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汝珍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从“女儿国”看时代——《西游记》和《镜花缘》对比赏析 增大字体 泊头师范语文组：黄冬冬 摘要：《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关键字： “女儿国” 封建礼教 “女尊男卑” 实质 时代意义 《西游记》、《镜花缘》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文化瑰宝，在当今时代仍是魅丽不减，两部书作者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是女儿国这个意象把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女儿国本身还是他们的荒诞、诙谐之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文以载道”、“明其本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还要逐层深入，挖掘实质，找寻其时代意义。掀起“荒诞”、“诙谐”的现象外衣，我们要立足于时代背景、作者的社会经历来探求两部书中女儿国所蕴含的社会实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性所处的角色来分析。西游记中“女儿国”虽也有“农士工商皆女辈，渔樵耕牧尽红妆”的涉及，但作者并没有展开来描绘，而是把视角放在女王求爱和举国臣民女子对男人的态度上，说明在这个女儿国中作者目的是突出女性作为爱情主角的实质。而其现实意义也生发于此。《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当时程朱理学统治着整个社会，他们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对女子这种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化根深蒂固。在这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制之下女性本身也成为扼杀自己的刽子手。在宋元时代作品就已出现了许多列女形象，她们把自己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有的女性手被男子碰一下就认为有辱自己名节而自断手臂。而如果女子稍有反抗则被舆论灌之为“坏女人、不贞不洁的妖妇”之恶名。《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和卢夫人等女性由于背叛丈夫、没有从一而终，而只有落得被杀的下场。这些作品中作者的思想还没彻底开化，她们是被封建道德束缚了手脚。而今我们在幻想的“女儿国”中看到另一图景：女王得知御弟驾临，立即对众臣子宣布：“寡人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这是何等大胆的求爱之举呀！而举国上下女子对男女交合之事无任何羞怯之态。作者也敢于涉足这一方面，勇气可嘉!在现实社会中女子从小处于深闺之中，习熟“礼教”，万事遵礼教而行，即使心中青春萌动，也羞于出口，而最终往往在家人的摆布之下葬送个人幸福。构想中“女王”则勇敢的冲出了这个樊笼，女王从没接触过男性，但他对情爱有着强烈的渴求，他对唐僧大胆的求爱实质是理学禁欲主义窒息下妇女们发出的心灵呐喊。但“女儿国”在描述这种正义之举时，也向我们展示了在礼教桎梏下女性心理的扭曲变态发展。唐僧一行刚进入西梁边界就从一中年妇女口中得知：“那年小之人”不忘“风月之事”，“那个肯放你过去！就要和你交合，假如不从，就要害你性命，把你们身上肉都割了做香袋”。这是何等的凶残与变态呀。这正寓指：在现实社会下由于封建道德、礼教的压榨，女性不能自由、合理追求情爱、幸福，最终使她们走上邪恶之路而不能自拔。如《水浒传》中潘金莲、潘巧云等就是这种扭曲人物。两者都是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背夫偷情，更甚者潘金莲和西门庆狼狈为奸毒害亲夫。他们大胆追求幸福的勇气可嘉但不道义的行为又让人生恨。是封建社会扼杀了他们的躯体，泯灭了他们善良的灵魂。《西游记》作者正是站在社会高度逆时代不能为而为之，这种冲破时代枷锁的壮举实为可敬。但《西游记》的“女儿国”只是局限于女性自身情爱角度，没有上升到社会层面。而《镜花缘》女儿国中女性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已经成为社会活动参与者。有人会认为《西游记》中“女儿国”也是由女子来掌管国家、处理社会事务。但那只是虚渺的假象，因为在此国中作者向我们突出展现的是：河水受孕、女王求爱、国师说媒和摆席设宴。只要从深层次探求，便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即现实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大环境下女主母的行为：处理家务，管理婢妾、内眷。这种“常理”行为对封建礼教冲击力度不大。吴承恩展示的“女儿国”只在个人圈子里徘徊，他本人也难以想象女子还有社会的一面。由于作者这种局限，是他回避了这方面的渲染。而李汝珍则把重点停留于此，而且进行了大胆设想：“女主外，男主内”让女性管理国家，处理社会一切事务。这在其中“治河除水患”中得到精彩体现。此项工程虽是由唐敖这一外来男性协助，但如此庞大的工程一直是女王、国舅操心费力之事，而且这么艰巨而繁重的劳动还是由国中“女百姓”来担负完成的。它们有制铁造具上的“心灵手巧”，也是力量上的强者。书中对此工程的艰巨作了详细描述：挖坑、推坝、搅土且“要费许多力气”。“娇弱”女子们完成如此重任，的确难以想象，但作者所传达给我们得女性却做到了，而且还做的很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敬佩、叹服。由此及彼，让我们也会联想到“女儿国”中女性在其他国家事务、社会劳动上的潇洒身影。在此作者把女性的才能、智慧和力量充分体现出来，让现实中的男性看了也不得不汗颜。这些俗人们整天叫嚣“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的谬论，但一向“柔弱”、“浅薄”的女子在“女儿国里”则成了社会的主力军，这对现实社会的冲击非同一般呀。 其次我们从两部作品“女儿国”内：女王外来男性的态度上挖掘深层次的进步性。《西游记》中西梁女王对唐僧总体上采取屈卑的求爱。当女王得知唐僧已来本国，立刻按耐不住向臣子们宣布：“寡人以一国之富愿招御弟为王，我愿为后”，这就把自己放在了第二位上，紧接着又派国师去说媒，“礼”字为上。在见到唐僧后那种娇羞、妩媚、风流尽情展现，且又“御弟哥哥”叫个不停。这表明在她心目中仍是男性占主体地位，男性统治女性才天经地义，男尊女卑的意识没有改变。在这一点上作者仍受时代局限，没有重大突破。与吴承恩相距几百年的李汝珍却提出了“女尊男卑”的石破天惊的设想。在这个王国中女王对外来男性“林之洋”就没有了礼遇，而是强制性的逼娶，逼林之洋“穿耳”、“缠足”，做其“王妃”。在国王眼中“男性”是处于屈卑之地，应顺从自己。此国中体现的“女尊男卑”意识，虽有些矫枉过正之感，实则是作者在向社会呼吁“人人平等”思想，让男女倒置，唤起世间南子正视封建社会对女子近百年的摧残。这种女子苦痛遭遇的转嫁的确让女子们扬眉吐气了一回。这在时代进步和现实意义上已远远优越于《西游记》了。 从以上两大方面的分析对比，让我们切实感受了《镜花缘》中“女儿国”的优越与进步。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两位作者都是在封建专制大环境中成长起来，在逆境的压抑下，使他们有此惊人的创造和成就。但两人所处的毕竟不是同一时代，而他们的个性风格也应有所差异。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发展，启蒙思潮也在兴起，但明前期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高压和文化封锁，使此时的经济文化在休养生息中没完全摆脱出来。而此书又是作者对前人作品的综合和完善，放不开手脚，创造性不大正是作者的这种成书经历和时代的局限，才使《西游记》中女儿国的现实意义稍逊色了些。到了清中后期，经历了时代的更替、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升华。封建专制虽仍甚严，但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文学创作也进入繁荣兴盛期，李汝珍正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虽然和吴承恩有着相似的个人经历，可他生存于高度发展、高度激越的时代，生性乐观豪放，正是时代的熏染和作者的狂放不羁之风才有了我们的《镜花缘》，也才为我们构筑了奇妙的“女儿国”。而我们正是通过两部作品中“女儿国”片断的对比赏析才真正透彻的从立体上审视了时代的进步和作者思想的升华。 参考资料：赖力行 《中国古代文学史》 吕晴飞 《〈镜花缘〉为妇女大唱赞歌》（山东师大学报）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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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著述《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金瓶梅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古训新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上下册），（陕西）三秦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全唐五代小说》（五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李汝珍及其〈镜花缘〉》，（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3月版。《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与何满子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月版。《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版。《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与何满子合作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二、主要论文《也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徐州师院学报》1981年3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与蔡镜浩合作），《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3期。《金瓶梅》中“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3期。《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论考证的态度与方法》，《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4期。《〈西游记〉闹天宫故事形成考辨》，《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2期。《关于〈说岳全传〉》，《中国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问题和研究方法》，1985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1期。《“百丈”也是人名》，《读书》1985年1期。《谈〈金瓶梅〉的初刻本》，《文学遗产》1985年2期《写情入物，苍凉凄动——〈诗经·秦风·蒹葭〉欣赏》，《名作欣赏》1985年2期《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期。《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5期。《日本学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5年18期。《〈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与于盛庭合作，《明清小说研究》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版。《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和杂剧繁盛》，《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5年12月31日。《“词话”新证》，《文学遗产》1986年1期。《〈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1期。《中国古代小说的仿作和续书问题思考》，《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6年7月1日。《〈四游记〉版本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期。《〈谈金瓶梅初刻本〉补正》，《文学遗产》1986年3期。《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3期。《美人图及其人体美观念——读〈卫风·硕人〉》，《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文化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对它的文化审视》，《学习与探索》1987年1期。《李汝珍“河南县丞之任”初考》，《明清小说研究》6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2月版。《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文学遗产》1987年5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发微》，《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2期。《兰陵笑笑生》，《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李汝珍》，《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学习与探索》1990年3期。《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中国小说中的性描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萧兵的楚辞研究及有关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4期。《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泛论——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化谈片之一》，《北方论丛》1993年3期。《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新创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三国演义：亚史诗和亚经典》，《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4年11月9日。《三国演义纵横谈》，《文汇报》1994年11月27日。《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5年7月19日。《孙吴政权与江南世族》，《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增刊》。《出入乾嘉：李当珍及其〈镜花缘〉创作》，《国学研究》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3期。《“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7年5期。《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复旦学报》1998年6期。《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文学评论》1999年3期。《20世纪唐五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一》，《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4期。《20世纪宋元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二》，《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1期。《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三》，《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4期。《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渊源成书》，中华书局《文史》53辑，2001年4月。《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中华书局《文史》57辑，2001年12月。《〈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求是学刊》2002年4期。《一部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力作——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序言》，《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期。《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3年3月26日。《唐代女冠诗人：女性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唐代女冠诗人研究〉代序》，《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卓然不群：〈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8期。《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人民政协报·学术版》2004年1月12日。《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 ——兼评邱昌员〈历代江西词人论稿〉》，《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与杨彬合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游仙窟〉的日本古钞本和古刊本》，与詹绪左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求是学刊》2007年1期。《〈游仙窟〉古钞本、古刊本勘误与质疑》，与詹绪左合作，《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期。《唐代文言小说“诗化”的文学史意义——兼评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与聂付生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北方论丛》2009年3期。《越南古代汉文诗叙论》，与刘廷乾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