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让彼得罗夫搜集到不少罕见的关于巴金创作的材料,并保证了他后来能够给同行和学生深入介绍巴金创作。彼得罗夫认为:“在吸收着中国和世界文学优秀传统的同时,巴金从来没有模仿别的作家——无论前辈还是同辈的风格。作为真正的艺术家,他在文学道路上挑选了自己的路线”。(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 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谈到巴金的创作方法,他曾指出:“巴金作品中梦想永远赶在事件进程的前面,但是其出发点一直是生活的现实。梦想是积极作用于读者的工具”。(注:巴金《爱情三部曲,短篇小说》第26、24页, 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 作为学者,彼得罗夫特别注意解剖作品思想内容的情节和形象的分析。遗憾的是,教学压力和身体情况没能让他在1960—1980年代把其对巴金创作的理解写成专著。 彼得罗夫巴金研究的追随者是莫斯科大学尼果里斯卡娅教授。“文革”期间,当巴老的命运不明的时候,她正在下功夫写《巴金创作概况》,该书于1976年在莫斯科出版。(注:尼果里斯卡娅《巴金创作概况》第103页,莫斯科: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社,1976年。)专著的形式允许尼果里斯卡娅更详细地分析巴金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她连续不断地将巴金的创作放在中国和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比如,她经常拿巴金与曹雪芹、鲁迅、屠格涅夫、契诃夫作比较。特别成功的是尼果里斯卡娅对巴金艺术手法的考虑。不过,与此同时,她在材料的处理方面颇失平衡。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少数的重要作品,如《家》、《雾》、《雨》、《电》、《火》、《寒夜》等,而差不多忽视了巴金其他的著作,如《春》、《秋》、《死去的太阳》、《海底梦》、《雪》、《新生》等。巴金处女作《灭亡》的分析仅占了一页。也就是说,尼果里斯卡娅专著的发表虽然是一个进步,但还是没完成全面研究巴金1920—1960年代创作生涯的任务。理所当然的是,因先后顺序的原因,这本书也未能涉及巴金晚年的散文,如《随想录》系列。 对《随想录》内容、巴金英勇精神、其承认错误勇气的妥当评价,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索罗金教授1991年写的《遥远历程的路标》的序言中才出现。索罗金认为巴金一直保留着下列的核心特点:“……作家对人类的责任意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对解除人类所受的各种社会和精神上的奴隶枷锁的痴心”。(注:索罗金《遥远历程的路标》,《巴金选集》第5页,莫斯科:彩虹出版社,1991年。)该序言在回顾巴金创作历程的同时,特别重视作家世界观的演变。 1990年代苏联解体和经济危机对我国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极负面的影响。巴金研究也不例外。13年内俄罗斯没发表任何有关这位中国文坛巨匠的文学遗产的研究。 巴金研究新的推动来自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2004年6月22—26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在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支持下,举办了纪念巴金百岁的《远东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共有来自世界7国的50位学者与会。 研讨会前出版了一本对巴金伟大人格和独特才华表示亲切敬意的论文集。 该研讨会由圣彼得堡大学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题为《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的学术报告开幕。报告中,谢列布利雅科夫提到了巴金创作的道德基础,也考虑了作家世界观的哲学和文学来源。他满怀信心地表示:“21世纪巴金的作品仍然会打开精神顿悟、崇高理想、纯洁意图之世界,它们符合当代读者的道德要求,富有深刻的美感乐趣”。(注:谢列布利雅科夫《在追求善良和正义的道路上》,《远东文学研究·研讨会论文集》第15页,圣彼得堡:和平玫瑰出版社,2004年。)谢列布利雅科夫也认识巴金先生。他跟彼得罗夫一样,1957年11月在列宁格勒第一次与巴金会面。然后1959年8—9 月几次于上海见面。1984年11月他最后一次访问了巴金的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捷罗霍夫丘夫教授题为《当代中国文学中巴金的传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者的积极反应。学者将巴金及其同代作家曾面临的挑战与当代文学面临的问题作比较,如对待外国文学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巴金先生的经验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周期无疑有极大的价值。其实上述论文并不是这位著名学者研究巴金的第一次探索。早在1983年捷罗霍夫丘夫在苏联主导的汉学刊物《远东研究》上业已发表了题为《巴金——爱国主义作家》的论文。(注:捷罗霍夫丘夫《巴金——爱国主义作家》,《远东研究》1983年第4期。)该文章就俄国文学对巴金创作和世界观的影响做出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也对美国学者奥尔伽·浪在《巴金及其创作》中对巴老人生哲学的结论表示不同意见。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扎哈洛娃教授的论文叫做《巴金散文》。她研究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并评估了巴金对推动散文发展的贡献。除此以外,扎哈洛娃还以题材给巴金所写的散文作了分类。 2004年10月,圣彼得堡俄中友协于圣彼得堡友谊宫举行了纪念巴金诞辰100周年的晚会。该活动吸引了不少学汉语的大中学生以及热爱中国文学的人士。晚会上圣彼得堡大学司格林教授和谢列布利雅科夫教授发表了讲话。后者充满感情地向观众介绍了他几次与巴金的会见和这位伟大作家的命运。 据我看,俄罗斯汉学目前面临着难得的研究巴金的机遇。原因在于:第一,俄罗斯巴金研究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第二,时间确认了巴金遗产的不朽的文学价值;第三,中国出版了巴金全集,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材料不全的问题;第四,经中国学者的努力,20年来发现并发表了许多有关巴金生活和创作的材料,如巴金的书信等;第五,文坛和文学研究的非政治化提供了做出更客观、更灵活评价的机会。 在俄罗斯汉学教育中,比如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对巴金作品的认识是汉学家培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达1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 巴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巴金的创作被评为体现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特点的革新路线。巴金代表作《家》为学生必读之书。本科中国文学毕业考试中只有10个涉及现代文学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巴金的创作。再加上,文学翻译课程就是从翻译巴金作品即中篇《雾》和长篇《家》开始。巴金清清楚楚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生动的外貌和大自然的描写成为培养高级翻译家的上乘教材。除此以外,自1954年起一直到现在,巴金创作研究是我校大学生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常见题目。比如最近3年来, 圣大学生在巴金创作的不同问题上写了3篇学士论文和7篇年级论文。这一切让人相信俄罗斯巴金研究和巴金文学翻译肯定会有生力军。 得知巴老走了,心里就有了不同感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金一直爱俄罗斯,俄罗斯也一直爱、并且永远会爱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