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以及 合同终止 后的全过程中，都要诚实，讲信用，相互协作。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包括：第一，在订立合同时，不得有欺诈或其他违背诚实信用的行为；第二，在履行合同义务时，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及时通知、协助、提供必要的条件、防止损失扩大、保密等义务；第三，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也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称为后契约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 民法典 基本原则的意义和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指导 合同当事人 订立合同、履行合同的行为准则，有利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履行合同义务。第二，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而法律又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解释。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百四十四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第一百四十六条 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民法总则》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此即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按《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诚实信用即是怀有善意、诚实、公开、忠诚没有欺或欺诈，具有真实、实际，没有假装或伪装的。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待他人诚信不歁，二是对自己的承诺要信守不怠。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地位突出。“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项之首位”，因此，被称为民法特别是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甚至被称为“帝王原则”。亚当·斯密说过，“与其说效用、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信用、诚信、正义是这种基础……，而信用、诚信、正义则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大厦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早在罗马法时期，诚实信用原则已经确立。根据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依据契约条件，而且要依据诚实观念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依裁判官法的规定，当事人因误信有发生债的原因而承认债务，实际上该原因并不存在时，可以提起“诈欺之抗辩”，以拒绝履行。近代以来，由于19世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诚实信用原则逐步确立为民法契约的基本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1134条规定，“契约应依诚信方法履行。”1863年《萨克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应遵守诚信，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契约应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诚信以解释之”。第242条规定，“债务人负有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信义，以为给付之义务。”19世纪末叶以后，法律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从契约的原则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随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亦采此原则，第1-304条规定，“履行或执行本法范围内的每一合同，应负诚实信用义务。”《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条规定，每一合同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与执行中负有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国际法律文件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第1.7条、《欧洲合同法通则》(PECL)第1:201条、《欧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一编总则第1∶103条，受《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统一商法典》影响，将公平与诚实信用合称为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或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原则(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中国历来强调诚信原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律。新中国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首见于《民法通则》，其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1999年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后相关民事立法大多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特别是交易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已经确立下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在第13条增加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扩展适用于民事诉讼法领域，成为民事法律的通用原则。但目前，我国诚信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契约精神不足、合同欺诈、电信、金融、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过期疫苗、股市虚假信息、虚假广告、山寨产品、仿冒知识产权、老鼠仓、上市文件造假、虚假诉讼、逃避债务执行等等不诚信、严重失信的问题很多，现象较为普遍。在国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89万例，限制6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29万人次乘坐高铁。依法惩治拒不执行裁判行为，司法拘留1.6万人，追究刑事责任2167人，让司法裁判真正成为惩治违法失信的利剑。因此，民法总则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认同。当然，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从私法到公法的扩张诚实信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也是一项以道德为内核而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也始终处于变动的发展之中，不仅从道德上升为法律，而且从最初仅作为债之履行规则，扩展至私法上一切权利义务履行之规则，从仅仅规制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原则，扩展至调整当事人与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现在已经延伸到公法领域。我国古代荀子从诚实信用对国家强弱的影响角度，强调了诚实信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宣称“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于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内，皆得适用之。”公法学者拉邦德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一如其在私法之领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领域。苟无诚实与善意，立宪制度似难实行。诚实与善意，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