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婚姻与文化的论文题目

婚姻两字，古代写作“昏因”，“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男以昏时迎女，女因男而来。嫁，谓女适夫家；娶谓男往娶女。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合好之际，谓之婚姻”，这些都是古人对婚姻的解注。那么婚礼究竟始于何时呢？现在已很难考查。许多古籍记载，传说伏羲氏创造了嫁娶仪式。当时的中国社会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即历史学家们所说的传说时代。实际上，婚礼最早的含义带有祝贺性质。在氏族社会，男女之间的婚配，大都实行氏族外婚或部落外婚。男子成婚，必需要到另外一个氏族或部落去寻找配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抢婚现象经常发生。特别是在女性比较少的情况下，男子要得到配偶，是非常困难的事。一旦得到配偶（哪怕是枪来的）全氏族或部落的人都要为此而庆贺。有时还要设宴欢庆。这就是婚礼的原型。比如，蒙古族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很久以来就实行氏族外婚。由于居住地域辽阔，部落之间相距很远、给通婚和贸易带来很大困难。所以在古代蒙古族中，姑娘远嫁和抢婚现象是很普遍的。一旦成婚，必然饮酒作乐，表示庆贺。另一方面，婚礼的功能还在于，通过一定的形式向族人和社会宣告婚姻的成立，以便得到社会的认可。婚姻是男女缔结夫妻关系的一种文化现象。其风俗是随着一个时代男女关系观念的开放程度而定的，而这观念又取决于社会的哲学，经济，国力等因素。由于历史久远、疆域广袤、民族众多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以及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婚姻文化蕴含丰富且特色鲜明。古代婚姻重礼轻爱。举行正式仪式的婚姻才被社会和家庭认可。所谓“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婚姻礼仪包括议婚、订婚和结婚等全部过程的礼仪程式，主要分为“成妻之礼”和“成妇之礼”。“成妻之礼”先为“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纳采是议婚的第一个阶段。相当于提亲，男方请媒人去女家提亲，女方同意，男方再去女家求亲。送礼，古俗为雁，因雁为随阳鸟。求婚后，托请媒人问女方名字、生辰八字。准备合婚。也送雁。忌女比男大，特别是女比男大一岁。也忌生肖相克。问名以后，把占卜的好结果通知女方，这叫订盟也就是订婚。古礼要送雁。和定礼，作为婚事以定的信物。后世叫小聘。满族送如意、首饰、衣料。汉人送戒指。表明婚姻已成、但婚期未定。订盟后，男方将聘礼送到女家。进入成婚阶段的重要标志，叫大定、过大礼。一般在婚前两个月或百日之内。礼忌单数，名称要吉祥。结婚日子由男方决定，征女方同意，男定月、女定日。亲迎是婚礼主要礼仪。前一天下午女方送嫁妆。满族女子嫁妆丰厚，汉人只送表面上的东西。迎亲是新郎亲自去迎接新娘。迎亲用两顶轿。去时女轿要有压轿人，新郎只在门外等待。有迎轿，下轿。跨火盆，射轿。拜天地、入洞房、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婚后三天归宁。至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将“六礼”改为“三礼”，“自议婚而下，首曰纳采，问名附焉；次曰纳币，请期附焉；次曰亲迎。”“成妇之礼”即拜见公婆、拜谒祖庙。婚姻重礼，当事人无自主权，而由媒人与父母参预或做主。“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婚姻文化的经济性表现得十分突出。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大多考虑双方家庭财产多寡。婚姻在缔结过程中非常注重聘礼，聘礼越重，女子的身价筹码越高。而女子出嫁时陪送嫁妆，也体现了婚姻当事人的经济动机。清代赵翼谈及古代婚姻时说：“凡婚嫁无不以财币为事，争多竞少，恬不为怪。”婚姻文化还具有跨越民族、国界的政治性。汉高祖为缓和北部边境紧张局势，采取“和亲”政策，主动与匈奴联姻。清代为巩固在蒙古地区的统治，世代与蒙古族联姻，清代皇帝娶蒙古女子为后妃，与此同时，众多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给蒙古王公贵族。因政治目的而缔结的婚姻，注重的是政治而不是感情。在婚姻关系中，上层社会如帝王、贵族和官僚等都于正妻之外纳妾。下层社会，除少数富裕暴发户外，广大庶民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制。上层社会的婚姻严格按照等级、繁杂的礼仪进行。下层社会的婚姻，虽然法律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但在实际婚姻中，人们并未完全遵守法律条文。此外，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婚姻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别，在婚姻礼仪和嫁娶方式上也大异其趣。这是古代婚姻文化的差异性特征。无论古代或现代，婚礼都是婚姻和仪礼相结合的产物。婚姻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虽然有两性的结合，但这种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人种的自然繁衍，纯属一种自然现象。所以，这种两性之间的结合，严格来讲不能称之为“婚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之间的结合渐渐不仅形成一定的规范，而且逐步产生了相应的婚姻制度和某些特定的婚俗，这时的男女结合，是以得到社会的许可为特征的。再往后，有关婚姻的法律出现了，法律将男女之间构成婚姻的原则，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婚姻不仅得到社会的认可，而且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这是人类婚姻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应看到古代婚姻所包含的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虽然现今大部分都已无沿用，我们还是可以汲取其所包含的文化精华，并可作为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考据。

那同学，你这个是多长的篇幅

《诗经》是我国五千年文化长河中伟大的作品。《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采，对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譬如社会的不合理，民间普遍的疾苦，人民对于虐政的讽刺等等。其中婚恋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1/3。”古人为什么把爱情、婚姻当作头等大事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都倚靠夫妻来战胜灾害，希望家庭和睦。娶妻是头等大事，妻子的内在素质决定了家庭的未来。早期的《诗经》中描写初恋的爱情诗，其风格简明而朴素，大都描写男女从爱慕一直到幽会以及互赠信物的故事。这时的感情是纯洁的，充满幻想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芒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是《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睢》，它描绘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在河边采择药菜，引起了一个男子的深深爱慕。作者采用了比兴的手法：在清浅的河上，看到水鸟雌雄依偎，希望有佳偶。由水鸟兴起求淑女的愿望。所谓比兴，并非诗人直接采取的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乃是采取诗意化的情景，作为思乡感情的媒界，由此产生联想，与主题合拍，使之典型化。诗中设想男子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对象，用琴瑟和她联系感情，用钟鼓使她快乐。体现了淳朴而又高尚的情操。另外一首《邶风·静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共三章，每章四句，用“直陈其事”的写法，描写一对青年约期幽会的生动情景。全篇都出自男子的口吻。描写了静女与情人相见并送情人以信物的爱情诗。第一章写小伙子赴约等待对方时的急切心情。第二章写情人相见后馈赠信物，以加深感情。第三写静女赠送嫩草和男青年内心的喜悦。《静女》诗虽短，但格调明朗欢快，静女的顽皮、活泼，男青年的忠厚淳朴，他对静女所持的炽热情感，在这首优美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首《秦风·蒹葭》也是一首男慕于女的情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日希。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这首诗与上两首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前两首诗中男女主人公感情是热情奔放的。而在这首却给我们呈现出一对多情、矜持的情人形象。“以手去接之，以身融之，”“惆怅距离”，营造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却又心往驰之的精神境界，令诗意境明丽清幽，具有朦胧美，弥漫着淡淡的怅惘。可设想伊人所在地方是一条清澈的河流。另一边，一名男子“溯洄从之”，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去追寻，期待可以到达其身边。可是道路太长，三面环水，伊人宛在水中央，隔水相望，不能促膝谈心。从而产生了幻像，一幅水面美人图。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美人在思恋者幻觉中，好象披上了一层镜花水月的轻纱，又仿佛一亭亭玉立的新荷含苞欲放。面对这样一幅图，你别无他想，只为诗中那位多情而又矜持，执着坚贞的爱情观所感动，发出由衷的赞赏之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道：“在水之湄”，此一句已重扣“溯游从之”。于是，在前加一“宛”字，遂觉点睛入神之笔，可以说，此篇最得风人深致。结构上也很有特色，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写道：“其实首章巳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从，佳者多有余音。”当然，古代的婚恋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在婚姻道德等方面），直接产生的流弊就是大量弃妇诗的出现。如《邺风·柏舟》，《邺风·日月》，《邺风·谷风》，《卫风·氓》，《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华》等篇都是《诗经》中的弃妇诗。我们来看一下《氓》这首诗：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危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口至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这是一篇充满悲愤控诉的弃妇自白的叙事诗。诗的层次,全按事态发展的经过安排：始而定约，继而成婚，继而任劳，继而遭辱，既而见弃，继而归家，乃至兄弟取笑，终乃自悼。她愤怒地指责丈夫“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告诫其他女子不要轻信男子，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同时，从中感觉到女子强烈而复杂的性格变化：从一开始“既见复关，载笑载言”一直到后面“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感情由温柔可爱到痛苦伤心到失望绝别……这是令人深思的婚姻悲剧。在远古时代，就有这种薄情负义的事，深刻地说明了妇女地位从古到今都是属于从属的位置。女主人公在现实面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氓的用情不专，因此她并没有一味沉溺于痛苦的深渊里，而是振作起来，凭自已的勇气生活下来。体现了她刚强坚韧的性格。由此来看，《氓》又展现了女性精神发展可喜的一面，具典型意义。总而言之，《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比起我们现代婚恋作品充斥着低俗的肉欲，总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在当今日趋庸常的生活里保持一颗不死的诗心是非常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