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财政学怎么做科研论文研究

财政学理论经历了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研究领域和方法论不断扩充套件与丰富。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摘要：近年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乡镇的管理，使乡镇管理呈现良好态势，但在对乡镇财政管理中发现其中存在问题较多，内部控制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就要做好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从而为乡镇改革奠定基础。本文将从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研究提升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方式方法。

关键词：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

一、前言

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一直是乡镇发展与进步中重难点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方式。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其中存在很多问题，限制与影响乡镇财政内部控制工作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二、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存在多账户管理

在我国很多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中都存在多账户管理情况，这样的管理方式不仅会增加乡镇财政资金控制工作负担，还会大大降低财政资金可控能力，从而致使资金被盗用或出现去向不明情况[1]。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资金账务资讯容易出现不真实的情况，影响财会监管。乡镇财政资讯缺乏真实性，在难以了解乡镇真实工作情况的同时，还难以实现对乡镇 *** 的正确评价，可见多账户管理存对于乡镇财政管理中只有弊端没有任何益处。

2.监管工作不到位

监管工作不到位也是影响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存在问题的主要因素。相对于城市，乡镇较为偏远， *** 监督管理部门在管理这些地区时常常是在口头上管理，难以真正将监管工作落到实处，这就导致乡镇财政资金管理者可以任意挪用该部分资金。如果深入监管该部分资金，进行审计工作，就会将大部分干部卷入其中，总的来说主要是由于 *** 相关部门对乡镇财政收支情况监管不到位，才导致这种问题的出现。

3.相应的管理机制缺乏、落后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很多方面都实现了优化管理与创新管理。在经济转型的今天，经济管理也逐渐呈现严格态势，但由于乡镇地区较为偏远，国家所下达的一些整改措施也难以真正实现，导致很多乡镇在财政管理与内部控制上依然采用传统管理方式，这样也就限制了其功能的发挥，影响了财政管理工作开展，经常出现工作效率低下或存在较多漏洞的情况，如某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10多万资金不知去向，并且不仅该乡镇如此，我国存在这种情况的乡镇占据80%以上，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在上百万左右。

三、提升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的方式方法

1.明确乡镇财政资金内部账户数量

减少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账户数量是解决乡镇财政资讯不真实的重要方式，为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做好管理工作，让相关工作人员认识到国家对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的重视。要求所有乡镇财政资金都需要归集在一个中，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对乡镇工作资金管理工作效率，还便于财政业务往来。同时，这种管理方式还能有效减少管理人员占用与挪用财政资金的情况。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机制，将资金管理工作分为三部分，分别为管事部门、管账部门以及管钱部门，在动用该资金时需要三个管理者共同签署才能使用，否则任何人不得使用该资金。

2. *** 以及相关部门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作为监督管理者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做好监管工作，可以通过宣传方式强化工作人员对财政资金的认识，并将违法真实案例加入其中，使其认识到随意挪用该资金的危害。同时做好培训工作，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思想道德意识。此外，要求监管工作者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减少不良事故的发生，将其薪资待遇与工作情况挂钩，以此时刻督促其认真开展工作。

3.构建完善的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机制

要做好这一工作，就需要有完善的控制机制作为支撑，首先，确定财政资金管理职能，将具体工作落到个人身上，实行专事由专人负责。其次，要求所制定的控制机制与国家财政要求相符合，将国家相关要求作为行事准则，构建完善的乡镇财政管理机制。最后，做好机制落实工作，让其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成为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重要载体。

4.强化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技术手段

要强化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技术手段，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财政内部管理工作，不断强化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与能力，并让其在实际中锻炼自身能力，同时，注重高学历人才的引进，让大学生走进乡镇工作。还可以通过培训等方式强化乡镇内部工作人员自身素质与技能，鼓励其认真工作与学习，进而改变现有技术手段落后的情况。在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技术手段得以提升以后，能够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带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此外，还要做好村级资产处置、大额资金支出采取集体决策工作，建立镇包联村干部与村集体领导班子联签制度以及财政财务重要岗位的定期轮岗制度等。

四、结论

综上所述，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关系著乡镇经济发展，以往的管理方式存在较多缺陷，导致乡镇资金容易被占用或挪用，因此，就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从而减少资金损失。本文根据实际情况，从四方面提出了整改措施，其中一定存有不足，希望能够得到相关人士的指导，进而完善研究，做好乡镇财政资金内部控制工作。

参考文献

[1]王维毅.我国乡镇财政所规范化建设考析[D].云南大学，2014.

[2]邵志强.基于县乡联动策略的乡镇财政资金监管模式[J].市场研究，2015，2：63-64.

1市级财政局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相关体制制度不完善，财务管理工作完成不到位

“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市级财政局的财务管理工作亦是如此。但现阶段，以财政局为代表的各项行政单位在开展工作时还面临着各类难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过于低下的财务人员准入门槛使得很多县级、市级的行政单位财务人员并非由会计专业人员所担任，部分财务管理人员缺乏优秀的工作意识和综合素质，导致财务管理工作完成不到位。其二是岗位分配制度不合理，在县市级的财政局中，常常出现单位管理人员未能对现有的人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擅自聘用员工、混岗用工、未能依照相关法律条例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其三则表现在资金链管理上，有资料显示，75%以上的财政局等行政单位都曾出现过因购买财务及装置时未能及时清算而导致坏账、死账的情况。而在行政单位专项资金分配管理时，这一现象同样存在，很多市级地区的财政局并未能做好对上级单位核拨的资金进行整体的预算和控制工作，在对这些资金进行挪用时更是缺乏严谨性，随意性较强、严重影响资金使用效率，导致资金配置难以最优化。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相关的体制制度对其进行明确规定。

1.2财务治理体系不平衡，内外部监督机制亟待健全

以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财务管理为例，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外部监督体系，在国有民营的转化中，整个企业的国有资产容易因非国有化而被转移、流失甚至蚕食。国家利益也由于企业缺乏财政局所提供的有效的财务治理体系而无法保障，造成整个体系中财政局、企业自身及投资者财务风险都被进一步加大。即使是对于财政局自身而言，其内部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同样有待完善，部分财政局甚至未能对相关人员制订出具体的财务管理策略，导致财务人员工作缺乏积极性，在进行各项财政管理及监督工作时容易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事前事中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工作中。

1.3财务管理观念未更新，资金使用效益尚有待提升

现阶段，很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普遍受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整个财务管理观念还停留在传统的粗放型的财务管理阶段，在进行各项财务管理活动时，往往将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混为一谈，事后核算、忽视流程控制等情况更是屡见不鲜。部分财政局的财务管理人员往往也不能认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不具有优秀的财务管理意识，未能认识到事前和事中的预防及控制的重要性，导致在进行财务管理工作时，不关注各项经济活动与所从事工作的耦合性，将各项财务管理工作孤立开来，导致整个行政单位资金使用效益难以提升。

2解决市级财政局财务管理问题的策略研究

2.1完善市级财政局财务管理各项体制制度

对于财政局单位而言，通过完善财务管理各项体制制度，不仅可使单位财务治理范围得到有效扩大，而且因各项管理体制制度不完善所引起的财务管理工作完成不到位也可得到有效解决。其具体内容包括提升财政局等行政单位财务从业人员的市场准入门槛，制定明确的岗位责任制度，避免混岗，以提升资金链及流动资金管理效率，利用专项资金管理监督制度和评价制度优化财政单位资金使用等。

2.2健全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及外部监督制度

财政局若要完善财政管理体系，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最终使财务管理步入规范化，需要从源头着手，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及外部监督制度。就外部监督制度而言，可考虑将财政局内部的内审部门与稽核部门的工程流程和工作制度公开，并开展网站建设、匿名举报等相关工作，使得人民群众和媒体能对财政局的各项财务管理工作做出监督。在内部控制制度上，可利用绩效考核制度和薪酬激励制度等方式提升财务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可通过对财务管理人员所管理的不良资产比率、净资产收益率、现金比率的业绩评价进行考核，使相关管理人员意识到保持良好的经营业绩就是提升个人利益的基础，保障财务管理工作实施的效果。

2.3树立新型财务管理观念，提升管理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会对于财政局等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要求也在进一步提升，而财政局作为企业财务管理及各项服务职能的核心载体，同样也应意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树立起新型财务管理观念以提升管理水平。具体可遵循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应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帮助其认识到财务管理工作和财务管理意识的重要性，打造训练有素的行政单位财务管理工作队伍。然后是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督、管理、控制工作，使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最后，建立新型的成本效益观念、理财观念，提高财务风险意识，使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3结语

加强财政局的财务管理工作不仅保障了自身各项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执行，对国有资产乃至于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相关财务管理人员需要在财务管理工作中不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财政局自身也需要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不断开拓创新，使得财政局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一份更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方法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从学科发展的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更恰当些。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似乎是“学说史”的任务。要把“对象和方法”截然区分开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别叙述的方法却是适当的。本文讨论这个问题，目的是想搞清财政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演变的原因、现状和趋势。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科学”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工业化”的开始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是指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以“交换”为前提的，但从起源来看，最初的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但从农业经营方式的起源来看，最初却不需要交换。如何把农业纳入交换经济，进而纳入“工业化”的轨道，同样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说明已经隐含了斯密的社会发展观：资本主义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因此，在这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可以作为等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斯密时期，全球人口只有8亿（1750），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高达95%[1]（第180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话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社会的当务之急，物质产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时在“制度”安排上却是不利于“工业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贸易自由”的制度障碍很多；在不成文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贵金属就是“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严重影响“贸易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财富”就是“价值”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斯密的“价值”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是“生产性”的。他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他的市场经济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他倡导“廉价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上述表明，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财政学是作为他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自然人一样地理性行为，重点分析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西方的“工业化”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场手工业全面转入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机普及时期），也就是斯密“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在欧洲大约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国，大约在1830年就结束了，而欧洲大陆则要迟30年左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与经济学家的民族感情、社会环境、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关。当时德国相对落后，意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反斯密传统的，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应该说，历史学派在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的时候也没有把“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来看待。“工业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由“温饱”转入“小康”。社会关注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需求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学说史的角度看，1890年马歇尔发表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同时，马歇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原理》（1871）、社会政策协会的成立（1871），“是明显标志着另一个时期到来的一些事件”。马歇尔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劳务”也是有价值的，也是“生产性”的。这样，就把斯密的市场经济扩大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但他同样认为政府部门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同时，马歇尔也注意到“工业组织”的制度变迁，社会分工更为发达，从生产到消费的环节越来越多，经济研究不应该再从“供给”出发，而应该从“需求”出发。他认为，斯密只强调自由竞争是不够的，竞争也有缺点，合作也有优点。不仅如此，“国富”光凭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已经远远不够了，需要人们深入认识，自觉“驾驭”。他认为社会发展不像斯密所说的那样“自然而然”，而有“人为”选择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斯密理论中关于“自然工资”、“自然利润”、“自然地租”、“自然利息”的概念是不贴切的，应把“自然”改为“正常”。这个“正常”的概念一直沿用至今，比如“正常利润”、“正常利率”等等，甚至在此后发展起来的宏观理论中对经济状况的分析也采用“常态”和“非常态”的概念。他认为“纯粹”的经济学只研究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不可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尽管对经济有重大影响，比如政治问题，不属于“纯粹”经济学的范畴。这就是说，“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对于“纯粹经济学”来说，只是外生变量。从此古典经济学喜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被“经济学”替代。这一切就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新”，并形成“马歇尔传统”，但理论的“本体”仍然是“古典”的。直至今天，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研究被列入“主流”的地位，而且不如此就似乎不正宗。在学说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时期划到1936年，即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那一年。我以为不妥，“新古典”时期的终结年代应该以1950年左右为界。凯恩斯在主流经济学说史中的地位很高，名声很大。我以为从经济学说的角度看，凯恩斯的“名声”大大超过了他的学术贡献。从学术成就上看，他仍然应该被纳入“新古典学派”，但标志着新古典学派的终结。他的名声之所以那样大，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创立的宏观理论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根据。从1930年代以后，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日益加强，导致20世纪40年代发展为“混合经济”。二是二战以后直至1970年，资本主义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1930年代的危机给西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于是人们把“政府干预”以后的经济增长“归功”于凯恩斯。三是凯恩斯是英国财政部的高官，参与重大经济政策，包括国际经济组织的策划。而他的老师马歇尔却是纯粹的学者，凯恩斯可能是开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政治先河的代表人物。这是政治决策发生明显变化的重要标志。凯恩斯以后，英国在经济学方面“原创性”成果最多且领先的地位也结束了。马歇尔有两个著名学生：一个是庇古（1877—1959），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一个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们不迷信老师划定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一个把社会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另一个把宏观问题请进经济学的殿堂。但在对市场经济的“本体”认识上仍然是“斯密”的；在经济分析方法的“本体”上仍然是“马歇尔”的。因此，把他们列入“新古典学派”是适当的。这就是说，新古典学派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领域。在“效率”方面，把斯密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市场经济”拓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盈利性部门。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领域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三条主线，没有统一的理论模型，三者之间的关系很有一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味道。凯恩斯学说确实名噪一时，主流派甚至一度认为微观问题已经被研究得差不多了，社会的注意力几乎主要被宏观问题所吸引。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主流研究中，“效率”是市场机制的事情，即“市场经济”的事情：“公平”和“稳定”是政府的事情，即“非市场机制”的事情。而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政府却只是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并没有从微观上研究“非市场”的“机制”问题。但社会关注的问题不是理论研究的全部，真正的理论家需要以他对社会进步的思考、以他独特的知识积累、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以他超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来“捕捉”和“研究”有关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当时社会所“不关心”的，但仍然有一批真正的理论家在“耐得住寂寞”状态下进行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仅比凯恩斯的《通论》迟了一年，可是在很长时期“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40年以后才名声大噪，被誉为新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科斯的论文实际上把“企业组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回答了“企业组织”的“性质和原因”。在传统的“效率”研究中，“企业组织”历来是作为“价值”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科斯却把它内生化，并提出“交易费用”的著名观点，从而确立了“企业组织”在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