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论文答辩

康德尼采叔本华， 培根罗素马克思， 休谟卢梭笛卡尔， 萨特洛克柏拉图。 这首诗叫《维特根斯坦这么牛为什么我以前就不知道因为他的名字实在是太长了》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出生在维也纳，他的爸爸虽然不是欧洲首富，但也富可敌国。当时的维也纳群星璀璨，涌现出很多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科学家，维特根斯坦家族与这些人密切来往。比如勃拉姆斯，马勒，理查德·施特劳斯就经常去他家玩。即使这样，小维他过的并不开心，原因是他爸爸家教严厉，非常专治，小维无法按照自己的兴趣学习。 十四岁以前，小维并没有上学，而是在家里学习。因为他的两个同性恋哥哥都自杀了，所以他爸爸把他送进一所公立中学。小维从小就是个喜欢思考的孩子，又是贵族，所以在这所公立男校中，小维觉得同学们“都是臭大粪”。但是小维也注意到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同学，同样喜欢哲学与思考。俩人儿聊的不错，小维对小希特勒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影响......这是大家脑补的，没有证据表明小维和小希之间有过接触。 维特根斯坦后来考上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学工程学，（他对机器很有天赋，十岁就自己动手做过一台缝纫机），学工程学就要学数学，就对数学和逻辑学有了兴趣，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 1911年，对哲学和逻辑学产生兴趣的维特根斯坦，去剑桥找罗素。罗素发现维特根斯坦是个天才，不是普通天才，而是天才中的典范。于是，22岁的维特根斯坦成为罗素的学生。罗素花十年写成的《数学原理》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创造力，他迫切的需要一个传人。在罗素面前，维特根斯坦就像个任性的孩子，下课后还追着罗素不放，一直追到罗素家里，甚至罗素换衣服也不离开。在罗素家里“像野兽一样来回绕圈，一连三个小时一言不发”罗素问“你是在思考逻辑还是你的罪孽？”他回答“都有。”说完继续转圈儿。在罗素家，维特根斯坦一点儿不把自己当外人。 1914年，一战爆发后，可以免服兵役的维特根斯坦参军了。战争对维特根斯坦产生了重大影响，所幸他没有战死，写下《1914-1916年笔记》。1918年11月，维特根斯坦在战俘营写完《逻辑哲学论》。 由于维特根斯坦籍籍无名，《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多次遭到拒绝。出版商一会儿要求名人写导论，一会儿要求他自己负担印刷费。这让维特极为恼火，他认为“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受”。至于名人的评价，已经“名满天下的的罗素勋爵”承担了下来，为书写了长长的导论。然而，维特看完罗素的导论以后说：写的实在是不咋地，不想和我的著作一起印，尽管可能因此无法出版。结果不出所料，没有罗素的导论，出版商拒绝出版，维特已经竭尽全力只能放弃了。幸好罗素君子雅量，托人联系出版事宜，才作为论文发表。直到1922年，仍借助罗素的帮助，《逻辑哲学论》在英国得以正式出版，即在德国奥地利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先生在1927年就翻译过《逻辑哲学论》，题为《名理论》发表于《哲学评论》杂志。这是此书首次被翻译为英文以外的文字，张申府先生真是太厉害了，膜拜一下。（张先生在建国初期，随身带的书却是《麻衣神相》....为啥啊？） 天才都是任性与自信的，书出版以后，维特根斯坦觉得哲学的所有问题都让自己给解决完了，以后哲学也就终结了，哲学系就都关了吧，他的粉丝们也都很确定是这样的。 1920年，尽完天才义务的维特根斯坦，放弃了父亲留下巨额财产，“怀着贵族式的热忱”前往奥地利南部山区当一名小学老师。在当小学老师的几年里，家长们却并不喜欢他，他也感深沮丧，还曾经对有的孩子失去耐心，并体罚学生。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为孩子们编了一本字典，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自己花钱带孩子们旅行，沿途教孩子们识别岩石和植物。对于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爱有加，甚至提出要收养其中一个，但那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 1926年，总是与成年人格格不入的维特根斯坦，离开了“粗俗愚蠢的南部农民”结束了教师生涯。当老师失败后，维特根斯坦在一个修道院当园丁助手，他的妹妹担心他的精神状态，所以委托他设计一所房子。后来这所房子被用作保加利亚使馆，我看过这所房子的照片，设计的非常棒，极具现代主义设计风格。 1927年，维特根斯坦结识了以他的著作为纲领的“维也纳小组”成员，并应邀参与一些活动，短暂交往后，维特根斯坦拒绝了他们这个圈子。 1928年春天，在听了数学家布劳威尔的一次演讲后，维特根斯坦重新萌发了强烈的探索哲学的愿望。 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去车站接他，凯恩斯说，“上帝来了，五点一刻的火车，我去接他”。 罗素、摩尔和拉姆齐作为导师，主持维特根斯坦博士答辩。整个过程中摩尔一直不说话，他知道维的臭脾气。答辩完成后，维特根斯坦拍着两位老师的肩膀说：别着急，知道你们懂不了。摩尔给维的论文评语却是：我认为他是天才，论文绝对超出博士标准。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通过博士答辩后，留下教哲学。 1938年，维特根斯坦想去苏联“当一名普通劳动者”，被告知“来当教授是可以的，干别的可不行，我们国家最不缺的就是壮劳力”。 1939年，维特根斯坦成为剑桥哲学教授。 1946年10月25日，波普尔访问剑桥，与维特根斯坦在学术讨论会上遭遇， 他们就“有没有哲学问题”展开辩论。维特根斯坦认为，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语言的疑难。 波：我们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的吗？我们是通过归纳来获得知识的吗？ 维：这是逻辑学问题！ 波：潜在的甚或实际的无限是否存在？ 维：这是数学问题！ 波：道德问题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问题呢？ 维特根斯坦当时正坐在炉火前摆弄着拨火棍，时不时地用拨火棍指指点点，激烈地强调他的论点。他对智力无法达到他要求的听众的不耐烦，甚至暴力倾向是一直存在的。 当维特根斯坦听到这个问题时，用棍子指着波普尔说道：那你举个道德规则的例子！ 波普尔说：不要拿棍子威吓你的客人。 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棍子，猛然冲出房间，砰地把门关上。 以上这个著名的“拨火棍事件”，出自《波普尔自述》。后来人们考证，对维来说，并不知道波普尔是谁。可波普尔对这次辩论是有充分准备的，并得到了罗素的支持。维对听众的粗暴是常见的，比如摔门，比如拿着东西比划。就是说，波普尔在维心中激起的波澜，远远比波普尔自己以为的要小的多。 据说“拨火棍事件”后，波普尔马上给所有他认识的欧洲哲学家满怀欣喜地写了信，开头是：“我被揍了，是维特根斯坦揍的，地点是在被罗素霸占的牛顿办公室。”当然，这很可能是被娱记渲染了的，那时候维特根斯坦和图灵掐了整整一个学期，也没人评说。之所以“拨火棍事件”被广为传颂，就是因为这事儿本身的戏剧性，毕竟“一个拿着火筷子追另一个”。 1947年，坚信“哲学教授”是“荒唐工作”的维特根斯坦辞职，专心思考和写作。 一战维特根斯坦成为战俘的时候，他妹妹曾经动用钱财和关系捞人并成功，维特根斯坦却觉得自己就应该在战俘营，没有接受。战后，维特根斯坦把巨额遗产分给了他的兄弟姐妹。为什么不送给穷人呢？他解释说，他不愿见到本来好好的穷人由于得到这些钱财而变得堕落，而他那些亲戚反正已经足够堕落了。此后，维特根斯坦确实践行了他的观点：当小学老师，当园丁，给医院看大门制作药膏....维特根斯坦生活俭朴，一生都沉浸在他非凡智力带来的精彩的精神世界里，世俗的追求从来没有进入他的法眼。他对金钱也似乎有种洁癖，也不接受任何不是自己挣来的东西。从自愿脱富直到去世，他就没有过什么钱，1919年去见罗素，没钱买车票，罗素把他留在剑桥的家具搬到自己家，算是买下，给了维特100元。两年后，为了让维特根斯坦去伦敦，又为这些家具追加了200，说是不想占维特的便宜。 1949年，维特根斯坦得知自己得了癌症时，清点了积蓄，差不多能花两年，他说“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活不了那么久。”到了生命最后阶段，维特根斯坦的积蓄花完了，他的学生为他申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然而他在给基金会的信中说：“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和智力上的迟钝，我不能接受资助。” 1951年4月29日，罹患前列腺癌的维特根斯坦去世，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告诉他们，我已有过非常精彩的人生”。 维特根斯坦的曾说过的十句话： 1.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 2.因果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迷信。 3.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已经不算是怀疑了。 4.请勿玩弄深埋在他人心底的东西。 5.一个人能够看见他拥有什么，但看不见他自己是什么。 6.当你说“不”的时候，要像一堵墙，而不能像一扇门。 7.请勿把他人的例子当作你的生活指南。 8.不欺自己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9.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 10.命令和命令的执行之间有一道鸿沟，它必须由理解来填平。

《逻辑哲学论》这本书给了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极大的启示，其作者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年）。本段文字对于他的概述篇幅之所以比大多数哲学家都长，因为他有着不同寻常的特质，即他激发了两个哲学运动——逻辑实证主义和后来以“日常语言哲学”之名为人所知的哲学。这两个运动都在 20 世纪主导了分析传统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一个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对前者进行了驳斥。 维特根斯坦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有教养的维也纳家庭。他对物质财富不感兴趣，所以完全放弃了他的继承权。他于 1911 年到英国的曼彻斯特学习航空工程学。他在数学思维方面的天才很快便得到了承认，并且被推荐到剑桥跟随伯特兰·罗素学习。“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入伍当兵。有这样一个传说，他在背包中装了一沓稿纸，并带着它走进战壕。不久，他被意大利人俘虏了，作为战俘，他开始着手写作《逻辑哲学论》。（它和波爱修的《哲学的慰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起被归入“狱中写成的伟大著作”之列。） 《逻辑哲学论》只有区区百余页，由一系列的七个一组的命题构成。每个命题之后是按次序编号的对该命题的评注，或是对评注的评注，或是对评注的评注的评注。例如，第一页是这样开始的： 1.世界是所发生的一切。 1.1 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 1.11 世界为诸事实所规定，为其全部事实所规定。 1.12 因为事实总体规定那发生的事情，也规定所有未发生的事情。 1.13 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 1.2 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1.21 每项事情可以发生或者不发生，而其余一切事物仍保持原样。 2.所发生的事情——一个事实——就是诸事态的存在。 维特根斯坦认为，因为关于世界我们可以说出真实的东西，所以语言的结构一定以某种方式反映了世界的结构。这就是他在命题“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中所表达的那部分含义。那么，组成世界的事实是什么呢？用罗素的术语来说，它们是“原子事实”（atomic facts）。它们是能够被陈述的最简单的事实，其他一切更为复杂的真理都可以被分析为这些简单真理。在《逻辑哲学论》这本书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确切地说出这些事实是什么，不过，这些事实正是实证主义者们试图建构基本句和证实句时所寻求的事实。 实证主义者们也喜欢《逻辑哲学论》的其他一些方面，并且特别赞同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哲学概念： 关于哲学问题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此我根本不能回答这类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是无意义的。 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这个方法将是唯一严格的正确方法。 这些段落似乎完整地表达了逻辑实证主义者中强硬派的意见。因而不足为奇，他们会把维特根斯坦视为自己中的一员。然而，《逻辑哲学论》中的某些令人费解的表述使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深感焦虑。例如，维特根斯坦写道：“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为：凡是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所以，实证主义者们想把维特根斯坦的话解释为：“形而上学家们，闭嘴！”但维特根斯坦本人似乎对他所谓的“沉默”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并对此作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暗示。在命题 中他写道： 我的命题应当以如下方式来起阐明作用：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用这些命题为梯子而超越它们时，就会终于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地看世界。 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承认他自己的命题是无意义的，但看起来是某种特殊的更高级的无意义。这更高级的无意义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继续写道： 世界上的事物是怎样的，对于更高者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上帝并不在世界中现身。 神秘的不是世界之中的事物是怎样的，而是世界存在着。 时空中的人生之谜的解答在时空之外。 维也纳学派渐渐在惊骇中明白了真相。维特根斯坦是个神秘主义者！他比形而上学家还要坏。 有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哲学论》似乎是满意的。这本书回答了一切可能被合理提出的哲学问题。 正如他写的那样：“如果答案不可言说，那么问题也就不可言说。谜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个问题可以提出，那么它就可能得到回答。” 维特根斯坦脱离了哲学。他到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当起了小学老师。但他并未从这份新工作中获得快乐，他的思维也并没有停止。罗素带头行动，把维特根斯坦请回剑桥，并将《逻辑哲学论》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维特根斯坦被授予摩尔退休后空出来的教授席位。此后，因为维特根斯坦重新回归哲学，哲学界发生了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 然而，很快就有传言，维特根斯坦现在关于哲学所说的东西，并不是人们之前预期他会讲的东西。但人们很难确切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古怪的维特根斯坦对他的新观点深藏不露，并且他还坚持要他的学生也这么做。尽管如此，他讲座的学生笔记的一些油印复印件开始流传开来。他这个时期的工作直到他死后才以《哲学研究》之名出版。但在这部著作出版很久以前，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了。无论这是好是坏，《逻辑哲学论》中的实证主义和神秘主义都不见了。可这两本书仍有共同之处，哲学仍被视为在本质上是与意义有关，并仍然属于语言学的转向。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曾写道：“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在《哲学研究》中，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但与在《逻辑哲学论》中相比，语言本身的有限性似乎要弱很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意义的问题，并由此进入对《哲学研究》的讨论。从柏拉图到《逻辑哲学论》这段哲学史，意义的主要模式是指称模式和命名模式。例如弗雷格、罗素以及《逻辑哲学论》的作者等哲学家，即便在他们对“指称”和“意义”作出了区分的地方，“指称”仍然被赋予了优先地位。维特根斯坦认为，历史上赋予命名以优先地位，以之为意义的主要方面，这产生出遍布整个西方思想的形而上学图景，然而它是错误的。柏拉图认为语词必须是永恒不变地存在着的事物的名称，而在可见世界中并没有这样的事物，所以他提出了超世俗的理型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词是对此世界中的不变事物的命名，即对实体的命名。在中世纪，唯名论者也认为语词是名称，但认为它们并不命名事物。所以他们的结论与埃科（Eco）的小说《玫瑰的名字》里最后一句话很相似，即“我们只有名称”。经验主义者坚持语词是对感觉材料的命名，任何不这么做的语词都是不可信的。实用主义者认为语词是对行动的命名。而实证主义者、罗素以及早期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语词是对原子事实的命名。 后期维特根斯坦与这种传统彻底决裂，并宣称“一个词的意义是其在语言中的用法”。他写道： 想一下工具箱中的工具：有锤子、钳子、锯子、起子、尺子、胶锅、胶、钉子和螺钉。——词的功能就像这些东西的功能一样，是多种多样的。 （而两者之中又都有相似性。）……这就好像我们往机车的驾驶室里张望，看起来所有把手差不多都一样。（自然，因为所有的把手都是用来进行操作的。）但其中的一个是曲柄把手，可以连续地运动（它用来调节阀门的启闭）；另一个是转换把手，只有两个有效位置，或开或关；第三个是制动把手，推得越猛，刹车刹得越紧；第四个是气泵把手，它只在往复运动时才有效。 像工具或火车头里的机械一样，语言也能起作用，而且其意义就在于其所起到的作用。设想有两个人正驾车飞快地驶向某个目的地，因为前灯撞坏了，所以他们拼命想赶在日落前抵达，司机说道：“唉，真倒霉！日头刚刚落下。”这时，如果那个乘客带着一脸的优越感说：“现在我们知道了太阳是不会‘落下’的，产生这种错觉是地球自转所导致的”，他说的话有任何意义吗？当然没有，因为在这个语境中，他的话并没有起作用。（如果在另一个语境中，同样的语句或许会有作用。）事实上，把这种科学事实应用到上述语境只能说是发了疯。下面的场景同样是疯狂的：如果这个乘客在汽车储物箱里发现一把锤子，他拿起锤子就敲打司机，同时还解释他的行为说：“锤子是用来敲打的。”是的，但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无论什么东西都加以敲打。语言也是如此。 不过，一件工具能有好几种功用。在某些情境中，一把锤子既可以用作武器又可以用作镇纸。而语言呢？它只有如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提出的两种用法（一种是表象的功能，一种是表征的功能）吗？维特根斯坦问道： 那么，一共有多少种语句呢？比如说，陈述句、疑问句和命令句？——有无数种：我们称之为“符号”、“语词”、“句子”的东西有无数不同的用法。而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固定的，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我们可以说，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会产生出来，而另外一些则逐渐过时而被遗忘。 这个评论体现了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的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与其“意义是用法”的主张有关。他写道：“‘语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类似于‘象棋中的棋子是什么’……我们说棋子的意义就是它在游戏中的作用。”维特根斯坦把他的主张总结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种“语言游戏”。让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这个观点。所有的游戏都要遵守规则。游戏中一个棋子（或一个筹码，一张纸牌，一只棒球手套）的意义源于其根据规则所定的作用。什么是卒子？一个除了第一步可以走两格之外，只能向前走一格的棋子。它向两边走时，可以吃掉对方的棋子，当走到对方的底线时转变成皇后。语词、短语和表述也与此类似——都要遵守规则，它们被赋予的意义源于语言游戏规则。有很多种规则决定着语言的用法：语法规则、语义规则、句法规则以及一般被称为语境规则的规则。其中一些规则非常严格，一些非常灵活，还有一些则是可以协商的。在不同的游戏中，规则的这些差异确实存在（象棋的规则就比“丢手绢”要严格），甚至在同一个游戏中，也存在这些差异（规定卒子怎么走的规则比较严格，而对卒子的大小规定就是灵活的）。但即使是灵活的规则也是规则，如果违反了规则，就有相应的结果。当语言游戏的某些给定规则被以微妙的方式破坏时，像维特根斯坦说的，“语言休假去了”，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某种哲学（例如形而上学），另一个结果是某种疯狂（如《爱丽丝漫游仙境》）。这里提到《爱丽丝漫游仙境》是不无理由的。《爱丽丝漫游仙境》这类书是维特根斯坦最喜爱的书，这无疑是因为它们是语言玩笑手册，它们展示出语言的某些方面的作用被误解时所导致的疯狂。请思考以下情节，当白国王让爱丽丝往下看看路面并问她有没有看到人时，爱丽丝说：“我看到没有人在路上。”国王回复说：“我真希望我有这么一双眼睛，能在这个距离之外看到没有人！”这里有什么不对头吗？这个玩笑建立在被某些“日常语言哲学家”称为“范畴错误”的基础之上，这源于对某些语言事实的不当归类以及由此得出的荒唐结论。（根据“范畴错误”这个术语的发明者吉尔伯特·赖尔的看法，笛卡尔犯了这种归类错误，导致了身心二元论问题。笛卡尔把“心灵”归入和身体相似的范畴，使心灵成为“思维的事物”——幽灵般的精神性存在者，这便使心灵以某种方式与物质性存在者相同，但没人能明白这种方式到底是什么。） 或者考虑一下白王后这个例子，她许诺付给她的侍女们“每周两便士，以及隔天（every other day）一桶果酱”，但她后来却拒绝给果酱，因为今天永远不会是任何另外一天（other day）。可以肯定，在这种情景下，语言去休假了。 实证主义者们探索实在的最简单的成分，以便在其上建立科学大厦，他们的情况如何呢？维特根斯坦问道： 但是，组成实在的那些简单构成部分是什么东西呢？椅子的简单构成部分是什么呢？——是做椅子的一小块木料？还是分子或原子？——“简单”意味着不是组合的。这里的关键是：在何种意义上是“组合的”？谈论“椅子的简单部分”是根本没有意义的。 以上就是对于原子事实的探究。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写道：“哲学家们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我们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他在《哲学研究》中仍然或多或少坚持同样的观点，但到那时他对“我们语言的逻辑”的理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哲学家的工作不再是揭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逻辑，而是揭示蕴含在日常语言之中的逻辑（由此有了“日常语言哲学”这个术语）。哲学家要表明无法掌握这种蕴含的逻辑会导致“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的理智”，并且表明，倘若无理由地干涉我们思考和谈论这个世界的日常方式，就会导致“语言的休假”，正是这个“语言的休假”产生出大量笑话，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的哲学史。维特根斯坦说过，“（我的哲学旨在）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明出路”。当然，在维特根斯坦的故乡维也纳，我们很容易便能做出一个普通的捕蝇瓶，只需往醋瓶子里放些蜂蜜就行了。 在愉快的飞行途中，苍蝇会因闻到蜂蜜的味道而偏离它的路线，飞进瓶子。它要么在这黏黏的、甜甜的东西里淹死，要么嗡嗡叫着等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大多数哲学都像嗡嗡叫着等死的苍蝇。“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明出路”不是去解决哲学问题，而是去消解哲学问题，指明这些问题是由于背离日常语言才产生的。这个比喻说明了维特根斯坦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他认为：“哲学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它也不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它让一切如其所是。” 此处明显的自鸣得意让人联想起摩尔。但是对他们两人的这种比较，虽然在某些方面是好的，但某些方面却很糟糕。维特根斯坦的内心处于持续的骚动和困惑。他和他的思想中带有某种沉思的忧虑，这掩盖了上文所言的弗美尔式小市民的自我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