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明学研究论文

1)佛家因明的理性思考 蔡礼德 Hetu－Vidyā Of Rational Thinking. by Choy L.T. 见《法相学会集刊》第六辑，2008。 ‧逻辑学（Logic）及简单枚举归纳法（Induction by Simple Enumeration） ‧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及假设演绎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2)佛家因明的理性思考再探 蔡礼德 Hetu－Vidyā Of Rational Thinking(II). by Choy L.T. 原文发表于「第五届中国因明学术研讨会」，7/2009。 因明的辨义理（Meaning & Argument Analysis）方法，具有语理分析（Linguistic - conceptual Analysis）及谬误剖析（Fallacy Analysis）的元素。 3)「因明逻辑真值的量化公式」与贝尔斯学派统计学 蔡礼德 Quantification Formula Of Hetu－Vidyā Logical Truth－Value And Bayesian School Statistics by Choy L.T. 原文发表于「第四届中国因明学术研讨会」，10/2008。

《原人奥义探释》，《新中国哲学研究50周年》；《原人哲学：印度原人说与中国〈原人论〉》，《觉群论文集》第三辑，2000；《奥义书的禅理》，《世界宗教研究》，1996.4；《摩耶奥义试释》，《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2001；《印度哲学》，《现代世界哲学》，1990；《印度哲学思想精华》，《齐齐哈尔师范大学学报》，1991.4；《〈奥义书〉及其唯物论哲学》，《哲学研究》，1986.4；《印度唯物论思想探源》，《东方哲学》，1985·创刊号；《印度哲学中的场有思想》，《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二）》，1995；《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哲学》，载同上书；《龙树的中观论及其几个主要发展阶段》，载同上书；《略论大乘佛教哲学空有二宗的理论实质》，《哲学研究》，1996.6；《梵本〈因明入正理论〉———因三相的梵语原文和玄奘的汉译》，台湾《中华佛学学报》，1995.8；《国外因明学研究》，《因明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因明学-因明学介绍 因明是古代印度佛家五明之一。五明所指如玄奘法师所云：“一声明，释古训字，诠目疏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名针艾。四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此五明有层次之别。因明初为佛家论义之方便法。其用于与其他各派、甚至是大小乘之间的辩论。在佛家因明产生之前，古代印度已有的学问一般称之为正理。正理思想首先由小乘开始研究。佛家有关因明的第一部著作是由法救著的《论义门论》，此书已失传，据说与龙树菩萨的《方便心论》相似。此后到弥勒、无著的大乘时代他们觉得正理思想可以采用，因而改造为佛家之因明。因明这一词语就首先出现在无著所著的《瑜伽师地论》中。在无著之后，世亲又继续发展因明，并著有《论轨》和《论式》两书。因明发展至此，虽直承正理，但与佛家根本教义相融合，他们已经开始将因明与内明相辅发展。这是弥勒、无著及世亲共同努力的结果。 因明学-作者介绍 因明发展至世亲再传弟子陈那时，就开始具有了量论的性质。因此，因明也分为古因明和新因明。陈那（意译为大域龙，约450----520）生于南印度的婆罗门，后出家随世亲学习大小乘经典。陈那一生有许多文论，其中关于量论因明学主要的著作有《观三世论》《观总相论》《观境论》《因门论》《取事施设论》《因明正理门论》和其晚期在许多小品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总结而成的《集量论》。其中《因明正理门论》和《集量论》后世影响最大，这两部著作各有偏重。《因明正理门论》主要讨论“立”和“破”的问题。《集量论》是陈那的晚期著作，这部大著与早期的《因明正理门论》有极大的差别，《因明正理门论》较少讨论量，而《集量论》则主要讨论的是量，并且在这部著作中陈那将获取知识的方法分为现量和比量。在《因明正理门论》中主要讨论的“立”“破”问题在《集量论》中则归为比量部分。从陈那的《集量论》中可以看出陈那晚期已完全突破了古因明单纯论义的性质，而成就了量论因明学。所谓量论是古代印度所特有的认识论。古代印度各派都有自己的认识论体系。量分为所量和能量，所灵指认识对象，能量指认识能力，以能量见之所量当下的结果即是量果（量的结果），而关于量的知识即为量论。因明发展至陈那时代，陈那将因明与佛家量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佛家所独有的量论因明学。因明学-因明七论 继陈那之后法称是佛家量论因明学的最得力贡献者，法称所著的量论因明学的著作有七部，即“因明七论”，分别为：《释量论》、《定量论》、《正理滴论》、《因滴论》、《关系论》、《悟他论》、《净理论》。至此，佛家量论因明学发展至顶峰。以后再也无人超越法称。此后，量论因明学的发展仅仅只是将法称的七部著作进行某一方面的阐释。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推进量论因明学向前发展。实质上，法称已从根本上终结了量论因明学的理论。也就是说，法称已从根本上解决了量论因明学的所有问题。而法称量论因明学的最终完成在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上则标志着大乘理论的终结。这是因为法称所建立的量论因明学已彻底摆脱了单纯的论义的性质，而是将量论因明学变成了一种可以达到真理的理论，《正理滴论。总诠》：“众人所务，凡得成遂，必以正智为其先导”。这就是法称对量论因明学的界定，即指出量论因明学就是达到正智（真理）的前提性条件，量论因明学即是达到真理的保证。而佛家的最终真理即是佛本身，故法称最终确立的量论因明学是一个用于最终悟道的法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称所确立的量论因明学是终结了佛教的大乘理论，事实上佛教的发展也是证明了这一点，自法称之后佛教即进入密教时代。此后，法称的量论因明学在西藏所发展的藏传佛教中成为实践修行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因明学-思想背景 从古印度思想发展来看，印度佛家量论因明学之成就既是佛家思想发展之必然，也是古印度思想发展之必然，古印度思想学派众多正统有正理、胜论、数论、声论、瑜伽、吠檀多六派。佛言有九十六种外道。虽然学派众多却有一共同的目的，即解脱。这是从古印度思想思想区别于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现，印度思想无纯粹只为知识之理论，其无论为何种思想皆以解脱为目的。故佛家量论因明学之成就正是在此思想背景之下的必然发展。而法称《释量论》中《定量品》正是佛家量论因明思想的最高成就。何以？所谓量者，无欺智也。无欺智者唯有佛陀，故佛家之最终极真理即是佛，唯有佛陀方是定量士夫。从而可言是法称《释量论》完成了世间法于出世间法的圆融，是真正的正智——人类普遍的知识学。

虞愚一生工作勤奋，为学不辍，临老因病住院，在病榻上仍不辍笔。一九八九年在《哲学研究》上所发表的《法称在印度逻辑学史上的贡献》一文，是在医院中撰写的。他的《虞愚自写诗集》──北山楼诗集，也是在病榻上完成的。他一生的成就，有三方面可述：一、在佛学研究上的成就：虞愚在佛教哲学研究上，以在因明学和唯识学方面用功特深，除了早期因明学的著作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唯识学的知识论》论文，五十年代发表《慈恩宗》论文，都是研究唯识学的重要文献。因明学，中国自唐代以后，此学殆成绝响。逊清末年，史一如居士在日本留学期间，搜集唐代古德章疏，及近人所著，参照研究，于民国初年（一九一二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讲授《佛教论理学》（即因明学）。一九二二年，武昌佛学院成立，一如在院任教期间，翻译日本著作，编辑为《因明入正理论讲义》；同时南京支那内学院的吕秋逸（澄）居士，亦致力于因明学的研究，他依藏本《集量》校对《正理门论》，较史一如更为深入。至此，千年绝学，得史、吕二氏之研究倡导，重为世人所知。至于虞愚，他一方面根据古代论疏，一方面与泰西逻辑学及中国名学，互相参证，并运用西方逻辑概念及意义，解释古因明学的术语，把因明学引进至现代思想中，将因明学解释得通俗易懂，是他对此学的贡献。二、在书法上的成就：虞愚自幼爱好书法，曾下过苦功，且曾受于右任和弘一大师两大书家的指导。抗战期间，他所书写的《正气歌》曾在中国美展中入选；抗战胜利后，以“辉光天地抱，钩素月窥椽”一联，在上海市举办的书评展中获得第一名，他曾以自己研究书法的心得，撰写《书法心理》一书行世。虞愚晚年，名声益著，文雅之士，以获得虞愚的墨宝为荣，他的墨迹遍及厦门、八闽、大江南北，以及南洋日本各地。生前长期担任中国书法协会理事，并曾访问日本，交流书道。三、在文学上的成就：虞愚不特研究佛教哲学，精于书道，且在中国文学上也造诣颇深，他曾在大学和研究单位主讲“先秦文学史”、“杜诗研究”、“佛典翻译”、“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擅诗能词，生平吟哦不辍，所作诗词格调清雅，情意真挚，著有《北山楼诗集》及《虞愚自写诗卷》二书行世。虞愚逝世，佛教界和学术界，曾在厦门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四、虞愚一生，致力于因明学的研究，对因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书法独具一体，其墨汁不仅遍及八闽家山、大江南北，而且远涉南洋，东渡扶桑。他是我国著名的因明学家、书法家。虞愚的主要论著有：《因明学》，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l938年再版，l989年新一版。台湾多次重印。《中国名学》，正中书局，l937年出版，l949年后台湾印4版。《印度逻辑》，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怎样识别真伪》，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玄奘对因明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l期。收入1982年出版的《因明论文集》。该论文集选收虞愚于建国后发表的有关论文、译文9篇，几乎占了全书的半数。《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哲学研究》，1986年第11、12期连载。收入l989年出版的《因明新探》一书。《法称在印度逻辑史上的贡献》，1988年在病榻上完成，刊于1992年第2期《哲学研究》上，收入1994年出版的《因明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