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龙小说研究论文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导语：自古龙和金庸这些武侠大师频频出没于文学江湖之后，一阵阵的武侠热潮以席天卷海之势涌向了社会大众，下面是高中议论文范文：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欢迎参考。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是小说的一种。拥有“小说”这种文体的各种特点。比起其他种类的小说，武侠小说较容易让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爱。但它到底适合学习负担比较重的中学生吗?

首先，中学生较小学生和大学生来说，闲暇时间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学校，而且大部分学校都是不让带小说这种课外书的。就算带进了学校，课间那么短的时间也是不宜看武侠小说的，否则就会影响听课的效果，学习总是要优先于玩乐的。放学后的休息时间也不是很多，大概就几个小时，如果看武侠小说的话，你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要是再控制不好时间，就会误事，比如说看书看到深夜才发现作业还没写。我建议那些非常想看武侠小说的同学，等到放假吧，无论是双休日还是长假都行，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再去看，这样家长肯定不会阻拦你看小说了。由于看武侠小说容易入迷，所以一定要先去学习，再去看书，顺序一颠倒，可能就没有心思去学习了。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都适合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有许多的打斗场面，更有琳琅满目的武术招式，而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模仿力都比较强，有些人可能就会幻想自己是某某英雄，去模仿某些比较“帅”的招式、动作，轻则闹笑话，重则会给自己和别人的身心造成伤害。几乎每个中学生看过几部武侠小说之后，总有想模仿的冲动，本人也不例外。我就曾经幻想过自己冲向迎面驶来的汽车，跳到车顶上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也曾经想过怎样一下就把人绊倒。我幻想的同时，也有另一种思想牵制着我，使我认为那中想法是愚蠢的、危险的和不切实际的，就不会去“实践”。不过有些模仿能力过强的中学生还是不宜看武侠小说，要是看过之后就打人，就从高处往低处跳，这是没资格看武侠小说的，不如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总之，大部分中学生都不需要故意回避武侠小说，放假期间看看也无妨，毕竟它是小说的一种，自有起存在的价值。

很多的人都喜欢看武侠小说，青年人，中年人最为明显，但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呢?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的中学生认为看武侠是可以的.，为什么呢?试想一下，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捧起一本武侠小说，马上就置身于刀光剑影，侠骨柔情之中，可以暂时忘掉周围的一切，不必为学习的紧张而烦恼。此是此刻，身心可以得到完全的放松。放下书本，又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中去。

但是，我要问这个同学：“你放的下吗?”我也是个武侠迷，对读武侠小说曾双手赞成。最初接触武侠小说上初一那年，本来也只是想放松一下精神，想与前面那些同学一样，放松一下自己的精神后在拿起书本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去，但是我只做到了拿起武侠小说放松精神，却无法做到再放下书本投入到学习中去，每当我放下只看到一半的武侠小说都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因为我满脑子都在想武侠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所以我又不得不放下课本，拿起武侠小说继续“放松精神”。

最初我只敢在课下看，但久而久之，我就无法抗拒武侠小说强大的吸引力，我转为课堂上也看，课上看不完就带回家看。晚上躲在自己房间里，开着小台灯，装着背书，把武侠小说夹在课本里看，每看完一本就觉得好空虚，脑子昏昏的，平时都提不起劲，只是在去书店借新的继续看……由于长期看武侠小说的结果，我的成绩从初一年纪的前十名落到了二十名，直到初三落到了年纪四十名，眼睛也有了轻微的近视，这就是我的看武侠小说的经历。

没上高中之前我认为自己在武侠小说的陪同下，过得很踏实，但上了高中后，我才渐渐明白自己以前的生活是多么的空虚，我也渐渐明白了自己在其他同学面前显得多么的无知，老师上课提问是一问三不知，做作业是抓耳挠腮，唉!我只能说“是武侠小说害苦了我”……了解了我经历的同学，我想不用我再说什么，你们也应该明白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了吧!希望我的经历能为你们敲响警钟。

自古龙和金庸这些武侠大师频频出没于文学江湖之后，一阵阵的武侠热潮以席天卷海之势涌向了社会大众，同时有不少在校的青少年学生.可当对武侠小说的迷恋与学习成绩发生矛盾的时候，教育界、家长与学生便推出了一个争议性的话题，”中学生该不该看武侠小说.”

既然这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那就一定有它的两面性.”该”与”不该”都不会是令人满意的答案，细细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不可以回答的很绝对.但我们可以用一种数学的方法——分情况讨论!

在教室内，尤其是在课堂上，是绝对不可以看的!

教室是学习的场所，课堂是教学的灵魂.应试知识绝大部分是在课堂上获得的，所以课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可是武侠小说更具诱惑.拳脚神化，刀光剑影，智勇豪迈，柔情缠绵，总是在心头紧紧地绕着，幻想着，便忘记书本，忘记了课堂，忘记了老师同学，忘记了自己!知识在耳边一点一点流走，而一个个英雄形象却在脑子里飘隐忽现，一位位惊艳清秀的女子在心里莞尔徘徊，轻轻的碎步踩得心也醉了，学习的事也早已九霄云外.

时间一分一秒地走了，江湖也换了成千上百个时代.”武侠”们也纷纷”退隐江湖”在心里慢慢也消失了，留给自己的只是成绩的急剧下降，和脑中的一片空白.

痴迷是一种伤害，是对现实的一种放弃.课堂上看武侠小说最终的收获就是落下了学习，得不偿失，后悔晚已!所以我说，”课堂上不应该看小说!”

关于看武侠小说，可以作为休闲消遣的一种娱乐方式.在学习之余，看看武侠小说可以放松自己的身心，从精神疲惫中解脱自己.在某些着名的武侠巨作中还可以学到一些历史知识，社会背景，了解一些地方风俗，风土人情，也可以学习、培养一些侠客隐士的隐士的处世之风与优秀品德，或者从中看看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培养自己对人对事的判断能力，所以武侠小说也并非一无是处，适当的看还是好的，但要注意选择有品位的武侠作品去读，其次，还是度的问题.要掌握规定的时间，如果太痴迷，就会影响休息，影响身心健康.

所以，我觉得”在课外该看，但要有选择有度地看!”

只要能掌握好尺度，能控制好自己，懂得事情的利弊，那么看不看也就是自己的一种选择了!

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黄蓉啊.....小龙女啊.....大把的.去金爷爷的小说里找.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古龙生长于破碎的家庭，1952年父母离异，古龙独自住在台北县瑞芳镇，造成他的浪子个性。少年时期嗜读古今武侠小说及西洋文学作品，古龙说“我喜欢从近代日本及西洋小说偷招”，师大附中初中部、成功中学毕业，淡江英专（即淡江大学前身）毕业后开始从事小说创作，1949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1960年始尝试写武侠小说《苍穹神剑》。当时，台湾侠坛卧龙生、诸葛青云、司马翎三人名噪一时。1964年出版《浣花洗剑录》，是古龙武侠小说的一个里程碑，代表著他武侠创作的成熟期。1967年所写的《铁血传奇》（首三部楚留香传奇），集武侠、文艺、侦探、推理于一身，阅读起来有如“福尔摩斯探案”。一生创作大量武侠小说，其中《浣花洗剑录》、《楚留香传奇》、《多情剑客无情剑》（也就是香港无线电视剧《小李飞刀》的原著）、《绝代双骄》、《萧十一郎》、《七种武器》、《陆小凤传奇》、《三少爷的剑》、《欢乐英雄》、《白玉老虎》等作品，广受读者欢迎。到了创作后期，他依然不断求变，多次说“武侠小说到了要变的时候”；曾在小说中渗入散文的句法，写出《天涯·明月·刀》等小说。然而，这类作品并不为读者与批评家所欣赏。古龙嗜酒，常牛饮，1977年染上肝病，健康逐渐走下坡路，1980年在北投吟松阁饮宴时遭人砍伤，失血2000cc。1982年5月，古龙与华视签了两年的制作人合约。1985年9月21日因肝硬化引起食道瘤大出血，撒手人寰，享年48岁。出殡时，友人林清玄在他的棺材里放了48瓶XO酒(威士忌)陪葬。其中一副挽联是：“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古龙生前情归多处，学生时代即与舞女郑莉莉同居，后来又迷上舞女叶雪，不久又跟高中生梅宝珠结婚，最后以离婚收场，第二位夫人是于秀玲，长伴至古龙病逝。古龙的大弟子丁情说：“因为古大侠寂寞，所以他便追求新奇，所以他的婚姻不能长久。古大侠生性是浪子。” 古龙与48瓶XO共葬于台北极北之地北海明山墓园。古龙去世后，小说的版权纠纷开始由法院审理。 2005年，台湾淡江大学举办第九届文学与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为武侠小说，集中讨论古龙的作品。之后林保淳编了一部论文集，由学生书局出版：《傲世鬼才一古龙：古龙与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ISBN 9571512974)。影视改编方面，古龙多部小说极受导演青睐，不断改编成电视、电影，当中包括《楚留香》、《多情剑客无情剑》、《绝代双骄》、《陆小凤》等。在邵氏年代，楚原拍摄的古龙作品最多。人生经历●饱经风霜他的童年大致在抗日战争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可以说，他在一个独特的时期，在一个独特的地点度过了喧嚣而动乱的童年。用张爱玲的话来说，那是一个乱世。整个人类都似乎沉沦于毁灭的冲动，战争摧毁了一切的文明与宁静的家园。张爱玲在1943年创作的《倾城之恋》中，对于当时香港的状况有过生动的描绘：从浅水湾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拦了这边的山。……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巅，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巴而顿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学试验馆，屋顶上架着高射炮，流弹不停地飞过来，尖溜溜一声长叫，吱哟呃呃呃……，然后砰地落下地去。那一声声的吱哟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尖端。那一年，古龙大约3～5岁，他是被抱在父母的怀中，还是被父母牵着小手，混杂在躲避空袭的人群中？这种恐怖的记忆，是否成为他后来创作的源泉之一？ 至于香港，一个鸦片战争时期被英国人掠夺的渔村，一个三四十年代的繁华的都会，一个聚集了各种肤色与梦想的冒险家乐园。有一个1936年生于香港后来定居美国的诗人曾在回忆中这样提及香港： 对于香港，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中国人奴役中国人，中国人欺中国人。接触的目光……要投给他们燃烧的汗，中风似的警呆：不安传透他们的器官，血脉，毛管和趾尖……我们贫乏的力量再不敢在事务间作太热切的旅行……不敢认知我们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到那一个分站，或分清我们坐卧的地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期待月落的时分。这就是古龙成长的时空架构。这一切的一切，映射在他年幼的目光中。在这样的年代出生、成长的人们，无疑与时代共同承受了人类史上难得的巨变与灾难。生命在飘泊之中，生命在追寻之中。也许，古龙小说中的两种声音与他生存的时空不无联系，一种声音是对于“家园”的呼唤，另一种声音是对于“希望”的呼唤。 家园已在望。光明也已在望！希望永在人间！1949年的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中国国民党溃逃台湾孤守一岛；大陆上的……带给人民无比的理想与希望。许许多多个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航向。大时代转换中的人间悲喜剧，让人不胜感慨。然而，毕竟，战争结束了，人们不必再去躲避无情的炮火，也不必沦落在荒山野岭。人们可以从容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古龙随着他的父母迁居到台湾。经历了战争的噩梦，初享和平的气氛，已是少年的古龙，本应沐浴在家庭的温馨中。但是，外面的战争结束了，家庭内的战争却爆发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大多数人而言，家庭是港湾，父母是唯一能够依靠的人。父母在孩子的心中，也是最神圣、最崇高的形象：他们无所不知，他们宽厚仁慈，他们坚定不屈。因此，没有什么比父母之间的离异更让孩子感到寒心。感到梦的破灭。成人世界的神圣光环都会因这种离异消失殆尽，使年幼的灵魂从此疑虑重重。古龙的家庭并不贫困，他的父亲曾担任台北市长的机要秘书，无须为温饱发愁。如果一切平静如水，这该是一个平淡而温暖的家庭。遗憾的是父母间的感情终究不能弥合，在不断的争吵中分道扬镳。古龙惶恐而不安地目睹着两个亲人的分离，他将愤怒与怨恨发泄在父亲身上。于是，一场父子间的争吵接踵而至，使这个失去了父母间情爱的家庭又失去了父子之间的深情厚意。倔强的古龙离家出走，过早地承担了自食其力的艰辛。生存下去，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天地之大，人海茫茫，却常常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也找不到一点点亲切的关怀。他到处帮人打工，食不果腹，困顿潦倒，尤其在冬天，在寒风扑面的夜间，游荡在街头，无家可归。仰望稀疏的星空、苍凉的明月，等待黎明的到来。这样的心情充满了凄苦，却也饱含着不屈的向往。如同他自己在作品《名剑风流》中描写的一个人物：人生的痛苦，他却已尝得大多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活着，我还年轻，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我可以去的地方。在极度的痛苦中，希望更显得诱人、美丽，她会使坚强的人更加坚强，更加勇往直前。少年的古龙，在一无所有，一无所靠中，已表现出了后来洋溢在他作品中的那种昂扬的人生情怀：永远不绝望，永远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在朋友的帮助下，古龙在台北浦城街找到了一处小小的落脚之地，算作是自己的"家"。他一边拼命打工,一边又含辛茹苦地念书，居然以一个流浪少年的身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古龙读书的成绩还算不错，并不因打工而有所影响，可见他天赋之高。他读的大学是淡江大学，专业为英文。就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欧美小说。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完全萌发，不仅读而且写，成为地道的"文学青年"。不幸的生活经历，落寞的精神状态，总是使一个年轻人倾向于文学的天地。因为在那一片天地里，充满了悲伤也充满了爱，还有同情和美梦，那一一片天地可以遮挡住现世的恶浊与惨痛。几乎所有的"文学青年"对于"为什么喜欢文学"这一问题，都可能回答：因为孤独。稿费制度是19世纪才出现的新事物。出版业的商业化使作家的写作也沾染上浓厚的商业色彩。稿费的诱惑可能摧毁文艺写作的美学品质，也可能促使文艺写作的蓬勃兴旺。此中利弊几乎非语言所能讲清。与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古龙在亲手尝试了写作的甘苦并得到发表后，便明白了一个道理：写作不仅可以抒发胸中郁结，还可以赚到金钱。他的第一篇作品叫作《从北国到南国》，带着忧伤的，抒情调子的中篇小说，发表在1956年的《晨光》杂志上。他还写了大量的诗与散文，但渐渐地，写得更多的是小说。因为写小说似乎更能解决生活上的需要。他迷恋于写作。迷恋是一种疯狂，完全不顾及现实的条件。迷恋音乐。美术、文学的人，大抵被一般人视作愚狂，固为迷恋这些"玩艺儿"的后果常常只是：穷困。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愿意在政府或教育界谋一份稳定的差事，养家糊口。古龙开始时大概也有过这样最正常的想法，也一度在台北美军顾问团混得了翻译这样的职务。如果他埋头做下去，也许不会飞黄腾达，但至少不会为生活发愁。但对于文学的迷恋，使古龙做着这样的好梦：幽静的小茅屋，竹林，小溪，阳光灿烂，在窗前或树下、溪旁读书写文章。他喜欢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创造文字时的那种无限快乐，因而，出乎常人的意料，他辞去了工作，在偏僻安静的瑞芳镇租了间房子，过起了自由写作人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他过得清淡而充实。每个月都有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铅字，每个月他都可以到台北市去领取稿费。钱虽不多，却也足以招待那帮狐朋狗友，大家相聚陋室，酒兴飞扬，颇有"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意境。欢乐苦短。以纯文艺作品谋生，用俗语"有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最为恰当。在瑞芳镇的隐居生活中，古龙渐渐地感到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关键是钱，如果没有钱，哪有什么自由自在的生活。现代文明蔓延全球，又有哪一方桃花源能供人摆脱一切的羁绊？在文明的社会网络中，人无处可逃，他（她）只能凭着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赢得一块立足之地。人类的青春情怀必然是文学的，恰如人们常说的：每个年轻人都是诗。当心灵未被污染的时刻，怀抱的只是对于美，对于善，对于真的无限渴望与追寻。生命可以牺牲，理想无法混灭，这是青春的诗情。然而，日常生活的脚步日益迫近，生存问题的严峻往往会将曾有的五彩幻梦击得粉碎。活下去，是唯一的愿望。所以，人们逐渐变得循规蹈矩，步步为营，走进了一座由经验、常识、掩饰，以及不加拷问的接受所构成的监牢。人们在求生的过程中渐渐地放弃了许多美丽的东西。有点太长了哈。这里有个百科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希望能帮的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