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翻译研究现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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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有效传播中国社会科学网原创2022-1-13 14:02 · 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账号中国文化充满无限的魅力和吸引力，丝绸之路出现后，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等作为文化载体被运往欧洲。正是由此开始，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文明等产生碰撞，从中可窥见文明交汇产生的异域文化革新。由于地缘因素，中国文化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文化拓荒之路文化是文明的传递者。16世纪中叶起，俄罗斯这个文化意义上的欧洲国家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俄罗斯作为中国邻邦，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赶潮流”和地缘优势的双重作用下，上层社会开始“由西向东、自上而下”地逐渐接纳魅力十足、开放包容的中国文化。俄罗斯的多位沙皇，譬如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均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许多俄罗斯宫殿里的园林艺术中都有中国风格的身影，小桥流水、假山湖泊、亭台楼阁等无不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特色。正是因为上层人物的重视与喜爱，才保证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有效传播。中国文化逐渐走进上流社会后，沙皇派遣大批俄罗斯使臣访问中国，他们深切体会到中国周密运作的政治制度和强大的综合国力，无不叹服。1676年，尼古拉·斯帕法里作为使臣前往中国，回国后向俄罗斯外交事务部门提交了书稿《旅行日记》。该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勤劳淳朴的生活方式、繁复森严的宫廷礼节、异域特色的风俗习惯及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例如，正月十五的“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端午节的“茅檐插艾新”，七夕的“坐看牵牛织女星”等，类似的中国风俗像一扇扇屏风，使俄罗斯人民从中得以洞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及文化。文化认可之路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文明的因子，在文明进步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中国文化进入俄罗斯作家的视野，主要受欧洲作家的积极影响。中国文化被俄罗斯作家接受，自然也会影响他们创作的作品，所以俄罗斯文学作品是反映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式。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塑造了较为丰富的中国形象，为作品增添了异国风味。例如，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拥有许多中国书籍，对孔子的思想和教育观持肯定的态度，并把孔子的教育思想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主人公奥涅金的教育相关联。俄罗斯“黄金时代”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尤为钟爱中国文化，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多次出现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赞扬。托尔斯泰的小说《川逝》以及文章《孔子论述》《伟大学说》等，体现了对中庸之道极为深刻的理解。俄罗斯作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他们不仅描写中国文化，还对中国文化开展学术研究。大量的中国著作被翻译成俄语，但是许多中国经典作品都是由德文或者法文转译而来。如中国著名戏剧《赵氏孤儿》曾被译为法文，后又被涅恰耶夫译为俄文，多样的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得到了传播，对于塑造中国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中国典籍的俄译本给俄罗斯作家留下了美好印象，作家的笔下也常常出现宁静、完美、充满哲学智慧的中国。这种哲学神秘性引发了俄罗斯作家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文化探索之路俄罗斯东正教使团除了传播中国文化外，还培养了一批精通中国语言的汉学家。17世纪初，以伊万·佩特林、费奥多尔·拜科夫、伊兹勃兰特·义杰斯等为代表的俄罗斯使者开启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之旅。随着在中国的工作、生活、学习，东正教教徒逐渐了解中国文化，将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包括中国政治制度、民族特色、宗教与地理等方面的信息。虽然记录的内容不那么周全，但是却让俄罗斯人对中国有了初步的印象，同时也为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塑造提供了素材。东正教使团成员掌握满汉语后，将大量中国古典文献翻译成俄文，并在回国后担任语言教师。其中翻译书籍数量最多的是伊拉里昂·罗索欣和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两位汉学家，后者翻译了一系列中国著名的经史子集，譬如“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以及部分《易经》，并且将中国的丝绸、茶道以及象棋技艺带回俄罗斯，为俄罗斯人民展现了中国特色。纵观文化传播之路，尼基塔·比丘林是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对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18世纪，比丘林作为使团传教士来到中国，经过十余年的刻苦努力学习，成为精通满、汉、蒙、藏语言的教师。作为一名中国文化爱好者，比丘林在华期间积极了解中国风土人情，译著、著作多达十几部，其中包括《三字经》《中国农业》《北京志》等，这些成果对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19世纪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夫是一位杰出的佛经研究者，为中国佛教在俄罗斯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研究中国西藏、内蒙古等地的地理、文学、历史等，并且编写了多部教科书，启蒙俄罗斯青年人学习中国文化，并给予中国文化极高的赞誉，展现了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19世纪，汉学家巴维尔·波波夫整理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俄汉合璧字汇》，为两国语言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较为权威的借鉴，使汉语学习有据可依。除此之外，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这本百科词典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方面，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稳步发展，文化交流形式日趋多样，学术交流也兴盛起来，无疑为两国文化交流史书写了精彩篇章。另一方面，中俄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双方民众对彼此国家的文化都有浓厚的兴趣。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中俄两国良好的文化交往必将更进一步。我们应努力使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俄罗斯年轻人了解魅力中国，听懂中国声音，接受并有效传播中国文化。（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政治隐喻俄译转换研究”（17CYY057）、黑龙江省教育规划重点课题“新《国标》语境下的本科俄语专业教育教学思路转变研究”（GJB1320258）阶段性成果）（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院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孙秋花送你阅读惊喜奖励200金币领金币搜索1999年中俄事件犹太人评价中国人中国人学俄语难不难俄罗斯学习中国文化日本专家谈汉字优势中国文化的三大核心

手机知网 App24小时专家级知识服务打 开手机知网|搜索登录|注册学位论文>哲学与人文科学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形象马洛丹本文运用形象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探索中国形象作为俄国文化的“他者”的意义。通过收集该时期主要作家描述和评价中国的文本资料,经由深入地解读和总结关于中国形象的观点,着重考察文本之间的互证关系,归纳出世纪之交俄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的普遍意义。本文选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多位重要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进行详细阐述。康·列昂季耶夫、弗·索洛维约夫、德·梅列日可夫斯基三人为一组,由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局限在“欧洲中心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层面,所以对中国的想象是消极否定的。在他们看来,中国不是僵化、停滞、落后的象征就是对俄国具有很大威胁的东方怪物。在众多批判的声音中,尼·丹尼列夫斯基独树一帜。他在19世纪对中国产生众多质疑和批判的浪潮中诗中坚持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态度,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肯定。康·巴尔蒙特、尼·古米廖夫、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与皮里尼亚克为一组,在20世纪初期思想纷繁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他们秉持新世纪新的艺术理念,更多的是从自身对时代认识的角度来描绘中国,因此,这些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呈现多元化的特色。异国形象并不是对异国现实的复现,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创造出来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感情色彩。俄国作家谈中国这个“他者”其实是在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来审视和了解自我。所以我们在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形象时应更多的考虑俄国的文化动机、社会背景以及作家本人的思想动态和主要观点。同时,俄国作家塑造的中国形象也是中国人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认识自身的局限性和主观性,更理智地思考中俄两国的文化和社会,为当代中国塑造大国形象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形象;俄国作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献类型]：硕士论文[文献出处]：黑龙江大学2017年下载本文参考文献期刊 | “他者”的域外之音——茨维塔耶娃回忆录《中国人》中“他者”形象分析期刊 | 谈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原则期刊 | 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读存在的合理性论文 | “你独自看穿了一切……”论文 | 寻找逝去的“家园”论文 | 象征主义叙事精神引证文献论文 | 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下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共引文献期刊 | 形象学视域下林纾理想女性之构建期刊 | 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期刊 | 形象学视域下翻译作品中的中国形象论文 | 《反基督：彼得和阿列克塞》的狂欢化诗学研究论文 | 罗赞诺夫《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的人性论思想研究论文 | 契诃夫剧作中的象征意象同被引文献论文 | 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论文 | 索罗金小说中的中国形象论文 | 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下高加索形象的变迁二级参考文献期刊 |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期刊 | 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期刊 | 茨维塔耶娃创作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相似文献期刊 | 索洛维约夫与丹尼列夫斯基的争论与启示——兼谈俄罗斯文明形态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期刊 | 一曲生命的悲歌——茨维塔耶娃的爱情、流亡生涯和生命的最后时日论文 | 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作家创作中的中国形象会议 | 茨维塔耶娃的多神意识报纸 | 2009年初俄进口额预计下降40%搜索文献、工具书、图书、期刊 搜文献手机知网-极简版-触屏版-搜索-客服12月13日 17:30App内打开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世界各国学者之所以为俄罗斯文学标上深沉厚重的符号,大部分原因在于亚细亚文化与拜占庭帝国文化、基督教文化在这片广袤北国土地上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