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和论文开题报告

2021年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去世。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上海书评》刊发茅海建教授于2021年7月8日在“章开沅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稿，缅怀章开沅先生。我第一次知道章开沅先生的大名，当属1980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这是当时中国大陆最为出色的学术著作。次年，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一个盛会，但我们这些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没有办法参加。章先生便与湖南师范大学的林增平先生商量，在长沙开一个青年讨论会，并对青年学者的参会论文进行评奖。那是一次青年盛会，出了许多人材。章先生从武汉赶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这批青年学者的论文多有佳作，“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此后的几次见面，皆在学术会议上，他在台上说，我在台下听。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去世后，我每次到武汉，都会去拜访他；然我去武汉次数很少，见面亦少。虽说直接交往次数很少，交谈的言语也不多，但我的感受却很深——“和顺积中，英华发外”。我对他十分尊敬。章先生学问与人格，让我深为感佩的是两点。其一是章先生始终走在同龄人的前面。章先生是人生经历很丰富的人。1949年之前，他该上学时上学，该打仗时打仗，该革命时革命。这些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心中向往的，章先生与同龄人的不同点是“健于行”。1949年之后，学术成了他的主要事业，其中辛亥革命成了他的专攻。他没有去研究当时热门的革命党，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将视野专注于不那么革命、但在历史上起到多重作用、更能说明历史多变性的张謇。他采用的方法，又是历史学家最具“传统”也是最为“先进”的，即收集史料，编集子，实地考察，寻找当年的遗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如此做研究已属“凤毛麟角”。这种“独特”的学术眼光（今天称之为“问题意识”）和“基本”的研究方式（今天称之为“学术规范”）使他领先于同龄人。虽说章先生的张謇研究到了很晚才出版，但一点也不过时，很难想象是六十年代的产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人民出版社组织编写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林言椒先生各处约稿，富有学术准备的章先生立即响应。他和林增平先生联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学术规范榫合严密，最先出版，走到同龄人的前面。章先生属于“才子型干部”，文化革命前或文化革命中，多次借调到中央机关工作，当时属非常瞩目之事，但他能做到学术本位、学者本分，有进有退，当时属于难能，事后属于远见。再往后，章先生及其弟子整理苏州商会档案等大型史料，强调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国际化，又走到同龄人的前面去了。章先生总结武昌首义，称是“敢为天下先”，这个“先”字，我看对他是适用的。其二是章先生培养出一大批学生。章先生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生导师最初为刘大年、李新、章开沅三人（戴逸先生属于中国古代史的清史）。章先生又一次“领先”了。从此开始，章先生培养了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我在北大上课时，称之为“章氏军团”。之所以称“军团”，自然是人数众多之意。但后来的博士生导师人数众多，招收的学生数量泛滥，“章氏军团”从数量上排名大约不再领先了；而“章氏军团”却越来越瞩目，这是他们集体战力的体现。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列举章先生帐下的诸位先锋与大将，这个名单已为学界熟知。若细看这一份名单，真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不拘一格；所研究的学问也是品种多样的，同样不拘一格。一个人如何能教出如此之多且又类别各异的人材？自然是施教有道——“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弟子就会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大师垂范，用自己的身影为众弟子立命——“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学问之道由此而传，章门弟子的风格由此而塑造出来。我还想说明的是，武汉这个地方也出产名校长——华工的朱九思，武大的刘道玉，再加上华中师大的章开沅，都是大教育家的风范，将当时武汉三校，列于全国的前茅。我听到章先生去世的消息，立即给其弟子马敏和朱英写了E信：章开沅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他是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在他的生命的每一个时段，都有超越同时代学界与学人的卓越表现。他的学术成就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学术研究著作上，更表现在他对学生的培养上——“章门弟子”已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界最强大的“军团”。2021年10月20日章先生安灵公祭暨雕塑揭幕仪式在武汉石门峰公园举办章开沅先生长眠于斯（照片为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严浩先生拍摄）三生难报灌顶恩——在章开沅老师身边读书求教的感悟张艳国1998年的夏秋之际，对于我这个已经在史学界游荡了多年的大龄青年来说，是一个难忘而欢喜的季节。这时，我已过三十四岁。就是在而立之年过后，我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的博士研究生，投入章开沅先生的门下，专修中国近现代史。这是我长期梦寐以求的事情，因而好长一段时间情绪高涨，充满喜庆之情。翻开我当年的日记本，有开学之日写下的两首蹩脚诗，可以为证。其一曰：“而立过后观人生，弹指挥间岁月轻。休说拼搏志如铁，管他攻关苦似僧。莫道人间春风少，难得世上正午晴。花开花落无常事，日出日没有定恒。”其二云：“哪有先进成霸主，才人代代领风流。敬业爱岗修正果，明德慎行与良优。妻贤女淑随人羡，父慈师恩勖我游。壮士矢志不歇力，把卷举笔敢当头!”回头看来，当时内敛不够，喜形于色，还斗胆地抒发着豪言壮语。这正是年轻时不成熟的通病。但是，年轻的时候，正是多梦的时节。美梦成真，的确快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可见，我非常重视并珍惜这种师生缘。跟随章老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我的收获有如随佛参禅，醍醐灌顶之感。这里选取几个片断，说明章老师对我教育的深刻和影响的深入。一、“遵守时间，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1999年，是伟大祖国50年华诞。为了以青年学者的方式庆祝共和国的生日，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商议出版一套“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的图书，选择出版我省45岁以下的人文青年学者的自选集，以表彰他们在人文科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业绩。这项工作受到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出版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最终在国庆节前夕由省新华印刷厂精心印制出来。这套丛书一共有10位作者，分别是陈锋教授（武汉大学，史学）、张艳国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史学）、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史学）、徐勇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王建辉编审（湖北人民出版社，史学）、欧阳康教授（武汉大学，哲学）、涂文学研究员（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史学）、江畅教授（湖北大学，哲学）、何锡章教授（华中理工大学，文学）、李建中教授（中南民族大学，出书时已调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其中三人出自章门，他们是马敏、王建辉和我。当时在省内几个学术会议上，有一句戏言：“百家争鸣，百花盛开，以章门尤甚。”这句话的来历就是如此，这是后话。章老师对这套书的出版是十分高兴的，也大力支持。他同夏振坤老师、陶德麟教授一道，分别为丛书写下了序言。章老师在序言中，一是表达了对青年学者进步、成长的喜悦之情，他说：“自选集的出版乃是他们二十年左右学术耕耘的总结，也是他们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起跑线，预示着他们未来学术业绩的辉煌。”二是寄托了殷切期望，他说：“我深愿这套丛书的作者能站稳脚跟，以扎实的步伐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最终成就可能有大有小，但绝对不要追求成为昙花一现的名人。江汉学脉，世代绵延，吾人有厚望焉。”章老师的喜悦绝不仅仅是冲着他的三位学生来的，而是面对全省乃至全国青年学者。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这套丛书出版后，首先要送一套给章老师。9月22日，印刷厂通知我们，样书已出若干，可以提供几套。出版社约好我和陈锋教授，第二天一道到汉口去取书，同时，为开出版座谈会做准备，把书沿路分送有关支持本书出版的单位和领导，如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等。9月22日晚上，我把出书的好消息告知章老师，并转达了出版社领导的好意，第二天下午送一套书给章老师，以示谢忱。章老师问什么时候来，我说，下午4点半。后来证明，我对时间的安排是没有经验的。一是到印刷厂取书要经过若干环节，办手续费时间，二是沿路送书要花时间，加之过长江二桥车堵路挤，路上要花时间，下午4点半赶到华中师大绝不可能。何况，我当时犯了更大的错误，在沿路耽搁时间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同章老师联络。章老师一如他多年的风格，下午冒着武汉的秋燥炎热，步行20分钟到办公室，边办公边等待我们来访。当天下午，他由喜悦之情慢慢变得不快，可以体会得到。我直到晚上七点才同他联系，告知我们的到来。但是，章老师一改他平日的和蔼，非常生气地在电话里说道：“艳国，请你看看表，4点半已过去几个小时了？我现在不会客。”这时我才悟出事情的严重性，内心的自责与歉疚自不待言。第二天，我约好陈锋、马敏陪同，向章老师做诚恳的自我批评。章老师一夜之后，复又和蔼可亲。他对我说，昨天晚上的事情，你做得不对，让我苦等多时，但是，我发了那么大的火，挫伤了你的积极性，我也有不是。老人家这么一说，让我汗颜，我的心、我的脸燥热难当。老人家教育学生、厚爱学生，有何不是！他又平静地说，艳国啊，我在国外奔波多年，形成了比较西化的生活习惯，就是守时间，重然诺。我们有民族劣根性，突出的毛病是不守时间。这其实是对别人的不尊重，当然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尤其是一些官员，对约定的时间如同儿戏，随意更改，起到了很坏的带坏风气的作用。你是我的学生，我有责任严格要求你。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要吸取教训，改了就好。他最后笑着说，我还要督促检査你的，绝不允许你再犯第二次错。说完这件事后，章老师的兴奋点又依旧回复到这套丛书上，他翻阅着其中每一本书，边翻阅，边评论，他的喜悦，他的动情，真好比在欣赏世上的绝美之物。从此以后，我牢记章老师的教诲，做到准点准时，改正了不良习惯。二、“要写就写出好文章，不要凑合之作”2000年秋季，我的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获得通过。在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章老师专门约我谈了三次，每次都是在下午，每次都有两节课的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老师反对学术浮躁之风，这是他的一贯思想和坚决态度。在新世纪之交，学术浮躁之风更烈更甚，章老师对此批评更多更甚。他说，学术浮躁之风，有学术原因，更有社会基础。现有的科研考核指标和学术评价体系是不利于培养学术的醇厚之风的，指标数字化，数字功利化，学术界急功近利，管理部门推波助澜，助长了学术浮躁之风。他还说，他的话，别人听不听，他管不了，但对于他的学生，他一定要管，而且要努力管住，管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对我的论文研究和写作有一系列总体而又具体的要求。在三次专门的教诲中，章老师总是围绕着一个总原则来讲的。他说：“我对博士论文的要求，只有一个严字，就是出高水平的论文。不要把论文当做专著来写。论文与专著是有分别的。论文不同于专著，最大的分别就是论文比专著更专，更深，因而更新些。我对你的要求是，要真正下功夫，要写就写出好文章，不要凑合之作。”章老师讲这话，对我是有很强针对性的。一是我相对应届生而言，专业基础相对好一些，这是优势，但如果不严格自律，不思进取，就会出应付之作；二是章老师反复讲，不管他门下的学生是否从事专业研究，但从态度上讲，他不希望有人是为了混一张文凭和混一个“出身”，一定要真学真懂，真有收益。他这样教育我，还是在个别敲打我，以防我自我感觉良好，不再下苦功夫。在这三次专门的谈话中，章老师对我的论文研究与写作，有几条方法论和指导思想方面的要求，话很精粹，不拖泥带水，不重复旧话。内涵都很丰富，可谓意味深长。章老师启发我，“研究问题的视野要开阔，分析要有理论深度，学会像学术大家那样思考问题，做到研究有个性，立论见精神”。章老师早已被史学界公认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大家名师，但章老师给我举例时，绝口不谈他自己的文章，他谈别人的名篇力作多，尤其是对已故的陈旭麓教授和林增平教授，谈及最多。他对他们的赞赏，不绝于耳，语气诚恳，态度真诚，而对他们过早去世又无限惋惜。他很敬佩陈旭麓教授对中国近代史问题的思辨方法。章老师对陈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