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刊发姜昆文章

确实说对了，因为他就是说烧饼的情商太低了，但我认为除了情商低，人家的性格和实力还是挺不错的。

隐身者踪迹全无，现身者得意洋洋。从各地的春晚到央视的春晚，曾经的“大忙人”郭德纲凭空消失。连同他的“德云社”，大批人马也大面积消失于“云端”。除夕前夕，各地春晚率先上演，之前就传天津和山东两大卫视的春晚，郭德纲相声被删。

马季先生创作的《广东话》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于传统“倒口”的继续弘扬，进一步拓展了相声“倒口”的“地域版图”，扩大了相声艺术的影响力。《欢乐方言》是姜昆在《广东话》的基础上，以曲艺艺术“一遍拆洗一遍新”的创演方式，历经四十余年的艺术磨砺，不断改编发展提高的艺术结晶。

并把这段作品传授给他的弟子大山。《广东话》主要侧重于学说方言本身，展现相声艺术家的口语模仿能力，而《欢乐方言》不仅惟妙惟肖地模仿，不断接受当地观众的严格检验，而且在模仿的基础上着力介绍和展示方言的语音规律，让观众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传播即使是当地观众也未必了解的专业知识，彰显中华民族语言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展现相声作为语言艺术的巨大魅力。

姜昆老师重回央视春晚，和搭档戴志诚一起，表演了相声作品《欢乐方言》。这个作品的主要精髓在于，姜昆老师在作品当中，以学习广东话的方式，带领大家重温了一下中国部分古语词的发音。

这种段子跟普通的倒口、怯口活还不太一样，有些怯口是为了进入人物，比如扮演一个刚进城的外地人或者表明某个角色的身份，比如二他妈妈，你轧我脚了…这种类型的相声有着比较统一的特点，一般都是明确告诉观众，我要学习某种方言或者外语，然后一般是先说一些比较正确的语言。

之后开始说一些荒诞或者胡编的词汇，明确让观众明白逗哏的在插科打诨，或者讨捧哏的便宜。这种段子有一个共性，就是一定要有比较简单直接的包袱能响，虽然观众都知道逗哏的在胡扯，也不会有人真的较真。

这个相声虎年春晚播出之后，我当时觉得很有学问，是真的把古文知识和相声艺术结合在一起了。不过，立马有娱乐账号写文章，诋毁这个作品，说不好笑，想哭等等。因此，我当晚写了一篇个人看法的文章，认为这个相声的文化功底很高，是真正的高雅相声。

因为我学艺不精，也因为行文仓促，没有发现《欢乐方言》当中的几个瑕疵、错误。过后，我的中文系师姐等前辈，帮我指出了这个相声当中的几个瑕疵。我认真查证资料之后认为，《欢乐方言》当中，确实有瑕疵和疏漏。

其实，姜昆老师的这个作品，我在广东卫视的综艺节目当中，也看过。当时，姜昆老师和搭档表演的是学粤语，节目内容和这次春晚的内容大体相同。显然，姜昆老师在广东卫视的喜剧综艺当中，创作了非常符合广东卫视播出背景的内容。而学广东话，又不仅仅是学方言那么简单。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南渡北归”当中，大量的古语发音就遗留在了岭南地区。学会了很多粤语发音，甚至于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唐诗宋词的。相声作品，重新站在了艺术的高度上，带给大家一种文化的享受。

他确实说对了，因为曹云金他曾经说过一定会有人再次不尊重长辈，而且有可能会被赶出去的。

确实是说对了，因为翻出了这种文章说明烧饼也不太尊敬自己的老师，所以可能会被网友们说。

会说瞎话吗？

并没有说对，其实烧饼并不是在挑衅，而是在心平气和的商量，可能是被人家做了文章。

创意追新，情怀不变，这8个字说的很好，他的相声表演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

就是在之前姜昆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和郭德纲之间是没有个人冲突的，他们两个人之前是因为在表演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戴志诚曾经有调解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问题。

，中国曲艺、相声事业的领军人物，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从艺50年，创作表演了《如此照相》《虎口遐想》等上百段相声作品，是央视春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团长、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协党组书记、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等职务。1968年，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我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六团（今新华农场），成为了一名知青。作为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眼前还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怀着自己觉得崇高的理想，到了北大荒。来了以后，确实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和以往人生中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种坎坷和经历，永远也忘不了。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那样地眷恋那块曾经陪伴过我多年的土地。我在人生道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感悟，都没有离开过土地，尤其是黑龙江那块养育过我的土地。我是喝着妈妈的乳汁长成了一个孩子，而从一个孩子走向青壮年的时候，就是吮着黑土地的营养。我在那里的一段记忆，对我自己的人生太重要了，作为人生应该认识的那些东西，都是从那里开始的。“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可真是大浪啊！多少人被卷进这时代的洪流中，它也点燃了我心中希望的火。记得在那几个月前，一想起毕业、分配，脑子里便浮起一层晦暗浑浊的迷雾。但上山下乡一动员，我木然的情绪立刻活跃了起来。我那时想，在荒凉的异乡、偏僻的山沟里，可能需要我了吧？那同样是祖国母亲的怀抱，在那里，我不是照样能把我的赤子心献给她吗？一想到这儿，血就沸腾了起来。我在学校里主动报名，首批离开北京，奔赴祖国的东北边疆——北大荒。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安慰爸爸妈妈，也没有给弟弟妹妹留下什么嘱咐的话，心中早已被激情填满了。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我和几个刚刚在车厢里认识的青年组成了“列车宣传队”。我唱啊、跳啊，使尽全身解数，讴歌新的希望。晚上，在列车昏暗的灯光下，我给同学们写信：“在过去生活的路上，我的希望全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今天，就是在列车开出的一刹那，我感觉到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踏上北大荒黝黑的土地，我们就陷入了热情欢迎的潮水之中。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学生，一点乏劲儿都没有，稍微填填肚子，就开联欢会，慰问贫下中农。这个联欢会上，我一个人“拳打脚踢”，演了5个节目，一会儿独唱，一会儿朗诵，一会儿拉手风琴，把我累坏了，也把我乐坏了！一个当地的小朋友拉着我的手说：“叔叔，你老在我们这疙瘩吗？”我扯着唱哑了的嗓子大声说：“不走了，老和你们在一块儿！”晚上，分配方案下来，我被分配在农场的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10个北京青年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一边劳动，一边搞宣传。姜昆同他的新搭档为农场观众演出。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在“深入生活”中开始“创作”了。北大荒的夏天也热得厉害，还得挨蚊子和小虫的袭击。我们那时候管臭虫叫坦克，马蜂叫飞机，蚊子叫大炮，全部都是军事语言。每天早上4点多钟就要起床，晚上一写东西又兴奋得睡不着觉，而十七八岁是正贪睡的时候，我真感到有点儿“艰苦磨炼”的劲头。在日记本上我写了鲁迅先生的“愿中国青年只是向上走”来激励自己。宣传队演一场节目，我创作的占一多半儿，上台就是从头盯到尾。扁桃腺化脓，发烧到39℃，也得上台，不然“影响战斗”太厉害。我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中寻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一天，我们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伙伴偷偷地告诉我，基层的知青反映我们这10个人，没有经过艰苦的锻炼就到场部工作是错误的。他们质问：“这10个人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热情下降了，人的心也散了，脑筋稍微活络的都在找路子去哪个生产队。一天，我拿着新写的节目找指导员，没等我开口，他说：“你要做好艰苦锻炼的准备，组织上把你分配到了一个新建点。”新建点就是在荒原上建的一个新的生产队，住的是木板房，铺的是草垫子，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我的眼睛红了，不是为了新居的孤寂、荒凉，而是为了手上那一摞稿纸上的字……我抱着再一次迈开生活步伐的奋斗信心，来到了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一个新建点——七连。“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是六六届，年龄稍大点。没几天，领导让我当班长，带着11名上海青年脱土坯。时间一长，这些“小上海”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柴爿”。原来他们看我比较瘦，又那么没命地干，说我就像木头一样，一形象就成了“柴爿”。突然，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海里：我得学会上海话，不然他们说什么我总听不懂怎么能行？马上交个上海朋友，让他教我上海话！没有一个月，上海话我全学会了。我们班很快成了全连的“先进班”。当时我真高兴，今天成了先进班，明天成了模范班，全团一出名，干得有成绩。团部会上领导说：“姜昆在下面锻炼得不错，再调上来搞宣传吧！”想到这儿，心里真痒痒。一转眼就到麦收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他说：“麦收任务这么重，可是咱们的炊事班总搞不好，我们决定，选一个能力强的班长去炊事班当班长，把全连的伙食搞好。”我的心“轰”的一下，也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领导问我：“有畏难情绪？”我说：“行，干吧！”搞炊事班真是个苦差事，但我硬着头皮干。“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掏井，把臭井淘干，往下挖出甜水；二是改灶，把火灶改成回风灶；三是种菜、养猪。连里也很支持我。没多久，炊事班面貌有了改观，领导一个劲儿地表扬我。听了表扬，我心里想：这个小套儿我是拉上了，要放下谈何容易！“干一行，爱一行”是光荣的传统，可我爱的是艺术，我心里很矛盾……生活的道路可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是坎坷、崎岖的，我遇上的头一个大坎儿，竟把我摔得鼻青脸肿。1970年探亲回家，分别两年多的伙伴们又聚在了一起。从山沟回到了北京，什么都新鲜。尤其是伙伴们不是这个参军加入了文工团，就是那个搞了什么文艺专业的消息。我问他们：“你们说，参加部队文工团，我行吗？”他们回答：“你比我们强多了，准行！”我又问：“怎么才能行？”他们说：“参军！现在缺文艺人才呀！”我心中的火又烧起来，觉得希望在向我招手，我要去当文艺兵。那时，我已调入三连，还当上了班长，兵团战士委员会还选我为文艺委员，兼搞报道。白天，我要带着全班劳动；晚上，我一个人到连队的一所小学校，点上蜡烛，先写上两篇连队的报道，然后就搞副业——写适合部队生活题材的剧本。整整一个半月，蜡烛不知点了多少支，4万字的独幕剧写成了！我的高兴劲儿甭提了。到了1971年，又有许多值得高兴的事儿。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所在的三连宣传队，被评为全团的“优秀连队演唱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头脑膨胀得过分了，做出了向“奋斗目标”最后冲刺的决定。9月15日，我不辞而别，来到一个小镇上，卖掉了手表，几个要好的朋友给了我点儿全国粮票，我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投考济南军区文工团。在济南军区文工团的排练室，我接受考试，先交了“见面礼”——剧本。然后朗诵、独唱、吹笛子、拉手风琴、表演小品，他们考了我整整一个钟头。从大家满意的欢笑中，我得到了安慰，我觉着，希望在向我招手。我实在不是“幸运儿”。那一年的征兵，因为一些原因，军委下令全部停止。我只好回过来啃自己种出的苦果。虽说年轻人干的蠢事，容易得到宽恕，但今天回首往事，仍然不免脸红。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是我这个有狂热追求而又鲁莽天真幼稚的青年人难免要走的弯路。我追求艺术错了吗？不！只是我还不懂得生活，我的脚步还歪歪斜斜。我回到连里，处境自然非常困难，每天默默不语，低头劳动。有的人告诉我：“没什么了不起，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有人说：“好好干两年，你还是你。”还有的人劝我：“姜昆，该说说，该唱唱，听不见你唱歌，我们可闷得慌。”老职工还把我请到家里去，吃上一顿饭，劝我打起精神。那时候虽然精神上苦闷，但是生活中还是有许多乐趣的。每次到老职工家里去，愿意上炕，炕上暖和。那时候知青住的地方没有热炕，都是睡大板儿，冷着呢。往老职工家里一坐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么舒服，转个身儿就要睡着了，就不愿走了，就有了家的感觉。在老职工家里吃点黄豆，上点黄瓜蘸酱，那滋味儿。最忘不了的就是去赵叔他们家去吃松蘑，下雨天到林子里头捡来了松蘑，焦黄焦黄的，就这么一炒，搁点盐，搁点油，搁点葱花，香极了。那时候宣传队不让我搞文艺了，报道也不让我写了，怎么办？没事就写点儿小品，记记生活的素材。一天，我把连队一个老贫农积肥的事写成了一首小诗：屋外，黄土几筐，屋内，烟灰迷茫；大爷一个劲儿整炕，大娘进门儿就嚷：“老头子，鼓捣啥？屋里搅成这个样！”“炕洞铺黄土，熏肥一筐筐。连年夺高产，俺要献力量！”“嘿！俺们一起干，家里办个化肥厂。”大爷忙掏炕，大娘运灰忙；鬓角眉梢挂烟灰，滴滴汗水地下淌。屋内，红心精造炕洞肥，屋外，跃进歌声真嘹亮！给大家一读，大家砸砸嘴，“有点意思”。但我当时是那样的处境，连里的黑板报肯定不会发。灵机一动，我把它装进信封，投到兵团战士报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投稿。没一个月，报上居然刊登了。那个时候，报纸上能登我们小山沟里的一个作品，可不是简单的事。连里传开了：“嘿！姜昆的诗，报上都登了。”“这小子还是有点‘水儿’。”我受宠若惊，一连写了十几篇小品，全投到报社。没些日子，又陆陆续续地登了几篇。大概由于我没有自暴自弃，1972年8月，我被调到团宣传股的创作组，从事创作。离开那天，大家摆酒席送我，烈性的“北大荒”一进肚，全身的血都沸腾起来。但痛定思痛，对于如何做人，对于艺术，我似乎清醒了一些。在连队时想上来，一上来还真怀念连队的生活。几年中跌了不少的跟头，可这也是不可多得的磨炼啊！“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我在宣传股搞创作，把在连队里生活的积累一点一点地倒出来写节目，供宣传队演出，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又写呀写……一次，我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我一个人竟演了一个钟头，观众还不让我下台。演完后，一位热心观众跟我说：“你说得真逗，跟听相声似的！”相声！我在小的时候听过，但总是一笑就过去。那时候，电台只播马季的一段《友谊颂》，我几次想试笔写一段，可是不得其门而入，便不敢问津了。事也凑巧，这年的年底，有一天我正在宣传队里排练，有人告诉我：“姜昆，兵团接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两名相声演员，今天晚上在兵团演出！”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马上找领导请示，要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到兵团去看节目。因为在山沟里，要看“中央团”的演出，多不容易啊！我们要求得迫切，领导答应得痛快，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坐上火车出发了。兵团俱乐部里，观众的情绪热烈极了。台上就两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一个是李文华。他们两个妙语连珠，诙谐幽默，一举手，一投足，都让观众们乐得前仰后合。我惊呆了，就是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1500人的座席里挤了近2000人，个个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洗耳恭听！我一边看台上，一边看周围欢笑的人们。人们需要笑声。在那时的政治气氛中，想这么笑笑哪儿那么容易呀，生活中也没有呀。有了这么好的机会能酣畅地笑，可以说能忘掉一切地笑，人们能不鼓掌吗？哪儿还想得起来演员累不累呀。鼓掌，让他们演，让我们笑！我们看完演出，离开剧场已经11点了，可上火车要等到夜里两点半。伙伴们围在车站的炉子旁取暖，我则把大衣往身上一裹，偎在一个墙角儿，闭上了眼。我睡了吗？不！我在咀嚼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呀，相声！多有魅力呀，相声！我寻找那语言排列的蹊跷。原来这么一安排，“包袱”（相声中的笑料）就响了，人家怎么想的？夜愈深，天愈冷，我睁开了眼，盯住火炉里的小火苗……写相声！说相声！让人们笑！我仿佛越过那火苗，看到伙伴们在开心地笑……我起身叫过来两位宣传队的伙伴：“咱们回去就说刚才人家说的那几个小段行不行？”伙伴们惊异了：“我们没本子！”我信心十足地说：“我回去给你们追记下来，放心，保证差不了多少！”看他们俩疑惑地点了头，我捶了他们一人一拳，说：“记住，你说郝爱民，你说李文华，李文华真逗，北京味儿多浓呀……”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李文华竟成为我后来艺术生涯的合作者。“愿意到我们团来吗”快4点才回到团里，伙伴们倒在炕上就睡着了。我一点儿睡意也没有，跑到我搞创作的小草屋里，一点一点地回忆，甲怎么说，乙怎么说……没两个小时，4个小段全记出来了，我把它誊在稿纸上。事后连我自己都惊奇，我那天的记忆力怎么那么争气，居然和舞台上表演的脚本不差几句话。就是在那几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当相声演员了，

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和一些不理解自己的人吵架，很浪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