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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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对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摘 要】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西部的经济发展中生态屏障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制约着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只要合理地利用生态屏障、开发生态资源，就能适应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的经济发展形势，减少因经济发展而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关键词】生态屏障 经济发展 合理开发 1 前言 区域的自然条件，是区域经济发挥自然物质基础与区域、人力、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自然要素。所以一地的自然条件对一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西部拥有各种丰富的物质生态资源，这些天然的自然生态资源形成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对西部的发展有着一定的限制作用，从而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了西部的原生态资源。 2 西部生态屏障的现状 2.1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态环境如果被破坏，很难恢复到初始状态 西部虽然是现在中国拥有最多原生态景观，最多矿产资源，且天然气、煤、水能、有色金属、盐矿等资源在全国资源总库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我国21世纪发展的重要资源依托区域。由于人们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该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2.2西部地貌主要以山区、高原和荒漠为主，交通不便，公共设施不完善 以铁路为例，截至2001年底，西部12省(市、区)的铁路密度(按营业里程算)为37.67公里/平方公里，公路密度(按里程算)为1017.81公里/平方公里，而全国同期的对应数字则分别为72.97和1768.76；运输也与铁路运输类似。交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也是尤为重要，而西部由于自身的地形地貌，自身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自身的生态屏障。 2.3西部自然气候不稳定，多属自然灾害频发地 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频率与强度明显上升，直接危及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而我国西部受特殊的生态环境的束缚，灾害也是非常的频发，这些自然灾难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制约着西部的经济发展。 3 生态屏障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原因 3.1以出让资源的形式来发展地区经济，导致该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西部很多地区走入了越穷越开发，越开发就越穷的恶性循环。加之治理速度远不及退化速度，生态安全威胁成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更加剧了地区经济贫困化和农民贫困化，巨额的生态赤字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教育文化赤字。 3.2该区的地形地貌自然阻断与中东部的频繁联系 西部地区由于天然的地形地貌，不少省份存在对外公路通道建设不足或对外通道不顺的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公路通道数量较少，等级较低，通行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及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天然的屏障，影响着西部经济的发展。 3.3由于地处气候多变区，自然阻断了一些外资的流入 西部内陆地区，高原、山地较多，气候干燥，有的年份西南和季风来得晚，或退得早，或是风力太弱，雨水不足，从而决定了原始脆弱的生态环境，易发较为强烈的生态灾难。灾难的频发也会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气候的强烈变化，使得某些产业在此地无法兴起，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 4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治理不足 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保护力度不足，过度的开发，又没有合理的治理。这样只会让生态屏障效应越来越明显。生态的脆弱性经不起污染，很多产业引进不进来，因为他们花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治理由于企业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 4.2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足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通讯、供水等。在交通上，形式单一，网络覆盖不够广，很多较为落后或偏僻的地方还没有通公路。西部地形多为山区，地势凶险，有些地区电网都还无法覆盖。通讯、电网都无法涉及，通讯就更无法全面地展开。西北有很多地区，目前还处于极度干旱的状况，年降水量很少，而供水管道的埋设也是困难重重。 4.3西部地区人才的缺乏 自身培养人才不足，外来引进人才的机制不健全，导致西部人才匮乏。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收入上，工作环境条件上，以及用人观念意识上的相对优势，西部地区优秀人才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4.4西部投资环境不具吸引力，国家支持力度有限 外资投入不足，自身的投入也不足，就算有在良好的资源，也拉动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首先国家预算不足，自筹资金有限，引进的外资也是少之又少，也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5 建议及解决措施 5.1合理利用生态屏障，建立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屏障的存在一方面阻碍了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也保护了西部地区的某些原生态景观和资源，所以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既能让西部摆脱生态屏障也能合理的保障西部的生态环境。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这是推进西部开发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5.2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一二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调整向优势产业调整，发挥原生态的独特优势，变生态屏障为生态优势，吸引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外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点要高，不能搞重复建设；要加强农业基础，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工业调整、改组和改造步伐；大力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 5.3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东部现在是新技术和各领域高端人才的聚集地，而东部的各种资源也是有限的，把东中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与西部地区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实行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建立市场化的地区之间企业协作机制，就可以与西部的资源优势互补，将技术与资金引进西部，形成合作互补共同发展的态势。 5.4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运输，通讯事业，能源等等。这些都是发展西部区域经济的前提与保证。打破原有生态屏障的束缚，加快与中东部的频繁联系，必须从战略眼光出发，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投入，先行建设，适当超前。要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线建设；加强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坚持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位置。要在做好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着力抓好一批重大骨干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经济的增长中有着很大的贡献的作用。 5.5建立良好的人才队伍：一是发展基础教育，普遍提高全民文化技术素质；二是利用有利条件，发展专业教育，提高在校大学生比重；三是制订优惠政策，稳定人才，吸引人才回流；四是从国内外聘请高素质专家，开发新项目。

一、21世纪初期是中国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期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以下有利条件： （一）发展需求劲头足 第一，居民消费结构迅速提升。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迅速提升的状况。我国消费市场非常广阔，商机无限，广大人民改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无穷尽动力。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要重点抓好三件大事：一是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二是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三是加强基础产业设施建设。 第三，加速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2003年我国城镇化占40.53%，预计2010年达到47%，2020年达到55%。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同时是保持我国发展需求的势头一项长远的举措。 （二）发展基础较好 第一，我国有取之不尽的劳动力资源，拥有丰富的科技人力和人文人力资源，并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 第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在5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我国“十五”计划期间完成了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如小浪底工程、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已初见成效。南水北调正在筹划实施中。到目前为止，全国高速公路大体联网，最低程度是省内联网。 第三，科技教育基础较好。建国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持续奋斗，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巨大成就：取得了一大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成果，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拥有一支可信赖的有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相当庞大，已拥有保持在校学生一千多万的共计1731所高等学校，全国普及义务教育人口达适龄儿童的98%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科学知识素质有很大提高。 （三）初步具备发展的体制保障 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国内统一的开放的市场逐步形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已逐步接轨；政府职能正朝着“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转变，为全面建立起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度而努力。此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四）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 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度重视保持社会稳定。一是正确对待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种种表现，特别是群体性事件，努力做到及时发现，正确处理，有效处理；二是高度警惕来自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和渗透等活动，重拳出击违法犯罪的案件，以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21世纪初期是中国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一）两个基本情况 1.我国是个经济大国，却不是经济强国。以2002年为例，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排在世界第6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127个国家中排在第73名。美国等18个国家早已完成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即第一次经济现代化；现在美国等6个国家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的发展阶段，即进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进程；其他12个国家也迈入第二次经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 中国目前还在推进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中后期。当今中国，农业社会、农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0%，相当于1870年美国、法国和德国的比重水平。 2.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因素，我国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很不平衡。1978―2003年东部经济上升，中部西部经济下降。这说明我国地区发展不协调是非常突出的，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特征，这个不协调不仅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差距。 （二）七大主要问题 1.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2.产业结构不够合理。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3.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4.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8.3%，天然气只有4.1%，铜是25.5%，铝是9.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5.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62.3%，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十六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6.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7.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还没有从根本上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尚未完成；要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各级政府在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待大力加强。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和行政监督机制。 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加快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探索和解决好建立现代企业的途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非经营性资产、自然资源资产的监管制度。继续深化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制度创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 第三，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第四，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十一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制约因素；机遇和挑战并存，从总体上看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我国发展。 有利条件主要是： (1)维护和平，促进发展，谋求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当今时代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我们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2)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相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有利于我们用好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更好地利用外部资金、技术、资源和全球市场。 (3) 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我国发展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和严峻挑战。 首先，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对我国的压力将长期存在。 其次，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在更加重视与我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一些国家同我们在经贸领域的矛盾也在增加。特别是近一个时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围绕人民币汇率、纺织品出口、知识产权、能源资源等方面的外部压力加大，今后这些方面的贸易摩擦还会继续出现。 第三，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许多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长期依赖进口。近些年来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这些都对我国经济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四，“十一五”时期，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但是近年来油价持续攀升，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未来世界经济仍有可能发生较大波动，从而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问：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答：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对外贸易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从外部环境看，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步伐继续加快。从国内情况看，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对外贸易作为联系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必将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依然面临着挑战。主要是：世界经济发展有较多不确定因素，石油价格攀升，地区冲突和恐怖活动不断，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增多，发达国家仍然限制高新技术输往中国。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增大，粗放型增长方式有待改变。

中国的经济思想有着自身的渊源和久远的历史，也曾世界经济思想体系中有一席之地；而中国的经济学却是近代以来受舶来经济学影响的产物。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历史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曾经贯穿着中国传统的古旧经济思想与西方引进的新鲜经济思想之间的较量和斗争。其总的趋势，大致表现为传统经济思想在舶来经济思想所取代而退出其统治地位。而舶来经济思想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伴随着其在中国传播的不断展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即从最初的一般经济常识逐步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领域。较量和斗争的结果是以舶来经济思想战胜传统经济思想告终。传统经济思想的失势，也并不意味着消失，它以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其底蕴，仍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显示其传统力量，但无论如何，经过舶来经济思想的冲击，国人在思考和讨论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问题时，已经从思维方式、逻辑体系、理论原则、研究方法和名词术语上，逐渐完成了由其传统古旧形式向新型科学形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舶来经济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是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创立，解除了束缚，扫清了障碍。近代舶来经济思想的引进，起始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在外国列强的炮舰威逼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政策，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最初，人们通过旅欧中国人和来华传教士的猎奇式观感介绍或新闻性零星报道，接触到一些肤浅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到19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有中国留学生运用所学习的西方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也有在华外籍人士为了办西学开课的需要，由人代笔翻译引进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著作等等。但这一时期延续到19世纪末，仍基本上停留在支离琐碎地应用西方经济理论，或用传统经济概念和术语来生搬硬套地解释和转述理论的阶段。直到20世纪初，以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于1902年正式出版为标志，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引进才突破以往局限于一般经济知识的窠臼，形成西方各种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以翻译或本国人自撰的形式，被大量介绍到国内的局面。1903年还出版了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的书籍，一本是梁启超编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另一本是美国人C.兰德著、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这两本书介绍了英国正宗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其出版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的流传已经引起了人们了解其学说源流的需要。“五四”后，西方留学

中国经济现状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07-8-21 16:01 | 提问者：金79 | 检举下面是我偶然看到的对2005年中国经济的一篇文章的一些部分.且不论积极或者消极,就一事实的角度.谁有没有对于现在的2007年的经济情况的文章?很想知道中国经济现状,就在物价飞涨的现在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问题补充：崩溃,要怎么做啊最佳答案 2005年---中国经济之现状--------------------------------------------------------------------------------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中国的经济改革20多年来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93年5月10日《时代》在《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总标题下的14篇文章。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10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语)面前，许多对*****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官方经济学界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2020-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21世纪末，人均GDP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报告作者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21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繁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令人看法实质所在：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能否支撑起一个中国世纪？中科院的预测是，2050年GDP为89万亿，是90年的50倍。但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权威人士证实，建国后40多年来，GNP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40多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可谓举世无双，假设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200倍的资源。中科院学者的预测全部建立在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的资源能否支持中国的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最深刻的悲剧可能是---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试验之后，惊骇地发现本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经济总规模不断扩大，世界的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的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世界再也无法依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再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学者证实，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间，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再增长50倍，污染要增长300倍。就算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环境也不再适宜人类生存。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中国面临的噩梦。事实上，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经济学界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对洋溢于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为人民描绘了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说，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时间的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经济学著作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而一般经济学著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却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时发生？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时间？这同样是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我们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如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之类，但却忽视了时间---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态崩溃的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从资源超载的角度看，国土承载力的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长趋势，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还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政府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从污染超载的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96年开始投入巨资，04年前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元，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数字相当于建政后前40年财政收入总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亿美元---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我们甚至用不着去讨论21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中国人均淡水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严重透支。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半数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数以上严重缺水，特大城市几乎全部缺水，50个城市已进入危机状态，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以中国人特别能忍受的国民素质，渐进、常规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并非必定导致社会解体。而渐进灾变中的急性爆发将是社会承受力崩塌的关节点。不必等到遥远的未来，在今日的严重水危机上，只要加上一个持续数年的大旱，就可能导致社会解体。历史上，1638-1641年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持续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会动荡不宁，饥民组成军队，终于推翻了强大的明朝政府。如果发生一个持续三年的大旱，其打击点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华北地区，后果难以设想，京、津、唐、保等地区是贫水中国的特贫水区。外来观光者只看见高楼大厦林立，却不知道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国际人均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的1/3以下，为世界人均数的1/30，比世界著名的干旱区阿拉伯半岛还要低，也低于以色列(人均水资源370立方米)---可以这样概括，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公里半径之内(200万平方公里，超过1/5国土)已没有一条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严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达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国昌就发出警讯：如果供水问题未有改善，只要再来一次大的旱灾，华北地区的经济都可能崩溃。目前，大北京地区完全具备了被水危机摧毁的必要条件；为使首都脱离险境，专家正在紧张讨论从1000公里之遥的南方调水的种种应急方案，甚至会迁都。为数众多的生态学家是悲观的：一切应急的工程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危机，21世纪将是中国无水可喝的世纪。水仅仅是资源环境灾难的一个侧面，21世纪将是中国走向崩溃的世纪。大难临头之际，就可能爆发实行世界范围内资源再分配的战争。难道没有挽救之途了吗？当然有，比如尽快实行私有制，让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矿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尽快实行市场经济，用市场的力量限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无节制的挥霍；比如放弃狂妄的赶超战略，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窄小等国情出发，走一条有限增长的道路等。但问题仍然是：还有时间吗？也许还有一点时间，也许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很难在这种创造性的毁灭之上重组社会，重建家园。退一步讲，即便奇迹式的完成较为彻底的制度转型，生态灾难也有其巨大的惯性。如俄国、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交替时期，生态加速恶化。而且，生态平衡的恢复也需要漫长的周期。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仅仅是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容量危机。而中国早已陷入全面危机：腐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股市畸形、泡沫经济、国企破产、工人失业、农民贫苦、金融混乱、治安失控；在社会的大系统中，任何一环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断裂。任何一环的断裂都可能引发整个大系统的雪崩，堵无可堵，防不胜防---一些中国人已预感形势危如累卵。21世纪梦精神胜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强早已把不义之财转移国外，外国护照在手，随时准备开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则把血汗钱存入早已资不抵债的国有银行，以备大难临头时保命之需。大船将倾人人都想抢块大点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么都抢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国，短视气息弥漫，人们及时行乐，无一不创当今世界之最。这是末日之前最后的盛宴，是灾难的直觉。公有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权分离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毁灭中国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护者，给破坏性使用大开方便之门。在完全公有制下，劳动者没有生产的动力，一般也没有破坏的动力。 以种种承包制为代表的两权分离制不仅同样剥夺人民对山河土地森林矿山的所有权，还为破坏性使用注入了内驱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车，注定损坏最严重、最迅速。邓小 平创造的史所未见的公有私营制，自行车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带私货。这样一来，可以想见破坏性使用之烈！帝王时代，江山社稷为帝王所有，传之万世，无人敢破坏，每一具体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场，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护。经典社会主义时代，资源财产完全公有，虽然难以避免经济学上公有财产悲剧，但劳动者没有破坏性使用的动力。最坏的是公有私营制，山河无主且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这样的制度条件下，增长就意味着破坏，高速增长就意味着高速破坏。既然损失巨痛，何以还要不惜代价地追求高速增长？政府和经济学界并不弱智。虽然在公开宣传中对高速增长沾沾自喜，私下却不断要求控制速度。官员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长不是好事，而是经济的灾难，因此并非一味追求高速，而仅仅要求适当的高速---速度越高，损失越惨重；速度不高，优越性则无从体现，且失业激增，政权不稳。看来，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长是政权稳定的唯一可能。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后，经济学界摸索出一条规律，必须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解决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证明，现在更成了政权稳定的保证。速度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只能高速度，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过，优越性的论证似乎开始受到普遍怀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动经济繁荣，花钱买稳定。这种局势下，人民和政权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可以放弃长子继承权，但总得给碗红豆粥。新的实践证明，只能维持(统计意义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长，才能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维持繁荣景像，8%增长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线。经济学家深谙个中的奥妙。杨帆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一定要达到8%？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本来一个预测数字，到中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大，反而强化到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已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源泉。经济学家程晓农说，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国家还鼓励企事业单位一味增加工资奖金、扩大福利，掏空国家财政和企业的积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来换取民众的支持。为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我们所付出的成本是否过于高昂？谁能告诉我，代价是必须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为产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并非人民币、美元或黄金，而是我们民族的基本生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