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论文摘要

央视于2006年11月推出十二集政论专题片《大国崛起》，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和美国九个国家的崛起史进行评述。在中国国力大增，国际地位益显重要，深化改革面临瓶颈之际，此剧当有寻求历史借鉴，探索自身路向的积极意义。《大》剧结尾处，提出了“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这样的大考问，一种以崛起为历史责任感的豪情壮志跃然毕现。最近世界各地舆论普遍关注中国崛起，大多肯定中国渐进融入国际主流体系的良性趋势，既显示正面期待，但又疑虑重重。美国《时代》周刊在今年1月11日发表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发端》（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为题的封面故事，尤有代表性和影响力。《大》剧旁征博引之余，并没有回答究竟什么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要素；“封面故事”反映了美国传媒全球战略的视野，对于中国自身的决定性内因，若有若无，一笔带过。欲问“新王朝”如何发端？尚须冷静、理性、诚实应对“21世纪大国崛起道路”的大考问。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央视《大》剧选列的九国，是近代世界“大国崛起”由普遍走偏锋转向循正道而行，体现崛起性质、规模、命运历史性大转折的颇有代表性的选集。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大》剧中许多专家反复强调了文化因素的非常重要性，说到底，应指“根本的文化”，或“文化的根本”，那就是每个人拥有的基本软体平台，本文正名为“心态文化”（“观念文化”），相当于人们常说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西汉初期“独尊儒术”，表面上孔子思想大获全胜，实则根本篡改孔孟之道，曲解变造成为反人性的御用儒教，一种否定个人本位、取消自我意识，提倡愚忠愚孝的社会控制论。从此“政教合一”，“教为政用”，误尽苍生。西汉盛唐，一时“盛世”，只是缺乏持续性和进步意义的平面型崛起而已。宋明后儒高唱“存天理、灭人欲”悖论，将“心态文化”伪儒化推向了极致，从此中国社会与虚妄的“国民劣根性”结上不解之缘，几乎彻底扼杀灵性创造能力，自绝于发展进步的一切机遇；一朝与西方大国碰撞，一触即溃，竟至沦为任凭宰割的俎上鱼肉。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皇帝同汉家君主一样力图变造基督教为巩固王权的政治工具，实行“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为新兴蛮族国家接受，形成大一统的教会同分散的世俗国家并立，即所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立的“双城记”型“凡圣两立”局面。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大家知道，《大》剧九国中，除了“脱亚入欧”,走上歧途，后经美国大力扶持，追随西方有成的日本，那八个“原生”的崛起大国统统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a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可在更大范围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在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上都高居世界最前列。

这一篇是自己刚写的！陈健庭写！希望能帮到你啦！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摘要：中国和平崛起表现在，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创造良好的经济机制和环境，调整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对外，则是国门敞开，大胆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充实自己。最终以和平发展的经济及外交模式，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推向世界的舞台！一、中国经济的崛起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1952年，中国GDP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改革开放后迅猛扩张，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达到了300670亿元。在1979年～2007年期间，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年均增长率飞速发展，成为世界所关注的焦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稳步的高速增长，从2003年～2007年，更是连续5年达到或超过10％的增长速度。随着经济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都得到显著提高。更直观地讲，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6.4%，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620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607亿美元，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贸易大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投资的热土。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吸收外资达7893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成为投资人在亚洲的避风港。难怪在全世界最大的500百家公司和100家顶尖的信息技术公司中，超过80%都在中国开展业务。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保持了较快增长，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到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5282.49。彰显了中国具有影响世界的经济实力。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此高速着实让世人震惊，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日本，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最大奇迹。二 分析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1.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大量的储蓄和富有成效的投资是高速可持续性增长的关键。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投资拉动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增长推动因素，需要改变的是投资的效率，而不是否认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对比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投资增长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自1990年至2006年一直维持了较高的投资，投资占GDP的比重从25%起步，最高达到48%。 据统计，高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每年平均达5.5个百分点。2. 强大而雄厚的人力资本。目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2021万人，比1978年增加1935万人。1978-2008年累计毕业普通本专科毕业生3521万人，研究生210万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仍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继续存在并得到质的提升。3. 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所带来的增长。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投资来维持，更为重要的是源于知识增长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中国所拥有低廉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而市场机制以及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又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4. 对经济发展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个世纪90年代后，经过前期工业化的积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并逐步由制约发展的瓶颈转变为促进发展的推进器。比如，到2008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第二大高速公路国，电话网络规模居全球第一、互联网上网人数居世界第二位，等等，大大优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度、广度和潜力。5.续连贯的经济政策。改革开放的主题，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沿海扩展到内陆，从经济领域逐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其间出现过挫折或失误，但旨在提高生产力和市场效率的政策坚定而深刻，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各自推动的国家政策，从战略角度来看，不但前后一致，而且是继承关系上的不断推进和完善。特别是前30年的政策震荡，尤其凸显了后30年政策连贯持续的重要和可贵。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世界上主要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有业务往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三 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1.中国经济的崛起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这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过去近30年来，正是由于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发展，致使保证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失去经济的活力，延续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势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3%，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拉动力量。同样，东亚各经济体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分享到了实际利益。日本之所以能摆脱长达12年的经济衰退，与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不无关系；2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镇静剂。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而且中国经济也会对世界经济发挥积极作用。在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那场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就已经显示出对世界经济的隐定作用。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经济发展的成果几乎在一夜间丧失了大半，经济恐慌笼罩在大家的心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经济挺不住，人民币随着其他国家的货币一同贬值，那么，金融危机的后果就会大大加深，势必对亚洲经济，以至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良好态势，始终支撑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亚洲经济的尽快复苏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给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活力。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增加了大量价廉物美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供给，使许多国家的人民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实惠。另外，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世界投资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中国投资而获利，世界经济也可以因此而受益。四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改革中国必须深化政府管理与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统一市场、企业治理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与民主机制以及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持政治稳定，鼓励科技开发和创新。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亚洲的“北美”，而不是亚洲的“拉美”，保持中国经济地位。总之，中国经济的崛起离不开东亚以及世界经济的竞争行列，改革开放、强大的人才市场、高投资等加速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国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做贡献。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大哥，我水平也一般，不过推荐你去看看英国BBC记录片，《大国崛起》学习学习，有些东西值得参考。对于中国所说的和平崛起，我认为是错误的，历史角度看哪个国家崛起都是对外发动战争的，从荷兰英国海战，英法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国家的崛起，要发展在历史上都是靠战争，老牌国家的打压，只能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生存发展空间，今日我国也是这样，走和平的道路是要牺牲的，要别人接受你的思想，只有战胜别人才能说你的先进，才能按你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