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崛起与发展论文研究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有趣的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的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和李彦宏了。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已至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晋商人利润的封建化，主要表现在捐输助饷、购置土地、高利贷资本等方面。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晋商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晋商是在明初兴起的。导致晋商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是明朝为防范蒙古人的戍边措施。1368年建立的明朝，把蒙古统治者驱逐出了中原大地。为了防范蒙古人骚扰和入侵，明王朝从东北的鸭绿江直至西北的嘉峪关一线秣马36万、厉兵八九十万，设立了九边重镇，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个高额的消费区。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近薄九进重镇的山西的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晋商主要是做“食盐”生意崛起的。因为明王朝最初实施“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一直到清朝前期，晋商用牲口驮等传统方式由江南展转向蒙古、俄国贩卖茶叶，也发了大财。

山西人经商的传统十分悠久，可以说贯穿中华文明的历史。山西商人的发迹，最初始于贩卖池盐，由于解州盐池的存在，盐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即催生了晋商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巨贾猗顿便发家于山西，西汉的聂壹、魏晋的莫含、宋元时期的夏竦、以及武则天的父亲巨商武士镬，无不因其富奢家资而名载史册。

山西人悠久的经商传统除了要归因于盐池外，还与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山西位于中原王朝的中北部，南达河南，北通塞外，西至关中，东至燕云，境内沟壑纵横，素有“表里山河”、“四塞之地”的称谓。同时，山西还处于中原农耕区和北部游牧区的中间地带，物资交换即为频繁。优越的交通区位为晋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山西独特的地理地貌是机遇，也是挑战，与徽州一样，山西地狭人稠，地处生态脆弱的黄土高原，使得人均耕地面积日促缩减，众多山西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自谋他路。元末明初的战争动荡让北方地区成为一片焦土，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十室九空，而山西因其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人口得到了保全，在明建立后成为了人口迁徙的主要源地。在洪洞大槐树下，绵延百年的人口迁徙让山西人流动至各地，使得山西人在空间上的分布更为广泛，这也为晋商迅速开辟国内市场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明朝建立后，为应对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明廷设立九边，与山西有密切关联的便有四边。为了解决边境屯军的后勤问题，明朝特设“开中法”，向民间招商，由商人向边境运送物资，以换取可兑换食盐的“盐引”，镜水楼台先得月，晋商的群体性崛起便自而始。此后的两百年间，边境上的互市贸易便活跃着晋商的身影，由中原乃至南方贩卖茶叶、丝绸、瓷器，再由边关贸易得到毛皮、牛羊、马匹。

清朝时，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晋商的活动范围也更为广阔。明时的边界已经不能满足晋商的胃口，他们走西口，闯关东，最远时到达中俄边境，与俄罗斯商人进行贸易，南下福建采购茶叶，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物资贸易和交流。散落在全国范围内的晋商离开故土，于万里之外致富，这背后也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晋商与朝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初的一些大型战争如西征噶尔丹背后，都有着晋商的身影。

日益频繁的贸易活动渐渐催生了山西票号，晋商中的佼佼者如乔致庸更立下雄心壮志，想通过票号的全国布局进而“汇通天下”。晋商由贩卖池盐始，由地区性的物资贸易拓展至全国范围内的贸易活动，最终形成了以票号业务为终的闭合商业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