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城中村改造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326.7万人，流动人口404.07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52.63%。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7.8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3.3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16.9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1.2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从发展决策入手，进一步集中城市决策权；从城中村内在要求入手，启发、鼓励其自身进步；从体制入手，改革土地、人口与城市管理体制；从经济入手，将城中村纳入城市经济体系。

从文化入手，针砭城中村弊端，弘扬城乡融合与现代文明；从法律入手，严肃处理城中村所滋生的违法现象；从组织人事入手，培养高素质的村镇领导人；借鉴其他城市处理城乡矛盾的经验。

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化速度快速推进，但城市建设相对落后，特别是对外来人口管理跟不上，引发了所谓“城中村”现象，即是指城市郊区出现的已经转变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

这里是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区，生活与生产设施比较简陋，治安状况较差，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隐患。

扩展资料：

从主观上来说，是我国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及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所造成的，这也是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所谓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是指“城市”和“农村”分属不同的管理模式，二元所有制结构是指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而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制度。

而在一些“城中村”内形成了以城市与农村“二元所有制结构”并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的“边缘社区”特征。

从个体理性选择的角度看，‘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是农民在土地和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情况下，追求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最大化的结果。

我自己翻译的，希望对你有帮助了。AbstractThe fast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has led to the rapid urban expansion. The space of city has expanded to the suburban agricultural town and made the “urbanized villager” rent out their spare rooms to keep the economic balance in living, which has gradually become “Village-in-City”. The “Village-in-City”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under the disuniting policy of city and countryside. Along with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the cit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question of common concern among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people in the “Village-in-City” and academic world.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appearance “Village-in-City” and its main character. Then it explains the basic direction and common thought of other domestic cities’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in-City”. And finally it thoroughly investigates on Donggua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in the city. On the basis of the expatiation on the basic thought of Dongguan’s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in-City”, it puts forward several concrete plan of Donggua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explains each plan’s relative merits and usable conditions in details.Key words: Dongguan, urbanization, Village-in-City, reconstructionTO DRuno：改得还可以，不过还稍微有些小错误。例如第二句里的where该改成which，因为where是关系副词，不能作从句里的主语。

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管理的新途径——以江苏省灌南县为例江苏省灌南县位于连云港市的南大门，濒临黄海，四县交界。县域总面积1041平方公里，人口73万,其中县城区12万。2003年灌南城区按照“38平方公里、30万人口”的新城市规划，形成了目前的老城区、新城区、开发区三位一体、功能分区的新格局。灌南作为全省14个扶贫县中的重点扶贫县之一，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发展相对滞后，是苏北洼地的“锅底”。城市功能配套不完善，城管经费十分困难，城管执法难度相当大。对此，灌南县城管局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管理的新途径，使一个昔日“脏、乱、差”的苏北小县城迅速提升了形象。去年，灌南县分别荣获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称号和政府创新、中小城市和谐发展五十强称号。城管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同许多欠发达地区一样，灌南的城市管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空间太小、失业人员太多、市民文明意识太差、管理体制不顺、城管装备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连，主要集中在“四多”、“五难”上。“四多”：一是乱停乱放车辆多。从灌南城区来看，主次干道14条，其中繁华商业区4条，总长不到20公里，因没有一个固定的停车场，每天在街道两侧停留的自行车、机动三轮车、人力车达5万多辆次，汽车、摩托车达1万多辆次，节假日要增加一倍多。二是乱倒垃圾、抛撒滴漏渣土多。街道两侧有零散型住宅楼、沿街住家户2800户，加之其他个体经商户，每天产生近百吨废物。每天沿街乱倒垃圾不少于200起。三是流动摊点、店外店、占道经营多。由于经济相对滞后，就业岗位少，摆摊设点自谋职业人员相当多。每条街道上每天都有30多个流动摊点出现。四是乱贴乱画的“牛皮癣”多。“牛皮癣”整治难、回潮快。每天均有上百条“牛皮癣”出现。“五难”：一是经营业主管理难。城管主要对象是广大经营业主。在这个群体中，处于弱势的人员较多。一些经营业主自恃有经济实力、有关系，藐视城管队员，工作不予配合，还有一些外地客商，把自己作为政府引进的“上帝”，既不服从管理，违规后又给政府部门施压。二是齐抓共管形成难。城市管理只有全社会齐抓共管，各部门密切配合才能搞好。而实质上城管工作仍然是多头管理，多头执法，有利的事争着管，无利的事无人管，有麻烦的事推诿扯皮，存在管理空档，综合部门的协调缺乏必要的手段。三是基础设施配套难。在城市14条主次干道两侧裸露的地面颇多，路面破损严重，城区无一座星级公厕，无一座压缩式垃圾中转站。这些问题引发了乱洒、乱倒、乱停放、乱张贴等管理中的突出矛盾，让管理者无可奈何。四是城管处罚兑现难。实施处罚必然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一部分违章业主对行政处罚软拖硬抗，还辱骂执法队员，更有甚者，竟无中生有地到政府、纪检监察等部门诬告执法队员，使执法工作处于两难境地。五是执法水平提高难。城管执法人员绝大多数是退伍军人安置，还有的是其他单位调入的，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过系统的法律、法规培训，很难掌握执法程序，处于干中学、学中干的状态。抓好城管采取的相应对策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治本之策是提高市民的素质，创新工作机制，突破管理瓶颈。作为经济落后地区，灌南县城管局在认真分析影响城管根源的同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从创新机制入手，开拓进取、谋求突破，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一）创新管理载体，营造执法氛围。一是强化部门协调，实行齐抓共管。由“孤军作战”向“兵团作战”转变。由政府牵头、领导挂钩，将城管任务按区域、路段、场所分解落实到部、委、办、局及企事业单位、所在地乡镇政府、社区，分工负责，逐层逐级地明确目标责任，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近年来，灌南县政府在城市管理齐抓共管方面共下发了8个红头文件，每年年初将城管工作纳入各单位全年目标考核，每月发一期督查简报。二是加强城管法规宣传，增强市民城管意识。利用电台、电视、简报、标语、广播、竖警示牌等形式广泛宣传，以提高市民城管意识。取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化解管与被管之间的矛盾，使其自觉服从管理。对严重违反城市管理规定和屡教不改的违法违章者，及时曝光，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先后有12名被管理者因不服从管理，抗拒、阻碍城管执法而依法被行政拘留，其中6名被逮捕。三是强化社会监督，转变工作作风。经常邀请执法对象的代表、社区、相关部门及人大、政协、信访、纪检、监察等部门代表，召开座谈会，宣传城管工作思路，介绍城管工作情况，广泛征求意见，虚心听取建议，改进管理方法，转变工作作风，从而为城管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管理平台。（二）创新环卫机制，激发工作活力。一是在用人机制上变依赖型为竞争型。近几年，在环卫行业的改革中，先后有23名正式工待岗、轮岗，2名被辞退。二是在经营机制上变福利型为经营型。应用市场化运作的新路子，大力提倡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充分利用环卫行业优势，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对垃圾清扫、清运、渣土抛洒滴漏等项目进行有偿服务改革，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人人有事干，个个把钱赚”的浓烈创收氛围。三是在作业机制上变供给型为市场型，打破常规，强力推进环卫工作改革。1.把城区的14条主干道共计97万平方米的清扫面积分为9个标段，对道路清扫保洁权进行公开招标拍卖，以点带面，逐步推广。2.对城区居民、沿街店面和有偿服务单位的卫生费用以60万元实行总承包，同时成立渣土管理办公室，把渣土管理从环卫管理中剥离出来，统一扎口管理，每年创收10多万元。3.按照“以事定岗、以岗定薪”的原则，改变分配方式，每半年开展一次“市民满意的清扫保洁员”和“红旗路段”评选活动；搞好市场运作，不断增添环卫基础设施。近年来，通过市场化运作配套设备，增加环卫硬性投入200多万元，新购置1台吸尘车和两辆垃圾清运车、四只集装式垃圾斗，建立新公厕，改造旧公厕，使其达到水冲式标准，对一些主要道路新装了600只垃圾筒，减少垃圾乱弃现象。（三）创新城管理念，转变管理模式。一是实行定路段、定责任、定时间、定人员、定效果的管理。将任务层层分解、全面铺开，采取全天候“拉网式”不间断的巡查监控。二是采取集中式管理。每周一次组织100多人，开展声势浩大的“兵团式作战”，针对“钉子户”、“难缠户”等有影响的违章户，在摸底调查、说服教育的基础上，依法办事。三是采取服务式管理。把文明执法和热情服务寓于管理之中，变单纯的“驱赶式”管理为“服务式”管理，这样既达到管理效果，又树立了队伍良好形象。仅今年，就先后无偿制作了手推式流动摊点车26辆，摊点群5处120多个摊位，广告信息栏15个，自行车、摩托车停车挡栏1000多米。既改变了户外摊位乱摆乱放、阻碍交通、影响市容问题，又解决了600多名下岗职工、弱残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四是采取占领式管理。在违章户未出摊前就提前到位占领阵地，使其无空可钻。五是采取示范式管理。在主干道上先画好停车线，在人员密集的地方设置停车栏，人力车统一发证挂牌、统一装修，机动三轮车、人力车禁止在城区主干道行驶。六是采取曝光式管理。严格制定了“日巡、周查、月考”制度，局督察组和各路段长每天都有路段管理情况记录本，采取记录在案的办法，对违章者记录在案；违章一次，予以警告，违章两次书面检查保证，违章三次电视曝光，违章四次依法扣压其违章物品并处罚。七是采取市场化管理。走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以广告位价抵冲方式，对主次干道整治“牛皮癣”工作实行承包管理。对承包管理路段，保证人员到位，管理到位，责任到位，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除。（四）创新队伍建设，树立城管形象。一是严格制度整顿作风。对全体城管人员实行军事化、人性化管理。每年城管队伍都要自觉接受一个月的思想作风整顿，查找问题，认真整改、建章立制，出台了执法公示制、错案追究制、禁酒令、文明执法等10多个红头文件，用良好的形象、优质的服务赢得市民的理解、支持和配合，用制度规范队员行为，使每个队员都能爱岗敬业、文明执法、遵纪守法，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风气。二是文明执法树新风。围绕“教育为主、文明执法、严管重罚、强行入轨”的工作方针，要求每一位队员文明执法、礼貌纠章、以理服人、以法服人、以情感人，以自己的文明行为和服务态度感化人、教育人、树形象。三是练好内功强素质。按照“治队先治人”的要求，结合行风评议、民主测评，深入开展岗位练兵活动。每年请法制办人员集中授课培训不少于4次，集中考试不少于2次，从而使灌南城管局从成立到现在无一例违法执法案件发生。对所有队员实行末位淘汰制，高标准、严要求，以工作实效来衡量每个队员，对思想观念落后、工作无实效、业务不精通、同行不认可，考核得分排到末位的实行一次警告、二次待岗、三次辞退。五是服务群众树形象。面对城管信访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矛盾突出、问题处理难的特点，需要认真受理、文明接待、诚信服务，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使每月结案率和满意率达到100%。（五）创新融资渠道、提升城市档次。灌南长期控、管理和引导。合理调整城中村用地布局，加强对城中村内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违法经营行为的查处，坚决遏止乱搭乱建行为。同时，努力改善城中村的公共服务，积极探索对社会、经济、文化形态的改造措施，为空间形态改造营造良好的政策和舆论氛围，为远期实现城中村全面改造奠定基础。三是围绕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对城中村积累的巨大财富实施有效开发，针对不同的建筑状况采取不同的改造措施，同时在建设过程中贯彻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要求，努力实现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经济的目标。四是对于一些改造难度巨大，而对城市规划的实施影响不大的村庄，通过完善市政设施、打通消防通道、实施村庄改制等措施，将其纳入城市的统一管理，消除安全隐患，改善环境卫生和社会治安状况，解决人们关心的“城中村”问题。作者单位：山东省胶州市建设局村镇办戴着扶贫“帽子”，去年的财政收入不到3亿元，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城管的投入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创新运作方式，靠市场化运作手段加大城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采取市场化运作，以广告位抵冲隔离栏造价、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等方法，先后融资6000万元，对县城的主次干道的2万多米隔离栏、防护栏进行了更换，新建25座跨路灯桥、新建雕塑一座，新添垃圾筒600只、新建公厕3座。还在人民广场、人民桥以及主次干道两侧安装大型户外广告和轮廓灯等，实现了“白天见景，晚上见灯”的美化亮化。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