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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读者》杂志社刊发了一则征集启事，有偿征集刊徽。消息发布后仅三个多月，就收到了寄自全国各地的三万多件作品。在众多应征者的想象中，《读者》就像一本打开的书，或者一只观察世界的眼睛。更有读者将杂志比喻为玫瑰，是情爱的象征。还有相当多的人把《读者》杂志设计成一幅太极图，寓意中国文化的象征；但大部分作品却是以昆虫与植物为主的形象画意。 三万多件来稿,使编辑部感到了一种深情的压力。关注一本杂志刊标的大多是些普通的读者，专业人士的比例少得可怜。此时，高海军已另任甘肃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美术编辑由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任伟继任，他负责处理作品的初选。他们从来稿中初选出了三十多件作品，从全国请来许多专家进行内部评选。胡亚权欣赏其中的一幅中华龙的图案，龙飞凤舞极有意味。但胡的提议并没有得到评委们的认同，他们认为这幅画缺少一种与《读者》杂志整体相一致的意味，与他们所倡导的书卷气不太适合。 刊徽的评选暂时“搁浅”，甘肃人民出版社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认为应向专业层面进行征集。他们决定以内部的形式，进行第二次征稿。这一次缩小到了专家层面，任伟代表杂志社去北京,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专门开了一次《读者》的徽标设计座谈会，并把入围的十几幅作品都带到了北京，大家与在兰州时研讨时的看法一致。龙的气质与《读者》不相符合。用龙作为一家杂志的刊标“帽子太大”。 当时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主任陈汉民教授提出一个观点：作为《读者》杂志来说,征集刊徽就是要找到“一顶帽子”，这顶帽子不一定好看，但别人一看，一定要认为，你戴上这顶帽子是最合适的。他建议：《读者》是一本文摘性杂志，就像一只蜜蜂一样，为读者在采蜜。能否用一只蜜蜂来作为刊标？可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不少人认为用一只蜜蜂来表达一本杂志，有点俗。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大家每人画一幅，作品出来后，再进行评定。 陈汉民教授曾经参与设计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人民银行、农业银行等四大行与世界妇女大会、'97香港回归祖国、五个一工程等标志,是中国标志业界有影响的专家。他对自己的判断力表现出惊人的自信。他还是坚持画了自己想象中的小蜜蜂。 设计好的几件作品带回兰州后，被隐去作者名字，请专家们品评。胡亚权与任伟的意见倾向于小蜜蜂，认为以一只小蜜蜂比喻《读者》，象征着杂志从各种报刊中采集稿件，准确地表达了《读者》的形象与社会功能，且这只绿色的小蜜蜂，学名叫做中华蜂。 最后，这只绿色的小蜜蜂被选为了《读者》杂志的刊徽。 小蜜蜂的底色是苹果绿,这种绿色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张力，它的象征意味事实上已与杂志的整体气质融为一体。这只“小蜜蜂”以及刊名组合的CI的标志色有大红、黑、灰、白四种基本色调，是《读者》杂志的基本标志色。 《读者》杂志还将入选的十几种图标作为栏目的标志，在栏目上也实现了图标化的设计，这些标志也成为《读者》杂志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7月份，《读者》杂志社正式宣布“小蜜蜂”作为刊徽。 为使此标志不再被人侵权，他们以“READERS”与汉语拼音“DUZHE”，及赵朴初书写的书法“读者”，作为一组完整的形象进行注册，最后全部注册成功。这是《读者》首次对自己的形象进行全方位的商标注册与保护。这个小蜜蜂商标他们当时付出的稿酬是三万元，现在这个形象的价值是多少呢？

杂志社就像一只辛勤的蜜蜂，把好的东西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