忌惮的征取财富，只能干瞪眼，所谓“藩分遣各提督、总镇就漳、泉、福、兴等地方派兵助饷。以和议未定，虏兵无敢阻抗，追遣益力”，等到后来连清廷都知道受了郑成功的蒙，反对与郑成功和谈的声音越来越大，清廷最后只能决定以武力征服郑成功。《清世祖实录》里“福建提督总兵官杨名高奏言：‘郑成功虽经就抚，而奉诏不恭，衣冠如旧，且纵兵焚掠，侵扰延建等处，情甚叵测。’”

所以，综合史料来看郑成功的反清立场并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对配合李定国确实也很不热心，就比如在永历八年（1654年）的九月初，李定国去信要求郑成功发兵南下，与其一起攻打广东新会，使义军形势连成一片，在信上希望在十月十五日之前会师，但是郑成功偏偏在十月十九日才让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发水师增援，次年五月才到达指定位置，但当时新会战役已经结束，李定国已被清军击退，这样的配合实在失之于敷衍。

在新会战役会师失败后，郑成功致信向晋王李定国致歉，讲到自己不能如期会师，“某实有罪焉”，但是细看这封信却有坑害李定国嫌疑，例如这一部分：“今援粤之精锐已悉来闽，且檄援全粤水陆与某对衡，则粤东势必空虚，乘机袭取，正其时也。”

李定国

郑成功之所以不愿配合李定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郑成功热衷于北上战略，而李定国先占广东计划与其战略有一定冲突。

其实细看郑成功集团的整体战略，其实就是分四步走，以闽粤为根基、夺取金陵、划江而治、夺取京畿，而在实际行动上，也反映出郑成功对北上战略的热衷，具体行动有永历八年（1654年）郑成功支持张名振三入长江、永历九年（1655年）派忠振伯洪旭、及陈六御等远征舟山、永历十二年（1658年）的戊戌北征（途遇风暴，未果）以及永历十三年（1659年）的大入长江（此次北征对清廷震动最大）。估计在郑成功眼里看来，广东地处中国南方，即便是配合李定国占据广东成功，北上之旅也是困难重重，如果能一举攻下曾经做为明朝南都的南京城，夺取清廷赖以补充饷源的东南地区，形成割据之势，趁机北上直捣南直隶，岂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很显然北上攻取南京对郑成功更有诱惑力，当然不愿意将兵力配合李定国从广东展开攻势。

张名振

而郑成功的割据长江战略和永历政权部分高层也是一拍即合，并取得联络。比如说当时的秦王孙可望当时有“慨然经略中原之志”，让刘文秀率兵出师东伐，“诏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而据史书表明，张名振北入长江就是要和孙可望一起执行攻占长江流域的计划，张名振军在进入长江流域后，抵达金山题诗，上有“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之语，很显然这个秦藩便是指孙可望。由此可知，孙可望很可能和郑成功达成了北入长江的协议，对于李定国的直下广东不上心，也在情理之中。

二、永历政权内讧愈演愈烈，让郑成功缺乏与永历政权合作的信心，但利用永历政权牵制清军，达成其战略目的的意味非常明显。

就在永历九年（1655年）（这个时间点新会战役正在展开），郑成功接待永历政权的来使后，得知了永历政权内部严重分裂的事实，这就加深了郑成功对永历集团的负面印象，从其言语中就可以看出来。《台湾外纪》记载了郑成功的评论：“当此之际，内无贤相匡其君，而运筹帷幄乏其人；外有骄将，兵无纪律；又不积储粮饷以足兵食，谋扼险阻以图恢复，而乃恃功互党，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何以望中兴哉？”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到郑成功对永历政权态度非常消极，既然他认为自己的盟友不靠谱，当然不会全身心的与李定国合作。但是，为了自己的北上战略，要利用永历政权来牵制清军，所以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与永历政权联络。事实上郑成功之所以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选择大入长江，就是打探到清军主力忙于消灭永历政权，想趁东南空虚，一举占领南京，“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要不是郑成功大意兵败，战略几可达成。所以，郑成功在永历九年（1655年）之后，郑成功一心只想利用永历政权，更不可能与李定国真心合作了。魏源在《圣武记》里提到：“成功闻王师三路攻永历于云、贵，乃大举内犯江南，以图牵制。”

综上所述，郑成功和李定国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联合抗清，不但因为战略方向不同，而且郑成功也不信任永历政权。随着战局对永历政权越来越不利，永历政权逐渐被压缩至云南，双方联络更为不便所谓的联合就只能成为画饼了。

南明小朝廷的皇帝，是被大将拥立的，只要是皇室后裔就行，其他方面基本不看。所以南明的皇帝才能平庸，能力不够，政治素质也不够，不能整合各方面的权力，使各将领之间拥兵自重，不听朝廷指挥。清朝进军湖南贵州云南基本没怎么打仗，后期李定国的策略有些失误，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抗清已经失去了信心，之所还坚持，主要还靠李定国的威望。李定国一死，他所领导的抗清势力，很快就散了。

但是表面上变法是抑制土地兼并，实际上是缓解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动摇了皇家的权益。因此，注定了变法只能以失败告终！明朝后期至少有3~5次的翻盘机会其中大顺军北伐，大西军北伐，郑成功北伐都有可能将满清歼灭。可惜呀，明后期这三股主要的反清力量始终没有形成合力，否则满清早灭亡。

历史是人民写的，决定历史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明朝腐朽，覆灭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当然历史也需要英雄，但英雄只能顺应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趋势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家一姓可以治天下，但没有永远的一家王朝。当时的覆灭已经是不可挽回的了，终究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一人之力，终究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南明气数已尽，大清入住中原一统中国是大势所趋，李定国虽是战神也打过不少让清廷震惊的胜仗，奈何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李定国又能掀起几片浪？国家气数已尽，灭亡已经到了骨子里，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左右的，而且当时的天下已经接近全部落入大清朝手中且初步统一，民心基本稳定，而南明兵微将寡，将帅不合。已经无力回天。

明崇祯十七年，大顺军李自成攻进北京，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自缢身亡，标志着大明王朝倾覆，闻北京陷落，明臣在南京政府建立南明小朝廷，由福王之子朱由榔继位，号永历皇帝。

大明的倾覆其实在崇祯皇帝继位之后就已然能够看到，十年之内，内阁大学士更替数十位，自明开过之后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而且国内饥荒疫病不断，民间大旱颗粒无收，边关告急粮饷不足，一切都表示明朝已经走到了尽头。

伴随着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加上关外年甚一年的坏消息，终于将大明最后一根脊梁磨断，统治了中国两百七十六年的大明轰然倒塌，自此中原上出现了四个政权，其一是由李自成领导并推翻大明王朝的大顺；其二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军在西南建立的大西政权；其三是永历皇帝的南明政权；最后是关外的满清朝。

这种格局之存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吴三桂的投降，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山海关一败涂地，南明虽然为正统，可没有真实有效的底子，只能由左良玉等奸佞挟持和威迫，张献忠虽然最后醒悟，可是因其战死，手下孙可望小人得志，心存不轨，一直从中作梗，最终将大西军分裂，使清军南下再无阻隔。

不过在清军获得大统之前，南明还有一个翻身的机会。在张献忠战死之后，李定国继承其遗志忠心南明政权，多次对清军造成致命打击，在巅峰之时曾和清军平分天下；东南沿海的国姓爷郑成功，也坚持抗清，可在两军会师之时却放了李定国的鸽子，导致抗清势力迅速减弱，最终李定国含恨而终，他自己也死因不明。

那么，为何当时国姓爷要放李定国的鸽子呢？如果他两联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不是没有可能。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三种答案。

其一，郑成功不放心李定国。李定国出自明末的起义军，虽然张献忠在后来积极抗清，但是对于明亡的事实，很多的明朝大臣都将这归于起义军，可以说大明的颠覆和起义军有分不开的关系，可以说明亡于义军。

而郑成功的出身就是这批名臣之中，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以前是海上的海盗，后来遭到大明的招安，委以五虎游击将军的职位，从贼到官恩威何其之大？郑成功在少年只是考中秀才，又遭到崇祯皇帝的看中，赏赐国姓，可以说郑成功的一生和明朝脱不开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要郑成功和推翻明朝的起义军合作，其中的阻碍和难关只有他自己知道，而更多的还是对于大西军的不放心。

其二，处于对自己的地位还有官位考虑，当李定国决心抗清的时候，就成为南明朝廷中的中流砥柱，也统帅着南明大部分的军队（虽然南明本身就没有兵权），而郑成功同样也是靠自己起家，如果和李定国会师，那么孰高孰低，谁是指挥谁是小兵，这种对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国姓爷郑成功不能不考虑，所以才会放李定国的鸽子。

其三，实情所致，当时李定国占据西南等地抗清，而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抗清，虽拥有同一志向，可中间却有清军为阻碍，海陆两不通，所以在交流之中出现了延误，最终在李定国战败之后郑成功才率军缓缓来迟，最终错失了恢复中华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