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反倾销论文

经济学家诺克斯(R．Nurkse)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罗伯特逊(D．HRobertson)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他认为，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各国按照比较成本法则进行国际贸易，通过专业化分工，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增加产量。通过交换各国获得了多于自己生产的消费量，这是对外贸易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产生间接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动态转换效应，带动了国民经济全面增长。

目前全球反倾销立案总体呈波浪上升趋势，中国“受灾”最重。对中国企业来说，反倾销随时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我国企业的优势－价格优势有可能成为外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诉讼的理由，另外加上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是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受反倾销诉讼的打击。当然也反过来说明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正在增强，其实如果，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做好充分准备，积极灵活应对，国内企业遭到反倾销后是能够获得胜利的。我下面介绍我国橡胶行业近年来在积极应对中也获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下面通过对个别案例的简述，希望能在对外反倾销方面给业内企业有益的启示。 一、入世以来各国对我国橡胶行业提起的反倾销 入世以来，我国被外国提起反倾销的例子越来越多，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4月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03年下半年，共有14个世贸组织成员对30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展开了115项反倾销调查，其中发达成员采取的调查占46项，报告显示：中国出口产品遭反倾销最多。 这一数目与前年同期相比明显减少。2002年下半年，共有18个成员发起了161项反倾销调查。 报告指出，2003年下半年，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成员是印度（33项），其后是美国（21项）、中国（11项）、加拿大（9项）、墨西哥（8项）和澳大利亚（7项）等；而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是中国（30项），其后是美国（12项）、日本（8项）、欧盟（8项）、印度（7项）、韩国（7项）和中国台北（6项）等。若按被调查产品的种类划分，化学制品的数量居首位（31项），紧随其后的是贱金属（29项）和塑料制品（16项）。 报告还列出了各成员采取反倾销最终措施的数字。2003年下半年，16个成员对31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实施了107项反倾销最终措施，比前年同期的113项略有减少，其中发达成员占23项。 实施反倾销措施较多的成员依次为：印度（32项）、中国（21项）、美国（9项）、澳大利亚（8项）和土耳其（7项）。出口产品被施加反倾销措施较多的成员有中国（22项）、韩国（15项）、日本（8项）和印度尼西亚（7项）等。 在秘鲁，今年5月，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日前公布一项裁决，以中国轮胎存在倾销行为为由，规定从中国进口的轮胎在入关时必须多交反倾销惩罚性关税，以便其销售价格与国际市场水平大致持平。 利马考乔轮胎公司于2001年2月15日首先向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的反补贴及倾销委员会提交报告，指控三家中国公司向秘鲁倾销轮胎。同年4月，在秘鲁设有分公司的固特异轮胎公司也向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提交类似指控。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随后开始对来自中国的轿车、小型卡车及大货车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 不久前，秘鲁全国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署反补贴及倾销委员会下达初级判决，声称经过与其他国家同类型产品的比较，发现中国轮胎价格相当低廉，该组织因此下令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轮胎征收反倾销惩罚性关税，以韩国出口到秘鲁的轮胎价格为标准，提高中国轮胎的入关价格。 在土耳其，由于生产商Pe吨las和TurkPirelli公司向土外贸署提出指控，要求对产自中国的橡胶外胎的进口采取措施，今年8月21日，土耳其外贸署进口司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公告，决定对橡胶外胎开展反倾销调查。 在印度，今年5月印度轮胎业生产商协会近日表示，将在1个月内向政府对原产于中国的汽车轮胎提交反倾销诉讼申请。印度轮胎行业生产商协会是代表印度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的组织。目前，该协会的会员包括MRF、Apollo、Tyres、JK Tyre、Cea吨和Birla公司等印度的轮胎大生产商。 该协会董事D．Ravindran表示，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已经事先向海关作出通报，并提供了目前轮胎的市场价格。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正与印度的一家私人调查代理处合作共同收集中国有关公司的倾销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以及从印度外贸局得到的有关信息一并提交给印度外贸局。该私人调查代理处已经确认了进口这些轮胎的印度进口商，目前唯一要做的是证实涉及倾销的中国企业及其轮胎品种。 D．Ravindran表示，印度汽车轮胎生产商协会此举是因为进入印度的一些中国轮胎存在“低报进口”现象，并向印度出口翻新轮胎。中国出口的汽车轮胎价格为70－75美元／条，但在印度，其价格为35美元／条。中国公司通过“低报进口”使得每条轮胎的到岸成本较低。 二、对于印度对我橡胶助剂的反倾销的应对之策及思考 今年7月，印度有关当局宣布对进口的中国国产橡胶助剂进行反倾销调查。这是连续两个月来对我国橡胶助剂进行反倾销调查，在我国橡胶助剂及其中间体界引起强烈反响真正意识到所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给未来生产与发展带来的影响。 据分析，印度对我国频繁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一是贸易竞争性强。我国和印度同属发展中国家，都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要贸易伙伴，且以制成品出口为主，造成出口产品的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二是国内企业应诉不积极。目前我国对印度出口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较分散，而且涉案金额不高，造成我国企业对印度的反倾销应诉率比较低，而这又给印度造成对华反倾销易于成功的错觉。三是印度国内蓄意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随着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印度，印度国内对我国产品的抵触情绪正在加深。 从印度对我国橡胶助剂的反倾销，也可以看到我国橡胶助剂行业近几年取得较大进步。 1、我国橡胶助剂现状 我国橡胶助剂工业近年来取得较大进步，其中重要因素是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上游原料及中间体有苯胺、硝基苯、对硝基氯苯、环已胺、吗啉、对氨基二苯胺、叔丁胺、间苯二酚、甲基异丁基酮等。 苯胺是橡胶助剂的主要原料，目前我国荣胺年生产能力约为40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13％，随着相关产品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苯胺掀起建设热潮，预计2005年我国苯胺国内年生产能力将突破60万吨，价格平稳供应充足。硝基苯90％以上产量用于生产苯胺，因此其市场趋势与苯胺相近。对硝基氯苯是橡胶防老剂主要原料，目前我国对硝基氯苯年生产能力约28万吨，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56％，价廉优质，成为全球主要生产国和供应国。在未来相当时间内，我国对硝基氯化苯将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甚至有所下降。 环已胺是促进剂CZ的主要原料，2003国内年生产能力约为1．6万吨，约占全球生产能力20％，近年来随着促进剂CBS的快速发展，2004年国内多家企业扩建生产装置，预计2004年底全面生产能力将达到2．4万吨，未来价格平稳，供应充足。 吗啉是促进剂NOBS的主要原料，我国建有亚洲最大的吗啉生产装置，年生产能力超过1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50％，已经出现严重供过于求局面，价格逐步下滑。 对氨基二苯胺是橡胶防老剂最主要中间体，近年来国内对氨基二苯胺合成技术进展较快，国内成功开发出硝基苯法清洁工艺，生产成本较以前每吨降低3000元，目前国外也仅有富来克斯公司能够采取该工艺进行生产，国内年生产能力3．5万吨，约占全球总生产能力25％左右，质量好价格优，每年大量出口到国外。 间苯二酚是橡胶粘合剂的主要原料，国内年生产能力3000吨，约占全球生产能力的6％左右，近年来全球间苯二酚严重过剩，大量国外产品进入中国，价格大幅度下降，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全球间苯二酚的供应不成问题。 叔丁胺是橡胶促进剂TBBS的生产原料，国内仅有小规模生产装置，由于合成技术不过关，生产成本高，导致我国促进剂TBBS的发展缓慢，近年来进口价格有所下降，国内也在加快叔丁胺合成技术的研究。 甲基异丁基酮，是防老剂4020的主要原料，以前国内主要依赖进口，2004年初吉林石化将建设年产1．5万吨的生产装置，即便该装置建设后国内仍不能满足需求，据悉国内镇江引进技术建设年产3万吨的生产装置。 橡胶助剂的原料多为苯系有机中间体，而印度有机中间体业中苯系相比比较薄弱，萘系比较发达，印度的苯胺的生产能力约为5万吨／a、对硝基氯化苯产能为6万吨／a、环已胺、吗啉、叔丁胺、对氨基二苯胺均为年产数千吨，没有间苯二酚和甲基异丁基酮的装置，与我国生产能力及技术水平相比有一定差距，每年从我国大量进口对硝基氯化苯、吗啉等，也进口一定数量的我国环已胺、苯胺、对氨基二苯胺等。因此此次印度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几个品种也主要是以苯胺、对硝基氯化苯、环已胺等为原料生产的橡胶助剂，而TBBS原料叔丁胺生产不理想，在此次反倾销调查中就没有提及该产品。 总的来看我国橡胶助剂的原料除少数品种外，基本上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产品质量和价格均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 2、什么是WTO机制下的反倾销 现行的WTO反倾销规则作为一套详细的法律规则，是在GATT第6条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GATT第6条是在各国反倾销立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了解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WTO反倾销规则。按照世贸组织各成员关于实施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6条所达成的协议：“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如果被指控产品存在倾销，并给进口国国内造成损害，且该损害确由倾销所造成，则进口国可对该出口国指控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一般来说，确定反倾销程序大体包括起诉及立案、调查问卷、证据核查、初步裁决、最终裁决、听证或上诉等6个环节。 在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以前，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受制于外国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等直接数量限制，我国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后，反倾销这种合法的贸易保护措施会成为一些国家实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重要形式。以美国、欧盟为首的反倾销活动近年来甚嚣尘上，作为重要对象的亚洲国家，先是韩国、日本，继之印度、泰国、印尼、越南、菲律宾、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均成为西方国家反倾销的受害者而蒙受巨大损失。我国则是后发并超越韩、日的最大受害国（1）。迄今为止，我国出口产品已受到近40个国家和地区共426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产品4500多种，居全球首位，为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 可以说研究反倾销与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印度对我国化工产品实施反倾销，橡胶助剂并不是首例，如印度曾提出对自韩国、中国、欧盟和中国台湾的碳酸钾产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经过国内大量努力，于2004年1月16日印度调查局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裁决，因此国内可以借鉴以前成功经验积极应对。 3 对于这次印度对我橡胶助剂的反倾销我们的应对之策 通过国内多次反倾销和应对国外反倾销案例来看，我们的应对之策是：首先国内生产企业要在企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出口商会的支持和协调下进行应诉，鉴于目前国内被提出反倾销的促进剂M、促进剂CBS、防老剂RD、防焦剂PVI等生产企业规模小，因此大部分企业对反倾销知识和经验，应对所需要费用较高等都存在较大问题，并且橡胶助产品出口受阻对上游中间体影响较大，因此主要上游产品生产企业也应积极帮助这些企业应对反倾销，采取积极协作配合，在数据的共享与保密处理、费用均匀分摊及相互协作方面都要以开放胸襟和以大局为重去维护我国民族工业健康稳定发展。 全国了解申诉企业及应诉企业的实际状况，做到知己知彼，认真研究印度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标准和程序；以《WTO反倾销规则》和印度反倾销规则为基础，既配合印度反倾销调查机关的调查又要据理力争，维护应有的权益；政府相关部门、协会、商会和应诉企业及代理律师共同努力，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有所突破，为中国企业应诉印度反倾销案排除一个主要障碍，因为我国出口到印度产品尤其是化工中间体很多，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对我国将来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这次反倾销应诉，无论是胜诉或败诉都要积极总结经验，因为通过应诉可以充分了解和认识印度国内橡胶助剂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情况，获得宝贵的一手资料，如了解到申诉期间其他国家在此期间在印度倾销幅度；通过现场应诉可以了解其他各国企业的实力和在印度市场上竞争的态度，以确定我国橡胶助剂在未来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对手等。 三、对于反倾销，我国的应对措施 1、加快企业非国有化改革，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地位的被动局面 我国政府有必要按照市场经济国的条件，尽快在竞争领域完成国有企业民营私有的转制改革，等到劳工工资、生产资料控制及资源配置、产品价格、产量限制等一系列障碍均不复存在，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真正建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要求美国确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倘若还不能取得市场经济国地位，则可诉请WTO争端解决机制对美国的歧视政策和行为予以裁决。 另外，有效的产权安排能够减少企业在出口中的倾销行为，并激励企业在遭遇反倾销诉讼时为了自身的利益积极应诉，从而减小反倾销造成的损失。 2、增强国际营销观念，提高产品综合竞争能力 面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反倾销威胁的双重夹击，出口企业应做好对国内外市场调研工作，优化市场结构，尽快转换竞争方式，变“以价取胜”为“以质取胜”，积极利用商标、原产地标志、包装、款式、公关、广告等种非价格竞争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 同时在制度安排上可以考虑“优质高价出口原则”。这一原则是为了制约企业的外销竞争行为和防止出口活动中可能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而建立的准则。这一准则首先强调的是“高价”，一种国内产品在向同一海外市场外销的活动中，外销价格高的企业将赢得市场。外销价格的比较在经过技术处理后可统一在离岸价上进行，由海关设置“价格门槛”，出口产品的外销价格只有高出这一“价格门槛”才能溢出海关输往目标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说，“优质高价出口原则”亦可称为“最低出口价格准则”。这一准则的确立和有效进行有助于彻底解决我国出口低价竞争的老大难问题，并把出口竞争引向高价竞争，从而也就能够防止低价竞争表象背后可能隐藏着的国有资产流失或市场行为执行人中饱私囊的不法行为，并将有效地刺激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的提高。 3、政府努力创造条件，企业积极应诉 政府应努力为我国企业应诉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应诉与收益相对称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而企业在受到反倾销指控时，要积极应诉，敢于打“洋官司”。我国企业大量的反倾销应诉案件实践证明，打洋官司并不可怕，只要企业准备充分、据理抗辩，取得胜诉的机率是很高的。 4、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应当说，我们对WTO规则的陌生与无知，缺少精通WTO规则的专业人才，是我国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损害最大的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我国的《反倾销条例》生效至今也只有4年多的时间，因而不论是企业、政府还是进出口商会、各律师事务所等，都奇缺反倾销专业人才。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了解国际市场的反倾销人才和律师队伍，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加强培训反倾销律师，同时注意充分利用国外市场中这方面的人才，跨国公司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5、建立反倾销的预警机制 该机制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出口市场份额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可以使国内企业采取正确的出口策略，防止被国外采取反倾销措施，即使被拆，由于预警机制的充分准备，也可以容面对，扩大胜诉概率。建立反倾销预警机制，首先要熟悉进口国的反倾销法律和程序，因为出口产品被诉风险概率取决于进口国相关产业是否强烈认为某一进口产品已经符合进口国反倾销法律的立案标准；其次要对进口市场进行了解，因为进口产品在法定调查期内数量激增，进口价格一路下滑，对此口国相关产业产生威胁，是立案的主要引发点，因此要对进口国市场内各国同类产品的进口熟练和进口价格以及进口国市场内同类产品的进口价格与各国（含中国）国内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异进行监测；另外要熟悉进口国相关产业，因为进口国相关产业的运营国期和同类产品的生产指数，原材料价格浮动等因素，也对进口国的反倾销策略产生直接影响；最后可以根据以上所了解情况综合分析，采取对策。如可以根据在某一时期内为进口国设定的进口数量和价格警戒线，适当整国内企业的出口数量、价格和出口时机 6、由于反倾销机制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机制，我国应利用好反倾销机制的规则，加强国内对外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力度 目前来看，我国相关部门对外国产品反倾销的调查力度在增强。今年9月8日，我国产业损害调查局召开了三元乙丙橡胶反倾销案产业损害调查启动会。立案后，受理应诉，组成了调查组，发放了调查问卷，产业损害调查全面展开。按照产业损害调查程序，调查组已于8月30日下发了各类调查问卷，目前正在抓紧进行初裁前的各项调查工作。 12月1日，商务部发布2004年第81号公告，公布了对原产于欧盟、韩国、美国、印度的进口三氯甲烷（英文名称：Chloroform，以下称“被调查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终裁决定。根据终裁公告，自2004年11月30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该产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税则号中列为：29031300）应按终裁确定的税率（32％－96％不等）缴纳反倾销税，期限为5年。另外，商务部与德国LII欧洲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签署了价格承诺协议，这5家企业不适用反倾销税措施。

内容摘要： 反倾销作为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认定和许可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国际通行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也是用来对付不公平竞争的必要工具。它具有形式合法、容易实施、能够有效保护国内产业且不容易招致报复的特点。近年来，我国产品在国际山场上屡造反倾销投诉，认清国外对我国产品反倾销指控的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已成为我国企业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的当务之急，也成为理论界的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将通过分析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和特点，明确其原因，然后 一、国外对华反倾销投诉的现状和特点 近2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和出口贸易获得了飞速的增长。但是，随着我国商品出口贸易量的增加和在世界出口榜上排名的上升，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也逐步出现了扩大之势，“例如，从80年代的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逐步扩大到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埃及、南非、秘鲁和土耳其等国也频频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 另外，由于近年来我国已经被欧美等一些国家列为反倾销的头号目标，所以针对我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接连不断，“综合WTO统计资料和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的统计资料，从1979年8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纳发起第一起反倾销案件以来至2001年12月初，已经有欧美等29个国家对我国提起共计477起反倾销案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案件最多的国家。2000年各国提起的反倾销案件总数为251起，其中我国遭到反倾销起诉的案件有33起，对中国的反倾销占世界总数的13％以上，但是当年中国的出口外贸额占世界总额的比重却只有9％。2001年1月—11月中旬，我国遭受的外国反倾销投诉案件已经达到34起，已经超过了2000年遭反倾销投诉的案件” 。 显然，中国已经是世界反倾销浪潮的最大受害者。各国对我出口产品的频频反倾销已经构成了对我国经贸发展的实质性障碍。 从目前外国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特点： （1）以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是对华反倾销指控的“主力军”。在对我国产品提出反倾销指控的国家和地区中，欧盟一直是“领头羊”。我国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指控就源自欧盟。近年来，欧盟对外国和地区产品的反倾销指控与日俱增。据欧盟委员会发表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仅1999年，欧盟对其它国家和地区产品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案例高达89件，较上年增加61件，其中涉及中国内地产品案例为12件（1998年1件）。今年第一季度，欧盟又对涉及22种进口产品征收了临时反倾销税，对9种进口产品征收了永久性反倾销税措施” 。 （2）反倾销对象多集中在我出口“拳头产品”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出口增长的稳定性与成长性。“如欧盟对我国彩电、自行车、箱包、鞋类产品、热轧平板钢材与可锻铸铁管配件实施反倾销措施，特别是对我出口彩电征收高达44.6％的反倾销税，几乎使我国彩电退出欧盟市场，而这一市场每年进口量为1000～1500万台。出口市场日益萎缩，也是我国国内彩电企业大演价格战的一个外因。此外，如我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根廷对中国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等也征收了高额反倾销税”。 （3）反倾销发起国家和地区由最初的发达国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延伸。近年来，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提起反倾销指控日甚一日的同时，俄罗斯、印尼、阿根廷、台湾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加入到对我反倾销指控的队伍中来，如阿根廷对我国大到机电、化工等附加值高的产品和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大宗产品，小到餐具、烟花、挂锁、纸牌等低附加值的产品，宽范围地实施了反倾销措施，使双边贸易受到严重影响。 （4）反倾销诉讼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应对中国产品冲击的一个重要法码。从比较优势理论来说，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而言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因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前者以其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后者比较优势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市场交换，双方各取所长。由于贸易条件、市场依存度和非价格竞争因素等条件的限制，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由于资本沉淀和劳动力转移等退出障碍的存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愿退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或者尽可能地延长退出时间。这样，在产业结构完成升级之前，需要政府提供某种程度上的贸易保护。中国出口产品价低、量大、厂商分散的特点，就很容易成为国外反倾销诉讼的目标。 二、中国屡遭外国反倾销投诉的原因及其分析 对华产品反倾销确实已经成为中国出口的“拦路虎”，而且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逐年扩大，这一问题将长期严峻地突显在中国外贸主管部门和业者面前。知己知彼，认真分析中国屡遭外国反倾销的原因有利于中国出口的顺利进行。 （1）低价倾销的客观存在成为反倾销诉讼的导火线。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也并非空穴来风。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市场尚不规范，盲目跟风现象广泛存在，从而导致了大量的缺乏目标性的重复建设与盲目发展的市场行为。市场上因而出现了大量过剩产品，企业为了生存在其国内和出口的销售策略上竟相采取低价倾销策略。“在出口价格上，香港某刊物对我国160种出口产品的调查中发现，有120种商品价格比应有的价格低20%。由此可见以低于正常价格向外国销售我国产品的现象的确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出口商的低价销售给进口国的国内同类产品工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 。 我国企业产品的倾销现象有着综合的深层原因。首先，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两国之间之所以存在贸易，是由于商品价格有差异。与我国的国情相关，我国产品生产市场上原料与人力资源的价格相对低廉，因此各企业有条件依赖于低价策略来开拓国际市场，增强自己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出口。其次，我国大量中小型企业不注意引进与学习先进的管理与销售观念，导致销售观念落后。在市场营销中仍广泛采用相对单一的价格策略，而不注重自己产品在性能、服务等硬件方面的改良，这也必然表现在他们的出口销售策略上。再次，出口结构失衡。从产品结构看，我国出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易给进口国造成低价倾销的印象。从市场结构看，我国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过于集中，竞争激烈。此外，与政府与一些部门盲目鼓励出口缺乏指导性也有一定的联系。 （2）我国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行模式中国家控制对市场运作模式的影响问题。我国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我们要实行的不是西方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之间是有一定差异的。近20年来，虽然我国在迈向市场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如通过汇率并轨实施了单一的汇率制度，允许并鼓励外资进入许多国内的生产领域，通过建立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市场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无论是从经济体制上还是从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出发，并不能就此将我国划归 为市场经济国家。而由于欧、美各国的法律或者一般都有对市场经济体制和非市场经济体制 的区别标准，“其主要的一些标准包括：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程度；劳资自由谈判工资的程度；国家对生产资料、资源配置和所有制的控制程度等等”。 鉴于我国现行经济运行机制中的经济运行主体全部属于国有 或由国家控股的情况较多地存在，由此而反映出来的国家通过其所有权来直接管理或者于预企业经营的状况亦较为普遍，此外资本项目项下的外汇仍处于管制状态，一些垄断性行业的限制进入等等，上述状况一方面反映了现行经济运行模式和一般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各国对我国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的客观评价。 （3）贸易保护主义者滥用WTO协议关于反倾销的规定。反倾销是WTO允许的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各国政府要对某个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 税，不仅要证明某进口产品存在着“倾销”，以及倾销对进口国国内生产同类产品的产业造成了损害，还要证明该进口产品的倾销和产业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进口国同类产业的损害是该进口产品的倾销造成的”。 不过，该协议并没有具体对“倾销”是否属于不公平竞争作出具体判断，而是为各成员国在能否采取反倾销措施方面制定了规则。鉴于WTO协议已经明确限制各国使用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的产业，所以，反倾销措施这一WTO允许的保护本国产业的合法手段，就被各国作为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频频用来反对其他国家的不公平竞争。一些国家近年来不断强化其反倾销立法，降低倾销的构成要件，扩大反倾销调查的范围。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滥用反倾销措施具体反映在全球反倾销案件的大量增加上。 三、我国应付外国反倾销投诉的对策 （1）抓住入世的机会，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价格体系，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真正主体，独立承担风险，使产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直接挂钩，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特别重要的是要尽量减少由国家定价的商品种类，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的早日建立。这样，即使我企业出口商品遇到进口国厂商等的反倾销投诉的情况，由于我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主要是市场因素决定的，并且是不受国家定价控制的，就有可能根据欧美反倾销法的相关规定，争取获得涉案企业的单独税率甚至整个行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欧美等国反倾销法规定中所谓替代国标准不再对我涉案企业适用，同时，我国应积极顺应市场要求，改革产品结构，屏弃重复建设，实施产品差别化战略，提升产品附加值，避免企业在低附加值的产品中进行过度竞争。要求商务部、行业协会和出口商会及时出口商品的销售状况和渠道，了解自己出口商品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的影响，积极帮助企业作好应诉工作。 （2）尽快理顺企业产权制度，尽量减少和取消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欧美反倾销法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通常在资源分配和价格决定中起的作用极小。而私企受利润驱动，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米制定其商业决策，不受政府的干预。因此私有企业的产品和生产成本，较能合理地反映经济现实。” 对于我出口企业来说，如能使外国行政当局对其市场经济地位认可，就意味着我出口产品的成本和价格有了被直接认可的可能，否则，涉案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就不会被认可，而要以一个所谓市场经济性质的第三国的类似产品的成本作为替代价格。而由于这种替代价格选择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会对我出口企业造成实质的不公平和歧视。面对上述状况，我出口企业一方面要通过自身的体制改革来促进企业理顺其产权制度，并以此作为建立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另外，对现有的国有企业也要加快其股份制改革，并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前提条件下，有效地从机制上割断企业和国家在产权上的连接关系，从而为进一步减少和取消国家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和控制创立良好客观条件。 （3）利用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反击各国对我的歧视待遇。尽管入世后并不会立即改变中国屡遭外国反倾销投诉的现状，但入世后，我国一方面可以利用在多边贸易体系中 的发言权来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挑战这些歧视做法，我国应加大对欧美等国在反倾销投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对我国的歧视政策放在WTO规则中加以评判的力度，以便尽早通过WTO这一多边贸易体制来维护我国应得的正常待遇。 （4）遭到反倾销投诉的企业要积极应诉。针对我出口产品的国际反倾销案一直居高不下的现状，出口企业一方面在国际反倾销案案发前就应当未雨绸缪，尽早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为此要及时和充分了解本企业的出口产品或者其他类似出口产品在进口国的销售价格和走势，以及该出口产品对进口国同类产业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同时，为了保证国内企业积极应诉国外反倾销诉讼，行业协会或进出口商会可以考虑建立应诉基金，入会企业依出口额多少按比例上缴年度应诉基金，一旦同类出口产品遇到国外反倾销指控时，由应诉基金支付相关应诉费用，包括律师费和企业联合应诉的组织成本当国际反倾销案，涉案企业应该积极应诉，只有积极应诉，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应诉结果，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出口企业要尽早了解反倾销答卷的要求，做好应诉材料的准备工作。反倾销案一旦发生，外国反倾销主管当局都会要求涉案企业在规定的时间里及时回答各类调查问卷，出口企业应根据客观情况认真填写；②出口企业一定要在国家反倾销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和进出口商会的共同协调和支持下迅速组织，积极应诉；” ③聘请有经验且对我友好的当地律师进行申辩和负责处理案件。聘请当地律师进行反倾销诉讼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不仅因为当地律师同有关当局有众多的人事关系和业务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谙熟当地法律和复杂的诉讼程序与手续，而且一般而言，只有当地律师才有权经宣誓调阅与本案有关的档案和资料，尤其是保密性的材料，这样就能做到知己知彼，使申辩能更有效地进行，取得对我有利的结果。”

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其他参考资料1、 彭文革、徐文芳著：《倾销与反倾销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2、 张慧龙编著：《欧美反倾销法对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香港万里书店，1993年3月第1版。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4、 程大为：《WTO反倾销措施和中国反倾销应诉》，《国际经济合作》2000年第11期。5、 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分析》，《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6、 石青凯：《国外反倾销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及对策》，《国际商报》2000年8月10日。7、 姜爱丽：《加入WTO的反倾销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8、 王伟：《美国反倾销法损害标准的演变及评价》，《河北法学》2000年第3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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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倾销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会对进口国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反倾销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滥用反倾销,即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国外对华反倾销现状分析及对策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但同时国际上一些国家也将我国的出口商品作为反倾销的主要目标。因此，了解和掌握有关国际贸易的反倾销理论和法规，研究分析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现状及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于消除对外贸易障碍、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贸易中反倾销法的性质和作用 倾销是一种人为地将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在它国进行销售，并且给它国带来和将要带来实质性危害的行为。在国际贸易中倾销的动机是多样的，但不管什么样的动机，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措施。因此，在实践中不但会遭到进口国政府及企业的反对，而且也是国际社会所不允许的，国际社会和各国对倾销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通过公约和国内立法进行限制。国际反倾销法产生于1948年1月临时生效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第六条。该条款明确公布倾销行为应受到谴责，各缔约方均享有对倾销的抵制权，从而使反倾销成为GATT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竞争规定，以规范企业参与竞争行为，保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 几十年来，国际反倾销法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在《1967年反倾销守则》基础上形成的《1979年反倾销守则》，进一步赋予进口国在反倾销程序上以一定的灵活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倾销应是构成损害的“主要原因”规定，即只要倾销是构成损害的一个原因即可，进一步放宽了实施反倾销的条件；二是制定了“价格承诺”条款。在20世纪80年代的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1994年反倾销守则》是在原《守则》的基础上引进了新规则，赋予进口国在其经济免受滥用自由贸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方面以强有力的保护功能，以规范贸易行为，减少贸易纠纷。 实践清楚地表明，国际反倾销法具有贸易保护的性质和作用。无论是历史上的关贸总协定（GATT），还是现今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并不排斥贸易保护，而是在消除多种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注重对进口国的适当保护。目前，反倾销已成为被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认可的用以保护国内工业不受损害的工具。 越来越多的国家根据国际反倾销法的规定修改或制定自己的反倾销法律。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国际反倾销的性质、作用和规则，是我们正确制定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策略，有效减少或避免遭受反倾销指控的重要前提。 二、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双方贸易有了迅猛发展。1999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3607亿美元，其中进口1658亿美元，出口1949亿美元，贸易顺差达291亿美元。不少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认为，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基本处于顺差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外有关竞争者利用反倾销法，频频指控我国出口商品倾销。 从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盐类和闹钟发起第一宗反倾销调查，至2000年9月初，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件总数已达378起，涉及我国出口商品二十多个大类中的绝大部分类别，总金额至少有100多亿美元。据有关资料，近年来国际反倾销案件中，针对我国出口商品的，约占全部反倾销总数的习小。看来，我国已成了国际反倾销的主要目标，我国的出口贸易正面临着严重的反倾销的威胁。 当前，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反倾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次数频繁。自1979年我国产品首次在西方遭到反倾销诉讼至今，我国产品屡屡遭到反倾销诉讼，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我国产品提起的指控有增长之势，如欧盟仅在1996～1997年上半年就发动了10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在1998年7月又将中国的棉坯布作靶子提起反倾销调查，要我国企业作出价格承诺，否则就征收反倾销税。1999年新春伊始，欧盟又宣布对从中国、匈牙利、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进口的钢丝绳和钢缆绳征收惩罚性反倾销税。近来，中国产品在国际上接连遭遇反倾销厄运，9家企业刚应诉欧盟反倾销，欧盟又对中国节能灯进行反倾销调查；美国6月开始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征收反倾销税，8月中旬又指控中国钢材对美倾销。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99年上半年至2000年上半年，国外对华反倾销起诉达53起，还有10起在立案之中，涉及中国出口商品金额约达15亿美元。 2．被诉倾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反倾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只要他们认为危害到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业的产品，都可以列为倾销产品的范围。涉及鞋类、电工刀、打火机、油漆刷、自行车、铅笔、抽屉滑轨、箱包、树脂餐具、不锈钢餐具、刹车盘、刹车鼓、电缆绳、彩电以及化工原料和农产品等4000多种商品。尤其是美国的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相继把保护的范围由一般商品扩展到劳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其可诉的范围还会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对中国产品倾销的确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一般说，构成倾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产品以低于国内的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向进口国进行销售；二是销售的数量猛增；三是销售的产品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的危害，且这种危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但是西方一些国家所确定的倾销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甚至有时根本不具备任何倾销的条件。在确定哪些是倾销产品方面带有主观性。作为倾销产品的对象，大多数是我国竞争力较强的产业，特别是低附加值、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如中国生产和出口到欧洲的棉坯布价格从1992～1996年一直在上升，但占欧洲的市场份额1995年、1996年、1997年基本持平。在这种情况下还确定为倾销，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发达国家的纺织业在中低档产品上已经失去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这些不景气的企业，减少失业人数，一旦提起反倾销诉讼，则一定会确定倾销存在。在确定反倾销税的征收上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实践中，常常不用统一标准对待所有出口同一产品的国家。如1998年欧盟对中国、印度、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五国的棉坯布的反倾销中，征收的平均税率是12％，但是对中国则是征收6个月15.7％的临时反倾销税。而实际上，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棉坯布价格比中国低40％。再如1999年2月宣布对中国、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的钢丝绳和钢缆征收6个月的惩罚性反倾销税，其中南非是33％，而中国则是74.8％。其目的就是要将中国的这些产品挤出欧洲市场。 4．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大。西方一些国家反倾销税的征收幅度是很大的，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乃至上千。如1993年12月墨西哥对我国鞋类出口征收165％、232％、313％至1105％的关税；再如1997年7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国几家企业出口小龙虾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平均为122.9％，最低的是91.5％，最高的是156.7％。面对如此高的税率，无论哪家企业都无法承受，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相关企业将不得不退出已经占有的市场份额。 三、我国出口商品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分析 我国出口商品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法律因素的制约。综合起来，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国际经贸形势所迫。一方面，近年来西方国家（除了美国）经济普遍不景气，他们（包括美国）为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于是频繁运用反倾销措施来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另一方面，由于乌拉圭回合协议的生效，要求各国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取消进口数量限制，各国为抵消这一谈判结果对本国工业的冲击，纷纷采用反倾销这一便利而有效的措施。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出口产品种类多、数量大，保持对较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贸易的顺差，自然成了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2．制度差异引起歧视。国际上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偏见，对我国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专横地以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或不负责任。并对我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即一家企业遭受反倾销起诉，全国同类出口产品同为被告，这显然有失公正合理。即使欧盟于1998年4月改变对华反倾销政策后，但还称我国为“前非市场经济国家”，对我国仍实施歧视性的反倾销措施，采用“参照图”等不合理做法。 3．价格竞争过烈。我国产品本身就具有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价格比较便宜。再加上出口秩序混乱，出口企业削价竞销，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对进口国企业构成一定的威胁。 4.出口结构失衡。从产品结构看我国出口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机电产品、化工产品，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易给进口国造成低价倾销的印象。从市场结构看，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过于集中。如我国金属镁产品向欧盟出口，1993年不足100吨，1996年竟达11000吨，如此巨幅的出口量增长，怎能不为欧盟对华反倾销提供口实。 5．国际营销谋略不足。我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对外价格竞争手段重视不够。一方面，一些出口企业由于急于成交，在本企业对进口国市场行情和价格水平真正掌握时，报价较低，易使进口方造成“价廉质劣”的印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进口国消费者风俗习惯的调查研究，不重视口味、款式、包装等方面的改进和创新，往往使一些“好货”卖不出“好价钱”；再一方面，一些企业未能把握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对华反倾销的概率。 6．法律应诉不力。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反倾销应诉机制，存在着应诉经费不足、专业人才匮乏、企业应诉意识淡薄等问题。国外对华反倾销案调查后，许多企业因多种顾虑往往不愿应诉。我国反倾销诉讼的被动与消极做法，易给人造成国外对华反倾销易于成功的错觉，结果往往不仅丧失了多年开辟的市场，而且助长了有些国家肆意对华反倾销的气焰。 四、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政府部门和出口企业应加强联手，积极应对，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 1．强化法律意识，提高企业应诉的主动性。众所周知，WTO限制配额、许可证等关税措施的使用，使反倾销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出口将进一步增长，因而国外对华出口产品的反倾销案可能还会增加。企业作为市场经营运行的主体，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必须更多地学习和掌握国际贸易的法律，强化自我保护、自我发展意识。尤其是近年来，许多国家改变了过去对中国所有企业裁定统一反倾销税率的做法，诸如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中，大部分都以中方应诉企业实际的"生产要素"为基础计算各个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欧盟自1998年7月份修改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倾销规则后，也规定在满足一定份额条件后，可以给予应诉企业以“分别的税率”。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诉企业有可能取得一个比较低的税率，而不应诉企业得到的"统一税率"往往大大高于应诉企业的税率（如美国对华金属锰反倾销案中，参加应诉的几家企业分别得到3％、5％和20％的反倾销税率，而未应诉的企业则被一律裁定超过100％的高额反倾销税）。因此，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和调查时，所有的相关企业都应积极参与并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中不断发展与壮大。 2．规范出口竞争秩序，提高企业竞争能力。一要注重对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对手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防止一哄而上过量出口。二要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尽快形成合理的价格体系，切实做到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从而使西方国家在反倾销中对我国实行价格歧视和借口失去依据。三要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协调管理，严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以避免出口企业自相残杀而导致肥水外流。四要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降低成本提高竞争能力。江苏黄海汽配公司从1991～1996年积极应诉与美方打了4场“洋官司”，结果均以美方败诉而告终，关税从156％逐步降至1．23％。这一结果，不仅巩固和扩大了螺母产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份额，而且还带动了其他产品进入美国、南非等国外市场。追溯连续几次胜诉各因素，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严格科学的成本管理。该企业定额管理扎实，原始记录、台账健全完整，经济活动分析资料详细，靠了这些扎实的基础管理，外方调查成千上万个管理数据，从怀疑到相信，从相信到折服，最后起诉方居然成了该公司在美国某地区的总经销商。 3．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的竞争战略及策略，“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功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注重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尤其要加强对东欧、拉美、非洲等市场的开拓，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 4．加大政府交涉力度，力促取消对华不平等待遇。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在国际上宣传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事实，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要求欧美等西方国家取消参照国做法，按我国国内价格确定产品的正常价格，并对涉诉企业采取实事求是、个别对待的做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争取尽快加入WTO，使我国早日成为国际反倾销公约的签约国，以提高我国在反倾销谈判和诉讼中的地位，有效抵制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歧视，维护中华民族的合法权益。 5．建立健全反倾销应诉机制，全力做好反倾销应诉工作。为有效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防止和减少国外反倾销造成的损失，我国政府及其出口商品管理部门和司法机构应认真总结经验，深化体制改革，突出抓好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尽快建立起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协调网络。充分发挥我国驻外商务机构的作用，全面调研驻在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随时跟踪我国出口商品被进口国反倾销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况，并及时地将有关信后、传递回国，以利于国内反倾销应诉协调机构和行业商会及时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应诉。二要设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由于反倾销应诉需要费用开支，为防止某些出口企业无力承担应诉费用、应诉不力或拒绝应诉等情况的发生，可参照国外的做法，依据各企业出口量的大小确定一定比例的费用份额，并指定专门机构或海关收取，建立起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反倾销应诉和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三要强化应诉立法，加大奖惩力度。要把反倾销应诉与出口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坚决落实“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有关部门应抓紧制定具体的作细则，对积极应诉和胜诉的企业通过采用出口许可证、海关审价以及其他手段给予补贴和奖励，对不应诉或在应诉中表现消极的企业给予处罚，直至取消其生产经营许可证、外贸经营权，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四要加紧培养一批从事反倾销应诉的专门人才。目前，我国在反倾销应诉时，均聘请外国律师办案，这不仅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且在应诉和抗诉过程中往往无法充分反映我方意图，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为此，迫切需要从战略高度出发，从现有的外经贸管理干部以及律师、会计师、经济师队伍中选择一批经贸、法律和外语等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优秀人才，进行集中强化培训，以加速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反倾销应诉的专家队伍，为构筑科学、高效的反倾销应诉机制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