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活现象论文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读后文：吕叔湘出处：读书 1980年第4期 一 最近读了陈原同志的《语言与社会生活》，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也温习了许多旧有的知识，非常高兴，也想借这个机会说点自己的感想。 说话是人们的一种最普遍最经常的活动，可也是一种很神秘的活动。怎么这个人说话，那个人就懂，而另一个人就只听见一阵叽哩呱啦，莫名其妙？怎么一句话能引起哄堂大笑，另一句话又会叫人生气或者发愁？按说这应该是人人感觉兴趣，要想了解其中奥妙的事情，然而一般人对语言确实是了解得不多。即使要想了解，也有点不得其门而入的样子。讲语言的书是有的，可是读者的反应是“枯燥！”“烦琐！”，除了应付考试，谁也不想看。有一位朋友有一天对我说，“你们语言学家写的书对我有用。”我说，“怎么有用？”他说，“我每晚上床之后抓起一本来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您看，够多损！现在，我可以对他说，“你把陈原同志的新著拿去看吧，管保你睡不成！”——哟，我得声明，陈原同志的书，《语言与社会生活》，还只有香港版，北京版还在排印中，不过也快得了。 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悉，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一联系到人，情况就复杂了。说话(以及写文章)是一种社会活动，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是复杂的，因而语言也就不可能不是复杂的。不同民族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不同地区的人说着不同的方言；这个民族、这个地区的人又往往会说那个民族、那个地区的话。一种语言，写下来的跟嘴里说的不完全一样；在某些地区，在某个时代，甚至是完全不一样。书面语里边有各种文体，口语里边也有不止一种风格。各个行业有自己的“行话”，“隔行如隔山”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业务，也部分地适用于语言。甚至年龄大小，男女性别，也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语言上。外国语言学界早些年流行过一种理论，说是由于语言内部的不一致，分析语言就不能拿“语言”做对象，也不能拿“方言”做对象，只能拿“个人语言”(idiolect)做对象。事实上，个人语言也不保证内部完全一致。以语言而论，大多数人都是“多面手”，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语库”(repertoire)，在不同场合，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说不同的话；不但是用的字眼儿有所不同，句法也会有出入，甚至语音也会起变化，可以说是“随宜取用，不拘一格”。一个人的情况尚且如此，一个社会就更不用说了。总之，语言不是一种单纯的事物，语文课本里边的语言，语言学著作里边的语言，都是一种抽象，尽管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用处极大的抽象。在现实的社会里，人们的语言活动以及作为这种活动的工具的语言，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一大堆。研究这错综复杂一大堆的学问就叫做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不否定传统的语言学——“传统的”在这里指社会语言学正式挂牌子以前的语言学，——但是认为这样的研究不够全面，并且预言，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它的种种理论，语音的、语法的乃至语义的理论，都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回溯语言学的历史，它最初是为读古书和学作文服务的。到了十九世纪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才摆脱狭隘的实用目的，以寻求语言发展的规律相号召，这可以说是一次大解放。但语言学仍然被视为历史科学的一支。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以索绪尔为代表，提倡为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这是语言学的第二次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陆续形成许多学派，但目的仍然只是一个，就是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语言内部的规律性为唯一任务。直到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才有一部分学者不愿意以此为满足，要求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中国的语言学旧时称为“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其情形与西方颇为相似。西方的语言学传入中国，还不满一百年，还在吸收消化之中，开花结果还有所待。 十九世纪以前的语言学以实用为目的，但是这方面的成就并不显著。一个半世纪以来，语言学不以实用为直接目的，它的成果却很有益于实用(例如在语言教学上)。这里边好象很有点辩证法的味道。现在研究的范围更广大了，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更宽阔了，研究的方法也更细密更多样化了，可以预期有更丰富的收获。 二 陈原同志的书里谈到“洋泾浜英语”。这是随着旧时代的消逝而消逝的旧事物，现代的人大概都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名目，不知道实际是个什么样子了。我对于这东西也没有亲身的经验。倒不是“余生也晚”，而是有幸没有出生在那个畸形的社会层，因而没有接触到它的可能。我第一次遇到它是很偶然的，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从朋友那里间接听来的。有一家从上海逃到内地的人家，带来一位保姆(上海话叫“娘姨”)，一年半载之后宾东失和，女主人把她辞退了。她说：“Fashion come，fashion go”，翻译过来是“怎么来的怎么去”，意思是“你得给我回上海的路费”。(保姆跟女主人当然都是说上海话的，这会儿忽然来一句洋泾浜，其情形正如同文人学士说话中间引用古书，这该也是社会语言学里的事例吧。) 早几年，在我被强迫赋闲的日子里，有时候走进旧书店里去看看，偶然看见一本题为《Pidgin－English Sing－Song》的书，是1876年伦敦一家书店印的。现在从里边抄一首最最短的歪诗，以补陈原同志书里边所举零碎例子之不足。 The Rat One－time one piecee lat Pull hard to catchee nail， And talkee when he come： “Look－see what largey tail！ “But now my gettee out T’his ting no good－no how！ One piecee olo iron No blongey good chow－chow.” Supposey man lose tim ’Bout one long foolo tale， He take you in－P’ho！ It all－same lat an’nail. (有一回有个耗子 使劲儿拔颗钉子， 钉子出来了，耗子说： “你看，多大的个尾巴！ 可是我弄出来这个东西 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一块烂铁罢了， 真没什么吃头儿！” 一个人要是浪费工夫 听人家闲扯淡， 那就上了个大当， 象耗子拔了颗钉子。) “洋泾浜英语”是一度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流行的Pidgin－English，如果我们把“洋泾浜”作为pidgin的译语，那末在地球上许多地方还有(或曾经有过)别的种“洋泾浜”英语。下面是太平洋中所罗门群岛的“洋泾浜”英语的例子。 Mifele i－go go long salwater，lookoutim fish，now win i－kem.Now mi－fele i－go alabout long kino，now bigfele win i－kem now，mifele i－fafasi alaboute，rong tumes. (我们在海上航行捕鱼，风来了。我们坐的是小划子，刮起了大风，我们被刮得团团转，飘流得很快。) 不难看出，这一种“洋泾浜”英语，跟上海等地的“洋泾浜英语”面貌不同。 “洋泾浜”英语之外，还有“洋泾浜”法语，“洋泾浜”葡萄牙语。所有这些“洋泾浜”语言都散布在那些殖民主义者商船经常来往的航道上。 “洋泾浜”语言之外，还有所谓“克里奥尔”(creole)语言，这是“洋泾浜”语言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的分别是，“洋泾浜”是没有人把它当作母语的混杂语，“克里奥尔”是有人把它当作母语的混杂语，说这种话的多数是殖民主义者的后裔，尤其是混血儿，但也有土著人。这种语言不但是他们从小学会的话，并且往往是他们所能说的唯一的话。下面是苏里南(荷属圭亚那)沿海地区通行的、名为斯拉南语(Sranan)的“克里奥尔”英语(里边夹杂着少数从荷兰语来的字眼)的样品： Ala den bigibigi man de na dalcon e wakti en.A kon nanga en buku na ondro en anu.A puru en ati na en ede，en a meki kosi gi den，Dan a waka go na a djari，pe den gansi de. (所有要人都在阳台上等着他。他来了，胳臂底下夹着一本书。他向他们脱帽鞠躬。然后他走向园地，那儿有鹅群。) 三 陈原同志的书里谈到语言拜物教，从民间迷信讲到现代迷信，寓开导于谐趣之中，发人深省。我也想在这里补充一些事例。陈原同志引了贴在马路旁边电灯杆上的遣送“夜哭”的揭贴，我在家乡也曾经见过，并且除遣送“夜哭”的以外还有遣送“夜尿”的，词句大体相同：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射(za)尿(xu)郎。 过路君子念一遍， 小儿病去得安康。 野蛮人相信语言有神秘力量，是不难理解的。一个人说一声“集合！”，一群人就站成一排；那个人说“立正！”“向右转！”“齐步走！”每说一声，那群人就做出一种动作，让一个“原始”时代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怎么能不以为这一串串声音具有不可抗拒的神力呢？一切祝福(例如“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切诅咒(例如“杀千刀！”)，当初所以产生，根子都在于相信语言能在客观世界引起某种变化，尽管后来变成了一种形式。 在一切祝福和诅咒中，名字是关键。一个人的名字跟他的人身或灵魂是神秘地连在一起的，一定要小心保护。《封神演义》第三十六回，黄飞虎说：张桂芳这个人“与人会战必先通名报姓。如末将叫黄某，正战之间他就叫‘黄飞虎不下马更待何时’，末将自然下马。”第三十七回，姜子牙辞别元始天尊下山，元始天尊说：“此一去，但凡有叫你的，不可应他。若是应他，有三十六路征伐你。”姜子牙行在路上，申公豹在后面叫他，起先不应，后来应了。果然如元始天尊之言，引来了三十六路征伐。 因此名字要避讳，皇帝的名字不能叫，祖宗、长辈的名字不能叫。在后世，认为这是礼貌；在远古，这是有保护作用的。“史讳”在中国古籍校勘中是小小的一门学问；“讳名”的风俗在史籍中也留下许多有名的故事。最有名的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不知道这个典故的人总以为是“放火”喻其大，“点灯”喻其小，仿佛是一般的反对特权罢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个故事：宋朝有个知州(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姓田名登，因此他不许老百姓说“点灯”，叫他们改说“放火”，老百姓编出这两句话来讥笑他。 因为“名”要讳，所以“名”之外有“字”。“名”是正牌货色，不好随便动用，“字”是副牌，用来方便流通(正好象真古董不拿出去展览，用复制品代替)。 出于同一根源而表现为相反的形式的是给小孩儿起个下贱的名字。宋人笔记里有一则，说欧阳修家里有一个孩子名叫“僧哥”，有一个和尚问欧阳修：“您不信佛，干吗起这么个名字？”欧阳修说：“为的是让他容易养活呀，就象有的人家的孩子叫‘狗’、叫‘羊’一样。”欧阳修的话恐怕只有一半对，叫“狗”、叫“羊”是取其贱，叫“僧哥”很可能是冒充出家人，用以欺凶神恶煞。我们家乡从前就很有些人叫“和尚”的，叫“狗”的，我的本家长辈中就有一位叫“狗爷爷”，我们这些小孩子觉得非常可笑，“狗”跟“爷爷”怎么连得上呢！ 文字是语言的化身，可又似乎“青出于蓝”，要不怎么仓颉造字而鬼夜哭呢？纸篓子上面贴“敬惜字纸”，我见过；画一道符吞下去治病，我也见过。 陈原同志也谈到“塔布”(忌讳)和委婉语。在现代人的意识中，忌讳是因为“言之不雅”，但历史地说，“塔布”跟语言拜物教是一个来源，都是源于对自然界的不理解，“不理解自然导致了恐惧，恐惧产生了迷信”(陈书37页)。超自然的神力，表现在外界的是水、火、风、雷，表现在人生的是生、老、病、死。特别是两性相交、产生新的生命这件事引起极大的神秘感，因而两性关系成为拜物教的对象，并且中外古今一直是“塔布”的顽固堡垒。性器官、性行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与此有关的月经、怀孕之类也是说不得的。又由此而扩展到身体的邻近部分如臀部和肛门，以及有关的动作如排泄内脏里边的废物，包括气体。 由“塔布”引起的语言现象，除替代法(委婉语)外还有歇后法，例如“他妈的！”《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有一个绝妙的例子。安骥由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升授内阁学士，简放山东学台，要进宫谢恩。珍姑娘给他准备服装，“说：‘这褂子上钉的可是狮子补子，这不是武二品吗？爷这一转文，按着文官的二品补子，别该是锦鸡……’舅太太听到这里，连忙就说：‘是锦鸡，不错的。好孩子，你可千万的别商量了。’不想舅太太只管这等横拦竖挡的说着，她一积伶，到底把底下那个字儿商量出来了。及至说出口来，她才‘哟’了一声，把小脸儿涨了个漆紫。……这个当儿幸得张亲家太太问了一句……又惹得大家一笑，才把珍姑娘这句玉兔金、金丝哈的笑话儿给裹抹过去了。”——这里的“玉兔金”后边隐藏一个字，“金丝哈”后边也隐藏一个字，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塔布”的。(“金丝哈巴”是一种狗。) 跟这个相反的例子见于《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贾宝玉、薛蟠、蒋玉函、云儿等人在冯紫英家喝酒行酒令，“要说‘悲、愁、喜、乐’四个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个字的原故……。”轮到薛蟠，他说的前三句是：“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慵朝起”，末了一句来了个“女儿乐，一根××往里戳”，引得众人都说“该死！该死！”这位薛大哥，他是不管什么“塔布”不“塔布”的。 让我们来看看字典、词典里的情形。一般最忌讳的是两个名词和一个动词，在现代方言里所用的字眼不尽相同。比较通行的，男性生殖器有一个单音词和一个双音词，后者流行较广；女性生殖器主要只有一个单音词；动词较通行的有两个单音词，但写成汉字却只有一个字。现在把常用的几种字典、词典里收与不收的情形列表如下：

吕叔湘先生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中谈到语言的工具性作用，我也谈谈自己的看法。 语言是工具，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语言没有了这个功能，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是死的了。语言最初的产生源于交流的需要，远古人因为交流的需要产生了最初的原始语言，又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用于交流的语言。当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记录时，书面语就诞生了，而语言就是口语和书面语的统称，与人类关系最为紧密。人类几千年的历程就是基于语言而得以沿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就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了，他可以是历史、是哲学、是社会学，可以包罗万象，通过语言，可以看到人类几千年来的历史、思想，也因此有了历史语言学、哲学语言学等细分学科的产生。 仅就语言本身而言，他又是不断变化的，通过语言，可以看到一个时代，因为语言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语言不是一种单纯的事物”，他总是和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有着千丝万缕或紧或松的关系。“在现实社会里，人们的语言活动以及作为这种活动的工具的语言，都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一大堆。研究这错综复杂一大堆的学问就叫做社会语言学。”这就是语言工具性之外的另一个方面，与生活相关，与社会发展相关，也由此衍生出社会语言学的学科。陈原先生这本《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就是讲语言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 薄薄的一本小册子，32开本，120页，可读性很强，包罗内容不可谓不多。脱离本书，站在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也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书成于七十年代末，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如马恩主义、阶级划分、四个现代化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在当时看来有伤风败俗之嫌不能接受的而在今天看来习以为常的事物，陈原先生所持有的观点和颇近似于现代的我们，读后不得不为先生具有的前瞻思想而佩服。 一 陈原先生谈到语言没有阶级性，面对肚子痛这一事实，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会说同样的一句话：“我肚子痛”。现代社会已不习惯使用“阶级”这个词，而改用“阶层”，这就是时代特征。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中，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害死了一批人，也让许多人闻阶级斗争而色变，随着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的日益开放，“阶级”这个词已不再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倒是出现了高层、上层、上流社会、中产阶层、工薪阶层、农民工阶层这类多元化的具有现代特征的取代词，相对于“阶级”而言，阶层更显温和，阶层之间虽有小的矛盾但不似阶级之间那样严重对立不可调和。 虽然语言没有阶级性，但不可否认的我们的社会存在着阶级语言（阶层语言）。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语言习惯。拿厕所来说，盥洗室、洗手间这样的词相对于中产阶层以上多为使用，工薪阶层则常用卫生间、厕所这样稍显直白的词，而农民工阶层、农民阶层或者说底层社会则更为直白，厕所这样的词也用，但也有茅厕、茅房之类显得不十分雅致的词语。不同阶层有不同的用词习惯，长期使用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阶层语言。 和阶级、阶层的变化一样，对人的称谓也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史。在古代，大户人家通常称已婚的主人为“夫人”，称主人的女儿为“小姐”，主人的母亲为“太太”，下人的已婚女人称为“X家的”，X为丈夫姓，他们的女儿叫“丫头”。到了近现代，西方思想和行为方式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称呼也免不了受到影响。在上流社会，称未婚女士为“小姐”，已婚女士为“太太”，男士统称“先生”，在家中则遵从传统习惯，称女儿为“大小姐”“二小姐”。在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包括解放前的解放区）内称呼没有了性别标志，男女统称同志，有时在不知道姓名的情况下需要称呼时一般叫“女同志”“男同志”。到了现在，称呼不怎么严格了，而且因地方不同称呼也不同。在长沙男的（限青少年）一般叫“帅哥”，女的叫“美女”。而在一些正式场合，男称“先生”，女称“女士”。“小姐”这个词现在被赋予了一层特殊含义，具有歧视意味，因此在使用时大都比较慎重。相对于国外来说，中国对于女士婚否的区别在称呼上并不是特别严格，不像英语中的MS、MISS、MRS这样泾渭分明。 其实，包括对阶级、阶层的使用，对人的称呼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语言现象，这就是社会语言学，倾向于语言的社会特征，社会语言学的时代特色很明显，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用词习惯，甚至会产生新的词语。 例如“农民工”，意指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工人，因其农民身份而称作农民工。这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它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加速，经济发展增速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一个中国特有的工人群体。此外还有诸如航天员、网民、白领等富有现代特征的词语。 二 陈原先生在第三章讲了“语言的污染”，语言污染几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社会群体具有极强的流动性，而语言又具有区域性，不同区域的语言相汇集，必然会产生相互的影响，这种影响基本不受好与坏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强势文化决定的。强势文化在与弱势文化的交锋中，强势文化具有导向性作用，弱势文化会受到不自觉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当前世界，美国作为全球的超级大国，其文化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无论是观念思想，亦或是物质技术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因为其文化具有主导性地位，这种主导性是伴随着经济实力生长的。在语言上也如此，看看我们今天的词汇，受到它很大的影响。首先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或者说英美文化国家）具有领先优势，在一些新科学名词、仪器的命名上会受到影响，一般而言我们是选择音译，像人名、地名，如：penicillin最初音译为“盘尼西林”，后来才改为青霉素。此外，还有直接用英语字母或者单词替代的，如CT、X射线等专业仪器。就日常生活中，这种外来词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像麦当劳mcdonald，肯德基Kentucky，酷COOL，托福TOEFL，波音BOEING，可口可乐COCACOLA等等。 这些算不算语言污染呢，我在此无法做出界定，也许，这些在几十年前的语言学家们看来是语言污染了，应该用纯正的汉字，而现在则不这样认为了，毕竟这些词很普及了，已经融汇到了汉语词汇中，托福一词就已经收入了现代汉语词典。 是什么促使它们这样普及呢？我认为是方便。例如CT，是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简称，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必要记如此复杂的句子，而CT只是一种仪器的象征，只需了解它有什么功能就可以了。像托福、麦当劳、可口可乐读起来都容易上口，且易于记忆。还有就是现代人观念的开放以及易于接受新生事物也促使这些词语的生根，老一辈的人对于这些有字母或者音译的词因为念着拗口而记不住，现代人们都一般会很容易记住这些构造相对简单的词语。因此，语言污染的概念具有时空的相对性。当然，也会有运用不伦不类的语言污染，比如陈原先生列举的“洋泾浜英语”，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汉语式英语，chinglish。 脏话被认为是语言污染，我持保留意见，因为脏话基本是伴随着语言相生的，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固然不少脏话很粗俗，但一些常见的脏话已不仅仅是种脏话，日常生活中，不少人的口头禅就是什么“他妈的”“靠”之类，实际已经没有了脏话的意义，仅是一种口头语。而且脏话作为语言中的特殊现象不单存在于汉语中，几乎每个语种都会有脏话，这是一种语言现象，但是并不能看作是语言污染。

前言：本文是对 UC Berkeley 语言学家 Robin Lakoff 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的主题和内容进行解析的文章，摘录了 Lakoff 在文中所提出的部分典型例子、结合她所处的时代/英文语境以及我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文语境的体验，进行解析、对比及延伸。

论文总体介绍： 这篇论文常被视为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讨论语言与性别关系的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之作，启发了往后至今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和观点。Lakoff 认为，当前在日常语言使用习惯中，有很多例子都反映了女性在社会上被边缘化和不被作为独立个体重视（not being taken seriously）的情况，以及根深蒂固且可能无意识的性别歧视。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现象：

1. 女性使用的词语表达更显“琐碎”（trivial）。 2. 女性不被鼓励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用语（strong expression）。 3. 一些形容女性的词语需要被委婉语替代/美化（euphemism）。

另外，论文的论点和例子都是基于 Lakoff 自己的研究和生活观察，并没有统计数据做支撑（不过她也在论文开头论述了自己搜集素材和结论的合理性），同时我延伸的例子和讨论也是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因此不免有少虑和多虑的情况，但会尽量避免以偏概全。读者可斟酌接纳观点、或可直接通过评论和私信和我讨论。

Lakoff 首先提出了一个例子：女性通常比男性更能准确地区分并命名颜色，比如紫色里可以分紫色/淡紫色/薰衣草紫（purple/mauve/lavender）等等。我也举个很简单的生活例子——口红的颜色，大家就懂了。

像上图这样的段子很常见，一些男性朋友也常以此自黑。而Lakoff提到：

男性会认为能不能说准口红色号根本不重要（类似的例子包括衣服样式、花的种类等），而从这个词汇现象中反映的则是现实中比较普遍的认知偏见：女性会更专注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而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不应该让她们做决定（women are not expected to make decisions on important matters），包括商业层面、政治层面的决策等。

为什么说是偏见？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本身不一定是琐碎的，只是被男性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与自己无关），然后冠以“不重要”的标签。久而久之，社会上就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女性很擅长处理那些琐碎的事务，就让她们干这个吧”——作为降低女性的地位、稳固自身群体地位的借口。

b 句采用了感情色彩比较强烈的用语（通常带粗话），相比之下 a 句的语气比较温和她表示，一般情况下的日常对话中，上面的 a 句更倾向于被认为是出自女性之口、b 句出自男性之口。虽然也有一些女性会习惯使用 b 类句，尤其是当下网络时代，但在面对面对话场景中女性使用 b 类句还是会或多或少被烙以“粗鲁”的印象，而人们对男性使用这类句子的容忍度会更高。

如果把上面两类用语简单分为“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我们会发现另一个现象：一部分女性会开始使用“男性语言”，但反过来，“女性语言”很少被男性使用。Lakoff 基于这个现象引申出：一些以往被男性主导的工作也开始有女性参与，但很少男性会主动去参与以往被女性主导的工作（如家庭主妇、护士）。这可能是因为：

在社会上掌握主导权的群体，他们的言行、观念会被其它群体所吸收接受，反过来却不成立。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如果想被尊重，需要“像男人一样强悍”、证明“我也能做男人做的事” ，而男性没有任何必要去理解女性群体、接纳她们的观点。

回到上面的两个例句，Lakoff 认为这也代表了一种看待男女性的态度的差异（尤其是对孩童）：人们希望男孩能有“男子气概”、充满精神斗志（high spirits）、需要强硬一点，而希望女孩能更加温顺、贤惠。在交谈讨论的过程中，使用语气强烈、态度明确的用语，往往能更容易获得对方的注意。同样的，当一个人能自由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时，才能被别人重视（as a real individual in one's own right）。因此，这种在用语上的区别对待也更加巩固了在社会中男性的强势地位。

当一个常用的含贬义的单词或用语、或一个单词常被人联系到一些让人不安、尴尬的事物时，人们就会用一些 委婉词（euphemism） 去取代它/美化它，以便能让人们在公众场合放心地使用它。

其中“woman”这个词就是 Lakoff 提到的一个重要例子。在她观察到的、在英文的很多语境中，“lady”都会作为委婉词去替代 woman，她称 woman 常被联想到 housewife（家庭主妇）甚至是 broad（对女性的不尊称呼，相当于中文的“婆娘”），称呼 lady 比称呼 woman 听起来更有礼貌。

在中文语境也有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原本一个很正常的描述“妇女节”，近年来被很多花里胡哨的“女神节/女王节”的称呼取代。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在于“妇女”这个词常与已婚女性、家庭主妇、年长女性等概念挂钩（即使本来的定义是“14岁以上的女性”）。

我不清楚这个趋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知道商业市场是其中一大推力。通过对妇女节再包装，冠以女王女神等时尚的名头，本来“平平无奇”的、赞扬女性社会贡献的日子，摇身一变成为电商狂欢节。事实上，很多女性也吃这一套，觉得这种称呼的变化是美化了自己的形象，也让这个日子更加被重视。

但真的是这样吗？委婉语确实可以让人更舒服地去谈论一个事物/概念，但也很容易让人忽视这个事物原本的意义，因为越来越少人谈论它。而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有关女性权益的组织、官方定义等都以“妇女（woman）”为准，包括妇女联合会、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等。如果我们都把“妇女”贬义化，避而不谈，那么女性就更有可能被随意定义了。

妇女这个词不被正视，很容易导致女性权益不被正视； 对妇女节的商业包装，很容易导致女性被商业化和物化。

所以可以发现，今年电商平台有关“女神节”的logo或装饰都没以往显眼（上面以及下面的截图已经是个二级页面了），或者直接改为“3·8节”。

另外，Lakoff 也指出了 woman 的另一个委婉语 girl，通常是用作讨好女性、说她们很年轻。 在中文语境里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祝福女性生日快乐时会习惯祝福“年年十八”、“永葆青春”之类的，一些女性自己生日时也会说“又一个18岁生日”。而在偏正式的环境里（比如办公环境），“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女生/女孩......”，这两种称呼都很正常，但很少会出现“我们办公室的一个男孩......”这样的用法。

形容女性年轻，本身没什么问题，但要知道，“年轻”本身也容易让人联系到“不成熟”、“没担当”等特征。如果过分强调女性都是年轻的，就很容易形成女性都不成熟的刻板印象。

在 Lakoff 37页的论文里，还有很多其它语言现象的例子，能够说明女性在社会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但我们没有必要对每个用语都锱铢必较，或者说要求人们一个个纠正，因为这只是人们在认知层面、社会层面就已经形成的固有思维（对女性地位的不重视）的具体表现，之一。正如 Lakoff 论文结尾所说的：

最重要的还是让人们意识到不公真实存在、广泛存在（这也是这篇论文和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重新好好地思考导致不公的原因，重新去了解、认识女性，而不是沿用父权社会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的那套观念（包括部分女性也无意识地把自己套到了这些观念里）。引用【My Fair Lady】里的一句台词：

同样的，女性在我们眼中是怎样的，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态度看待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