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论文文献类型

我认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集体主义是个人主义的基础，没有集体主义就没有个人主义，个人的利益是建立在集体的基础上的，个人利益是集体利益的组成部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一致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相互依存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矛盾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不相容的，没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既要提倡个人主义，又要提倡集体主义。

好吧～个人主义，是自我私欲的极端体现。集体主义，是个人主义膨胀或个人贪婪无极的集中表现。——个人主义者，总是想一个人独霸天下，在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就会动员他人为其打工出力，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可是，其他人感觉不公要求平分利益。于是，个人欲 望获得了暂时的满足。同时，又牺牲了更大的想法，便抛出诱饵赢取更多个人主义者参与…如此，集体主义诞生了～……所以，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源泉。集体主义，成就了个人主义的野心。没有个人主义，就没有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实现个人愿望的助燃剂。众人拾柴火焰高～！

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1）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市场经济秩序的迅速扩展和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强大推动下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与西方世界相比，有着数千年传统文明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在科技革命、经济发展、市场扩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大大滞后了。在现代化的四个基本组成部分 —— 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和社会人道化—— 型构和演进路径上，中国在近代、现代和当代与西方国家也迥异斐然。这些事实促使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以及国外汉学家们不断反思传统中国文化精神，并从“五四”以来曾对中西文化的品格及其差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比较，以致使在这方面的出版物和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本文中，笔者仅从文化与制序（institutions）的相互关系，对东西方社会制序的历史型构与演进路径，谈一点个人的粗浅看法。 从文化与制序的相互关联和作用的视角来考察东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品格，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化——无论是英美文化，还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大陆诸国的文化——可以被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文化，而中国文化以及受儒家文化精神濡染的东亚诸社会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t）文化。[1] 因此，要在相互比较中对东西方社会制序在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历史型构和演变路径有一较切近的领悟，看来还有必要从东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这一品格差异入手。 一、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个人主义文化根源 这里，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西方文化与欧美社会的制序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进程与制序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进行这一探讨之前，我们这里首先指出，文化与广义的社会制序（social institutions）在社会过程中基本上是同构的：文化是社会制序的镜像，而种种社会制序则是文化在现实社会过程中在其形式上的固化、凝化、外化和体现。从欧美的社会历史演进行程来看，两希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以旧约与新约《圣经》为“范型”（archetype）的以色列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欧洲社会历史上与政治、法律、经济和其它社会体制同构在一起一同承传和涵衍到近代。到了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左右，表面上看来已交汇在一起但实质上却泾渭分明的“两希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在精神上为神本主义，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在精神上为人本主义）分别在欧洲近代的两大社会运动中得到了重塑和再生。这就是直接承传了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欧洲人本主义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塑，而直接承传了以色列教尤其是基督教宗教精神而内涵在欧洲社会中神本主义则在差不多同时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尽管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分别是在西方文化中两个精神底蕴维度上或者说两大潜流中发生的，并分别重塑了人本主义和神本主义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两个精神基体（matrix），但西方文化的这两大精神传统在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中再造和重塑的方向上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均指向从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廷的政教合一的“神圣天蓬”（sacred canopy）下获得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从而使两希文化原型中就分别潜含着的个人主义文化拟子真正昭显和光大出来。[2] 十五世纪左右在欧洲发生的这种文化精神上两大历史运动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序化和制序变迁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欧洲近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型构和扩展过程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和诺思（Douglass North，1981）在西欧现代化的发生原因上有着不同的见解。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理路，西欧近代的工业技术的创新引致了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产方式的变化又自然导致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制序安排的改变。按照马克思的见解，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序安排（生产关系）的整体改变又可以视作为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经济基础的改变又必然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的改变。在欧洲近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内部变迁的动力和路径问题上，诺思形成了一个与马克思几乎完全相反的观点。照诺思看来，近代欧洲历史上以明晰和充分地界定产权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序安排的型构，为西欧社会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激励。因此，照诺思看来，“制序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才是西方近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技术突飞猛进乃至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参North, 1981; North & Thomas, 1973）。尽管马克思与诺思在西方近现代社会历史中生产技术与制序安排的相互关系在其现代化进程的决定作用上持相反的见解（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诺思认为制序安排的创新激励了工业技术的创新），但他们在文化与社会制序的相互关系上却有一个共识。按诺思的话来说，以界定产权为特征的经济与政治制序的变迁“创造了非人格化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并打破了旧的意识形态”（见North, 1981, 中译本，页190-191）。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经济基础”的变迁引致了“上层建筑”的改变和重塑。由此看来，马克思和诺思均认为，在欧洲近现代历史上，社会制序的变迁促使或牵动了人们的文化观念的变化。

个人主义所标榜的与利已主义的本质区别，也是令人怀疑的。不可否认，个人主义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利已主义，尤其不等同于极端的利己主义。严肃的个人主义理论家往往十分注重个人的良心、美德甚至一定的牺牲精神，往往强调个人的活力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尤其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如欧洲反封建、反特权、反专制、反法西斯的历史时期，个人主义还起过异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是，既然个人主义理论的根基在于信奉个人至上、个人本位，那么，它在总价值目标上就很难与利已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托克维尔之所以在创造个人主义一词时冠予个人主义以“温和的利已主义”之意，说明他一开始就意识到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亲缘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说一般个人主义往往表现为“温和的利已主义”，那么，极端个人主义则往往表现为极端利己主义。因此在个人主义与利已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利已主义在总倾向上同个人主义一样，也强调个人至上、个人本位，但在表现形式上，利已主义则更加露骨地强调一己私利的至上性，把一己私利的得失，视为道德上善恶与否的唯一标准，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利己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从性质上讲，利己主义在形式上的差异性，主要与对“一已的利益”含义的理解有关。大多数利己主义思想家，如古希腊的快乐主义思想家，近代的霍布斯、斯宾诺莎、爱尔维修等，往往把“一己的利益”等同于“一已的快乐”，因而他们的利己主义常常被人们称为快乐主义。但一己的利益往往还有别的含意，也就是G．E．摩尔所说的：“当平常人说到‘一已的利益’的时候他并不意指‘一已的快乐’（他通常甚至并不把这一点包含在内），而意指一己的发迹，一己的美名以及赢得更好的收入等等。”因此，利己主义者往往既可以表现为追求个人快乐的快乐主义者，又可以表现为追求个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者，甚至还可以表现为以“爱他的邻人”为一己快乐的手段的利他主义者。 利己主义还可以表现出在范围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可以有单个人的利己主义，也可以有放大了的利己主义，即费尔巴哈所称谓的社会的利己主义、家庭的利己主义、行会的或村社的利己主义等等。在私有制社会中所出现的那种虚幻的集体主义，如封建家长式的集体主义、法西斯的集体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内部存在的小团体主义，都属于这种放大了的利己主义。

Triandis, H., Bontempo, R., Villareal, M., Asai, M.，& Lucca, N.（1988）.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self-ingroup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323-338。 如果说，有哪一种人类的特征能几乎被所有的心理学家所认同的话，那就是人类的行为从来不会在真空中发生。即使是那些最强调内部动机、个性需求和遗传驱动力的心理学家们也会考虑把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力量引人最终导致个体行为和特质形成的方程式中。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心理学领域已经开始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种对人类具有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事实上，研究人员发现，很少有在所有或者在大多数文化中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人类行为模式（跨文化一致性的扩展分析参见研究22中关于埃克曼的面部表情研究的讨论）。这在涉及人类的相互作用和人际关系的行为领域中显得尤为突出。人际吸引、性、感动、个人空间、友谊、家庭动力、父母养育方式、儿童行为期望、求偶仪式、结婚、离婚、合作与竞争、犯罪、爱和恨等都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考虑一个人的文化背景，那就根本无法全面或准确地了解这个人。 从概念上讲，文化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具体到实践领域，文化却成了一块难啃的骨头。试想，你如何能够理清那些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塑造了现在的你的所有文化因素呢？大多数文化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无法得出有据可循的结论。例如，结肠癌在日本的发病率比在美国低得多。日本和美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到底哪些文化因素可以解释发病率的差异呢？是对鱼的需求量的不同？是消费大米数量的不同？是饮酒量的不同？是生活节奏和应激水平上的差异？或许是两国宗教习惯的差异影响了健康？来自亲戚朋友的支持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健康状况？抑或更可能是以上两个、三个或者所有这些因素连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你打算把文化列为全面了解人类本性的因素之一，那就需要用可靠和有效的方式来定义文化差异。正是在这一点上，哈里·川迪斯在现代心理学史上崭露头角。 从20世纪60年代起，川迪斯在芝加哥大学俄巴娜-香槟分校心理学系致力于揭示和提炼文化及其背景下的人们的基本特性，以便以有意义的方式对这些文化加以区分和研究。这项工作贯穿于川迪斯的整个事业生。发表于1988年的这篇论文解释并论证了他对跨文化心理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它阐述了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今天，这一基本的文化差异维度构成了每年的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很多其他领域数百项研究的基础。在这篇论文中，川迪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被界定为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的特定文化，正以一种复杂和广泛的方式决定着其成员的行为和人格。 用通俗的话讲，集体主义文化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即生活在该文化中的个体的需求、欲望、成就都必须从属于他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的需求、欲望以及目标。内群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村庄、一个专业组织或者甚至整个国家，具体视情况而定。在这些文化中，个体的大部分行为的产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有利于个体所属的更大群体的整体利益，而不是该行为是否能为个体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成就。人们所归属的内群体往往会保持长期稳定，而且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承诺通常都很高，甚至当一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对其而言已变得困难或者不愉快时也是如此。个体依靠他们所属的群体来帮助他们满足自己的情绪、心理和实际的需要。 相反地，个人主义文化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和成就，而不是其所属群体的需要和目标。在这些文化中，群体对其所有成员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个体对其所属群体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依恋，并且如果它对个体的要求过于苛刻，个体则宁愿脱离该群体而加入或者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群体。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群体的承诺很少，所以对个人而言，同时是多个群体的成员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没有哪个群体能单独对其行为施加太多的影响。在该篇论文中，川迪斯及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描述了大量典型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特征。所有这些都被总结在表7-6中。当然，这些特点是高度概括化的，因此不管是在集体主义文化还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之中，总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按照川迪斯的观点，个人主义文化集中在北欧、西欧和那些历史上受北欧人影响的国家。此外，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具有边界，大量的外来移民，社会和地理上的迅速变迁。“所有这些特点倾向于使群体的控制力变得不太确定。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高度的个人主义是与上述特点相一致的。”（P.324）他认为，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属于集体主义文化。 川迪斯在其文章的开头部分指出： 在川迪斯的很多研究和著作中所隐含的研究假设是，当我们按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模型来界定和诠释文化时，这一模型能够解释我们所见到的表现在人类行为、社会交往和人格中的大部分差异。在该文中，川迪斯试图概括出其理论的广泛的潜在用途（参见表7-6），并报告了他为了验证和阐明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所做的三项科学研究。 如前所述，该篇论文报告了三项独立的研究：第一项研究的被试全是美国人，以便更加清晰地定义适用于美国的个人主义的概念；第二项研究的目的是比较个人主义文化（美国）和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和波多黎各），其核心在于比较在两种文化类型中个体与他们所属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三项研究用以检验如下假设，即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觉察到自己获得更好的社会支持，且一贯享有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成员则报告他们常常感到孤独。所有这些数据都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收集的。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每项研究及其发现。 第一项研究的被试是川迪斯所在的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300名在校大学生。研究者要求每位学生完成一份包括158个项目的问卷，用以测量他们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行为和信念倾向。如果被试赞同“只有那些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成功”，那么他便持有个人主义的立场。而被试如果同意“当我的同事把他们的隐私告诉我时，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则说明该被试持有集体主义的观点。此外，问卷中包括5个生活情景故事（Scenarios），这些情景故事把被试置于一种假设的社会情境中，并要求他们预测自己的行为。该论文中所提供的一个例子是，让被试想象自己想要做一次群体内其他成员都反对的长途旅行。问被试在决定是否去旅行时，会在多大程度上考虑父母、配偶、亲戚、密友、熟人、邻居以及同事的意见。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被试的回答中几乎有50%的变异能够被三个因素所解释，这三个因素是：自力更生、竞争、与所在群体的亲疏关系。只有14%的变异能被“对群体的关注”这一因素所解释。川迪斯对研究1的结果做了如下概括： 他还指出，该问卷所含的项目和生活情景故事能有效地测量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程度，但川迪斯对这些项目在其他的文化背景中是否同样有效尚存疑问。 在该研究中，研究所提出的问题是：“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是否更乐意使自己的个人需要服从于集体的需要？”被试是91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97名波多黎各学生、150名日本大学生和106名年长的日本人。测量集体主义特征的问卷由144个项目组成。问卷被译成西班牙语和日语后交由所有被试进行回答。经之前的研究验证，该问卷的题目分别测查关于集体主义的三个倾向：关心群体、自我与群体的亲密关系和使自己的目标服从于群体的目标。 该项研究的结果互不一致且很有趣：一些结果支持“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理论，而另一些则似乎又对它予以反驳。例如，日本学生比伊利诺伊的学生更在意同学和朋友的观点，但波多黎各学生并没有表现出这一特点。此外，尽管日本被试在群体获得荣耀表达了自豪感，但他们在生活中只关注他们所在的某些群体的观点，并牺牲自己的个人目标以服从这些特定群体目标，而不是对所有群体都如此。尽管服从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但事实上日本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少地表现出对群体的服从。有结果表明，随着集体主义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化和西方化，它们可能正在经历一个向个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作为这一观点的又一证据，研究发现年长的日本被试比日本大学生倾向于认同其所属的群体。 在这一点上，你或许会问，第二项研究的结果如何纳入川迪斯的理论呢？川迪斯把它们解释成一种警示，即有关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的结论不应该过分概括化，而必须仔细分析并有选择地应用于特定的行为、情境和文化之中。他对这一观点做了如下阐述： 第三项研究正是试图要完成川迪斯在上述引语中所提出的研究任务，对研究的核心加以限制和细化。该研究拓展了先前的研究结果，即集体主义社会为它们的成员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而个人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则在更大程度上体验到孤独。该研究所采用的集体主义-个体主义问卷由72个项目组成，总共施测了来自芝加哥大学和波多黎各大学的100名被试，男女各半。被试还填写了另一份问卷以测量他们所知觉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和孤独程度。 该研究的结果清楚地表明。集体主义与社会支持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随着集体主义程度的提高，相应的社会支持水平也会提高。而且集体主义与孤独程度呈负相关，即随着集体主义作用的提高，被试所意识到的孤独程度降低。作为川迪斯理论模型的进一步的证据，对该研究中的美国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因素（能解释最大的变异）是“在竞争中自力更生”，而对波多黎各学生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合群”（与他人的互动）。这些结果正是人们可以由“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理论预期得到的。 川迪斯解释说，总而言之，本文中所述及的这些研究既支持又改进了他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定义。回过头来看表7-6中所列出的两种文化类型的特征，其所显示的状况似乎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即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看来几乎是完全对立的。不过，本文证明了这两种文化类型似乎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而某一特定社会则处于两端之间的某个点上，这个点通常更接近于连续体的一端而远离另一端。此外，具体到某一文化，其中特定的个体、群体、亚文化以及情境可能会偏离该文化在连续体上的大体位置而向某一端移动。图7-2呈现了这一解释的图示。川迪斯指出：“简言之，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我们必须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看作是一种多维的结构，……每一维度的性质和特点主要取决于其所属群体的现状、情境线索以及所研究的具体行为。”（P.336） 尽管该研究的历史很短，川迪斯的研究结果已经成为心理学家看待人类行为的基础之一。在你打开大多数心理学分支——基础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人类性行为、变态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的新版教科书时，你将很难找到一本不涉及川迪斯的这项研究，或是他做的很多其他有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在有关文化对于决定人格和社会行为所起作用的当代研究中，由川迪斯所阐述、澄清和提炼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是最可靠、最有效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此外，该维度能被应用于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以下正是这方面的两个应用实例。 在川迪斯的这篇论文中，他所提供的证据表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个心理社会概念可能会对一种特定文化的成员的身体健康产生重大影响。这项与冠心病有关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般而言，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心脏病的发病率比在个人主义社会中要低。川迪斯认为，与心脏病密切相关的令人不快和紧张的生活状态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更为常见。为了竞争和实现个人目标，孤军奋战的个体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除了这些消极的生活事件之外，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就缺乏对其成员提供的社会凝聚力和支持力量，而这种力量却恰恰能够减少压力给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影响。当然，正如本文开头部分所讨论的那样，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在心脏病以及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方面出现的文化差异。但很多研究已经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迁居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后，也越来越易于患上包括心脏病在内的各种疾病。 或许，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两个不同的亚群体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正像川迪斯所指出的（P327），研究人员做了一项以3000名日裔美国被试的研究，主要是比较那些在生活方式和态度上已完全适应了美国风格的日商美国人和那些仍然保持传统日本生活方式的日裔关国人。结果发现，在排除了胆固醇水平、锻炼、吸烟、体重等因素的情况下，前者心脏病发病率仍然是后者的5倍。 当然，你也许已料到“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维度会影响到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在养育子女的方式上的不同，事实上的确如此。集体主义社会中的父母更加注重培养儿童的“集体自我”（collective self），这种集体自我的特征是对群体规范的服从，对群体中权威的服从，行为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家长常常以公开或微妙的方式对做出符合群体目标的行为模式的儿童给予奖赏（Triandis，1989）。在这种情形下，只是因为自己不喜欢而拒绝从事群体期望自己做的事情是不能被接受的，这种情况也极少发生。然而在像美国这样的高度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这种拒绝是一种正常的反应，而且常常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这是因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父母重视培养儿童的“个人自我”（private self）。这就意味着儿童会因具有自力更生、独立、自知之明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潜能的行为和态度而得到奖赏。另一个看待这种差异的角度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反抗（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和独立倾向被看成是一种人格资产（personality assets），而在集体主义社会里，它们被看成是负债（liabilities）。文化经由父母向儿童传达的关于资产或负债的信息是强大而明确的，它对儿童的成长有着强有力的影响。 川迪斯的工作影响着广泛的研究领域。其中一篇文章将川迪斯的理论应用到研究两种文化条件下大学生球迷的态度问题（Snibbe et al.，2003）。研究者对观看重要足球比赛的美国（玫瑰杯美式足球赛）和日本（闪光杯足球赛）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要求这些大学生在足球比赛前和比赛后，分别对自己球队与对方球队的学校和学生进行评定。在这两场比赛中，都是具有优良学术氛围的大学输掉比赛。然而，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学生的反应差别很大：“美国大学生无论是在赛前还是赛后，均表现出对自己球队更加积极的态度。相比之下，日本大学生的评分没有表现出对本队的偏爱。而且，日本大学生对学校的评分反映了每一所大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对学生的评价则是根据目前的状态。”（P.581）另一项研究采用川迪斯的理论模型对孤独感进行了跨文化研究（Rokach et al.，2002）。该研究选取了来自北美和西班牙的1000多名被试，要求他们完成关于孤独感成因的调查问卷，其中包括个人体缺陷、发展性障碍、缺乏亲密感、迁徙和分离，以及社会排斥感。“结果表明，孤独感的成因的确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且，北美被试在这五个维度上的得分较高。”（P.70，附加强调） 最后，有一项研究突出了川迪斯研究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当我们在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加以研究和比较时，这种比较绝不只限于在国家之间进行。很多国家本身就包括了多种水平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亚类型。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拥有更多的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一项根据川迪斯的理论模型完成的一项有趣的研究（Vandello & Cohen，1999）以图表的形式描绘了美国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布情况。在继续往下阅读之前，请想一想你认为最典型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会出现在什么地方。研究发现，美国的南方腹地具有突出的集体主义倾向，而位于大平原和落基山脉的地区则呈现更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不过，即便是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内，也可以发现不同层次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亚文化群体。 川迪斯给所有的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看待基本的文化差异的新视角。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多种社会文化日益交织，我们所直接经历的文化多样性常常会导致一些潜在的误解、沟通障碍、冲突和挫折。对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差异的觉察和尊重，有可能让我们朝着缓和文化分歧与促进世界和谐的积极目标迈出一小步，但却是富有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