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鉴往知来论文答辩题目

教育史研究竟有哪些现实意义？又如何实现？下面谈几点粗浅的看法。首先，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教育史学研究既然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它的目的也就要求具有现实性。满足于描述纯粹“客观事实”的教育史学家已不多见，而相信教育史学研究具有现实目的的人已占多数。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教育史学服务于现实是一个复杂过程，例如，研究欧美国家的近现代教育史可为我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许多可以利用的成果，并且这种利用不应是简单照搬，而必须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只有在利用有效时，教育史学的现实目的才算得上是实现了。尽管如此，人们过多地思考如何研究他们的课题，却很少考虑其成果获得现实意义的途径。许多教育史学家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构想，但很难迈出从抽象到具体的关键一步，致使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因为无法采用有效的途径使其成果结合并作用于现实而流产，最终完不成教育史学的任务，这不能不让人遗憾。另一方面，人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要能够科学、健康地运行，离不开对于教育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充分借鉴，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史学科对于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有重要作用。但这种指导作用的充分发挥，除了教育史研究者尽力提高对于教育遗产及以此为基础的教育理论的研究水平外，还有赖于教育史研究者对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关注和参与。20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史学界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亲自参加和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工作做得不够。新世纪的教育史学工作者，应该在充分发挥教育史学科对于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重要作用方面下一些功夫。也就是说，新世纪的教育史研究者除了要下苦功夫研究已经过去的教育历史外，还应当走出书斋，深入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去，研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通过为国家决策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咨询意见，为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改革出谋划策等方式来指导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如果所有的教育史研究者都把自己终身禁锢在书斋之中，而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不闻不问，恐怕有失教育史学科研究的真谛。[2]其次，丰富并发展教育科学理论。今天的教育科学不是个别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古今中外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许多先行者教育理论思维的结晶。教育科学是在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完善的。教育历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源泉，没有人类几万年教育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没有教育家几千年教育理论思维的丰富材料，要创造高水平的教育科学是难以想象的。[3]所以，后继的教育家在认识和解决当代社会的教育问题时，往往需要利用先前的教育家理论思维创造的成果和留传下来的教育思想资料，并结合当代的现实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新时代的教育思想不可能白手起家，它同先前的旧时代的教育有着继承的关系。教育一定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事实上，教育这个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是与人类共始终的。人类在探索教育规律这条道路上前人已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过无数次实验，提出过许多教育理念、理论，成功的、失败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怎么可以自吹是创了新理论、新模式呢？[4]客观地说，教育科学理论进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上的教育学家们具有积极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们对已有的教育学理论，既不完全肯定又不全盘否定，既维护又批判，既继承又发展，在批判的基础上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对任何权威和既有理论不迷信、不教条，要敢于质疑、挑战传统的教育学理论框架，积极大胆地提出新概念、新假设、新思想；充分发挥创造力，创建新的教育理论学说，革新教育科学体系。孟子在丰富孔子“立志乐道”的基础上提出“持志养气”；董仲舒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圣化”原则；王夫之在批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过程中，提出了“知行相资”。法国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在批判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然主义教育主张；狄德罗、爱尔维修等对遗传决定论进行批判而提出“智力平等说”、“教育万能论”；杜威在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派的批判基础上，提出“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等一系列教育命题、原理；没有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又哪来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赞科夫对凯洛夫的教学原则体系进行变革而提出高难度、高速度等教学原则；布卢姆否定学生学习的效果呈常态分布的传统看法而创立“掌握学习”理论；等等。这些都可谓是教育史上批判、创新的典范。不仅如此，他们既批判、诘难他人的教育思想、理论，同时他们也不囿于一己之见、一孔之见，也对自己的思想、理论进行深刻的检讨、批判；他们既敢于质疑他人的理论学说，也勇于批判、否定自己，在批判、否定自己的过程中修正、更新自己的理论学说。既然如此，教育史学研究者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只去研究教育史实而不去充分利用教育历史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教育遗产精华来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呢？教育史学界应该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发展21世纪的教育科学理论，应该是教育史学界的份内之事。[5]再次，判别教育是非，解决教育现实问题。“欲通今者则必先知古。”历史与现实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广义的历史科学。教育科学的各方面都属于广义教育史，由于教育的继承性特别强，教育史与教育现状一直都是紧密结合的。李大钊曾明确指出：“社会与历史二者是同质而异观的，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一切史学研究，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陈编，乃是过去、现在、未来和永世生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生命”。[6]今天中国的教育现象就是昨天的中国教育历史的延续与发展。我们研究历史之目的，就是为了指导今天，研究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必须统一起来。我们致力教育史实的发掘，回复教育历史的使命就是力求发掘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从而解释现实中国教育的即成结论。研究教育史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教育问题，而解释的真正目的则在于修正现实。英国教育史学家哈德罗·珀金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答案。”[7]因而，教育史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必须统一起来，研究者必须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在研究思维上社会学化。此外，现实教育问题不但会使研究者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还可以促使我们转换思维，促进教育史学科本身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更大程度与社会学的交融。[8]任何一种教育思想都是由于教育实践的需要提出来，有的就是在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中总结出来的。所以，离开教育实践，教育思想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教育理论不能解决教育实际问题，这种理论不仅仅是空洞的，而且是无意义的，久而久之，当然也就自行消亡了。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教育理论还是不少见的。因此，研究教育史，一定要对那些合理的、带有规律性的、可以利用的部分加以分析评判，我们要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以不变应万变。当教育史研究发挥了其在指导教育改革解决教育现实问题、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巨大功能时，教育史学科自身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最后，预知未来教育发展趋势，少走或不走弯路。学习和研究教育史，好像是面向过去，与面向未来不相容。其实不然，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为了未来发展提供借鉴，以便比较兴替、权衡得失，从而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正如司马光所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当代西方一位学者说得更为具体：“历史能使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作出合理的解释，又能对将来的事情作出合理的推测。”[9]当然，研究教育史要向前看，不要走回头路，不过，研究历史不免要“回顾”，但“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前瞻”，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事实上，教育科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完善，都离不开教育实践的检验，特别是离不开教育实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或教育遗产精华的借鉴。而教育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应当是通古今之变，能够鉴往知来、明变知常，即不仅能够通晓古今中外的教育历史，而且能够根据过去的教育历史预知未来教育的发展变化，能够透过纷繁的、复杂多变的教育现象把握教育发展的规律。因此，只要达到一定境界，教育史研究与一般的教育理论研究可以融为一体，没有分别。[10]教育史学和教育学的有机结合，将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必然途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预知未来，把握教育发展的大致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