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研究视角分析论文

总体来说，人们所能体验到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物质条件或客观环境等同的情况下，心理健康程度高的人比程度低甚至不健康的人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幸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篇一 《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目的：探究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对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对广州市 *** 、企事业单位340名青年白领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广州青年白领积极人格特质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满意度处于中下水平。2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3阶层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压力知觉、社会支援和乐观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数，而心理健康的显著预测变数是乐观和社会支援。结论：广州青年白领对生活状况不甚满意，但对自我评价积极、乐观向上，对未来充满希望，并且情景性因素和特质因素对广州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关键词：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84201302-0175-04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水平飞速提升，在此发展过程中白领青年作为国家人力资本的中坚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著财富，但是，物质上的丰富并不能等同于主观上的幸福。相关调查显示，诸如公务员、高校教师、外企职员等白领青年的幸福感相较于其他人群并不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时常受到负面情绪的困扰，紧张、失眠、无意义感常常充斥着他们的生活谈杰，2008;田振敏，2010。该研究把青年白领定义为：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大专包含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依靠知识和技术谋生，月薪4000元以上，有较稳定经济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的工薪阶层。 产生于20世纪末美国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当代心理学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反对传统心理学过分关注人类心理问题、心理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消极取向，它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关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包括积极个人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积极组织系统。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和核心自我评价这一积极人格特质的研究多以学生群体、教师群体、老人群体等为研究物件，涉及青年白领群体的研究也更多的是偏向于社会学、人口学等视角，并且多以理论上的描述性研究为主，鲜有实证研究去探讨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其与核心自我评价的关系。而作为社会发展主要推动力量的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如何?他们对自我的评价状况又如何?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与主观幸福感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核心自我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到底存在哪些影响机制?当了解了这些关系之后，又该如何改善他们的自我评价水平和主观幸福感状况呢?这些都是摆在研究者面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学术界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这正是提出该研究的理由所在。因此本文将以广州青年白领为研究物件，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在调查基础上考察他们的核心自我评价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分析核心自我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 主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众多，可以分为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压力和社会支援作为情景性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已经得到了诸多证明严标宾，郑雪，2006;Schiffrin&Nelson，2008。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积极人格特质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Shimai等人2006对1099名美国和308名日本青少年的研究表明，热情、希望、好奇心和感恩等性格优点与人们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Peterson及其同事2006通过网路取样所进行的一项回溯研究也表明，积极特质有助于帮助个体从生理和心理疾病中恢复过来。而目前对于白领青年心理健康或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仍缺乏整合研究，因此该研究拟从人口学变数性别、年龄、情景因素社会支援、压力知觉和积极人格特质核心自我评价CSE、希望、乐观三个层面探究白领青年群体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客观揭示白领青年群体心理状况及其内外部影响因素，为白领青年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的改善提供理论支援。 2 研究物件与方法 2.1 研究物件 研究采取方便抽样法，选取广州市越秀区 *** 单位集中和天河区商业中心的 *** 、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白领作为研究物件。共发放3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40份，有效回收率为89.5%。其中，男性213人，占63.0%，女性127人，占37.0%;未婚51人，占15.0%，已婚210人，占61.8%，其他79人，占23.2%;一般员工202人，占59.4%，基层管理者77人，占22.6%，中高层管理者61人，占18%;被试年龄22～35岁，平均为28.3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观幸福感量表 Diener等人1995编制，共19个专案，7点评分。包括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分量表。该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4、0.83、0.83、0.80。 2.2.2 心理健康量表 李虹等2002修订，共20个专案，采用“是”和“否”计分。包括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3个分量表，总量表的Cronbach仪系数为0，88，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79、0.76和0.85。 2.2.3 核心自我评价量表 杨晓峰等2009修订，12个专案，5点评分，单一维度，其Cronbach α系数为0.76。 2.2.4 乐观量表 袁立新等2007编制，共11个专案，5点计分。 3.2 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者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数，人口学变数、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为自变数进行阶层回归分析。首先，性别和年龄组成第一阶层进入回归方程，其次，可能会因人口学变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特质因素CSE、乐观和希望作为第二阶层进入回归方程，最后情景性因素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援作为第三阶层进入回归方程。结果发现，三个阶层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41%的变异量F9，168=14.738，p=0.000。以同样的方法对心理健康进行回归，结果发现三个阶层可以解释心理健康43%的变异量F9，185=14.738，p 4 讨论 4.1 广州青年白领积极人格特质处于中上水平，生活满意度处于中下水平 对广州青年白领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描述，得知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题均得分分别为3.99、2.75、3.48，情景性因素压力知觉和社会支援的题均得分分别为1.82、5.00，特质性因素CSE、乐观和希望的题均得分分别为3.30、3.62、2.79，结合量表专案的评定等级，可以发现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情感、希望、乐观和CSE等积极因素都在中等以上水平，而广州青年白领的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感则低于量表的理论中值。研究者发现，青年白领所向往和憧憬的幸福生活与其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络，价值期望过高和现实中的需求缺位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从而影响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比如：理想中期待拥有自己的产业，而现实中却处处受制于公司和领导;理想中期待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而现实中却是繁忙的工作和单调的休闲活动等等。 4.2 情景性因素和特质性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情景性因素和人格特质因素与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阶层回归的结果表明，乐观和社会支援均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显著预测变数。研究表明，社会支援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有两种作用机制董增云，2007：一是主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援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能够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身心健康;二是缓冲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社会支援在压力条件下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生联络，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和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领悟社会支援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援的期望和评价，是对可能获得的社会支援的信念，也是主观支援的一种。相对于实际社会支援，领悟社会支援对于了解和预测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领悟社会支援更可能表现出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增益性功能。广州青年白领在平时社会或者面对应 *** 景时，感知到较多社会支援的个体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去化解压力，从而能够拥有较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或者缓解压力的负面效应，因此领悟社会支援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乐观是指对事情的结果持积极的态度，更多看到生活中好的一面，认为事情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抱有良好的期待，这种期待能鼓励个体为解决问题不断做出努力，因此更有可能顺利解决问题，并由此带来更好的结果。与悲观主义者相比，乐观主义者通常会看到现实生活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好的一面，有利的或有建设性的一面，并且这种态度能够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会有较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水平。 4.3 阶层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压力知觉、社会支援和乐观是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数 该研究发现性别和压力知觉也是预测广州青年白领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变数。研究表明，性别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即女性的主观幸福感要显著高于男性，而压力知觉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每个人都需要一定的压力水平以促使个体的心理机能和行为状态达到最佳程度，但是如果压力水平过高或压力持续时间过长，个体应对压力的身体资源就会减少，能量消耗、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引起身心紧张，从而降低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广州青年白领的压力主要来自工作和家庭，尤其是工作前景不明升职无望、跳槽困难等和生活开支过大供房、供车、物价飞涨等等问题较为突出，这些问题无疑对广州青年白领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中国社会，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对男性的角色期望普遍都会更高，这种高标准会导致其感受到的压力会更大，男性的幸福感水平会低于女性可能源于这一社会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提高广州青年白领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水平：一是 *** 部门、工作单位和家庭朋友等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援，良好和谐的社会，家人、朋友、同事的理解和关心可以排解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使他们能够及时宣泄自己的压力和紧张等不良情绪;二是开发和加强广州青年白领的积极心理力量，它们是：勇气、关注未来、乐观主义、人际技巧、信仰、职业道德、希望、诚实、毅力和洞察力等等，这些积极品质是他们应对生活情景的重要心理资源。

心理健康与幸福生活是有直接关系的，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对生活充满了期待，充满了阳光，所以他的生活就是幸福的，而心理不健康的人，看什么都不顺眼，处处找茬，生活也不会幸福

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经济因素分析论文

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显示，全国总人口接近13.4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1.07%下降0.5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必定导向人口负增长，学术界通常以总和生育率（TFR为2.1的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据郭志刚对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年间中国的TFR大体都在1.4以下[1]，表明我国已经跨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过去人们常常认为是计划生育主导了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但是现在的TFR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要求，可见，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固然离不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最近十几年中人口生育率呈加速度下降的趋势并且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对于这一现象，显然还存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外的解释空间。国内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大致可分几类：从生育政策角度解释（包蕾萍，2009);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分析（郭志刚，2008;陈卫、吴丽丽，2006>;从经济学角度做实证研究（罗艳丽，2003;徐安琪，2004;叶文振，1998;徐安琪、张亮，2005>。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大都以实证资料对中国孩子的成本和效用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有的样本还较大，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局限是没有引入收入变量。本文从家庭需求理论的角度，分析家庭收入、子女价格、子女效用等变量及其对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以期对这一现象作更全面的解释。

相关变量： 一个分析框架

1.收入

从消费角度而言，子女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可以为父母提供“效用”，并通过无差异曲线同其它商品提供的效用进行比较。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相切决定的消费者均衡点表示消费者在这个点的价格与数量达到了均衡，即消费者在预算条件下达到了最大效用。预算线受收入约束，随收入变化而左右移动，从而消费均衡点也相应移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增加时预算线向右平移，与水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达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左移与水平更低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无数种收入水平可以得到无数个消费均衡点，连起来得到一条斜率为正的收入-消费曲线，它表明在消费者偏好和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消费需求量与收入呈正方向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稳步增长。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最近十年间翻了番以上，年均增长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年均增幅超过农村，2010年达到19109元。收入增长理应引起子女需求量的相应上升，然而，收入影响子女需求数量的同时也影响子女质量，只有结合数量和质量才能更全面理解收入对子女需求的影响。这里有必要引入两个弹性概念：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前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生育子女数量的变化比率，后者指家庭收入变化一个百分比所引起的单位子女的支出额变化比率。收入的增加必定增加一般产品（劣质产品除外')的支出额，从长期来看收入的增加会增加用于子女的支出额。但通常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即增加的子女支出额中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如增加教育投入、改善生活条件等。这好比家庭收入提高后，人们更加在意商品质量而非消费数量。虽然至今还没有直接关于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在这里用与教育有关的两个指标作为间接佐证。因为众所周知，教育是提高子女质量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也成为提高子女质量的最重要的支出之一。

第一个有关指标是每十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它揭示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率。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揭示，至2010年底，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增幅达147%。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使家庭在每位子女高等教育上的支出急剧攀升，然而在此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比率却大幅上升，说明家庭的教育消费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是家庭的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之比，揭示家庭教育支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水平。2009年王远伟以对中国11个城市2000多个大、中、小学生家庭的教育投入情况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有在学人口的城镇居民家庭每年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约为48.13%。考虑到这次人口普查发布的家庭规模是平均每户人口为3.1人，城镇家庭规模可能更小，因此可以大致认为48.13%的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的是每个家庭一个子女的情况。如此高的教育支出负担率条件下，如果家庭增加子女数量就意味着家庭将要举债保证子女接受现有的教育，这进一步说明子女的质量收入弹性高于其数量收入弹性。

然而，子女需求的质量收入弹性大于数量收入弹性在我国并没有绝对的普遍性。对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被试对子女质量的追求并不强于对其数量的追求。在较高的子女需求数量收入弹性下，“逆向”选择存在可能。在特定经济资源条件约束下，村民仍然可能选择数量对质量的替代。吕昭河等对海南五指山福关村黎族妇女的调查显示，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被试还是愿意多生。在收入水平低到只能维持生活必需品的条件下，强烈的生育愿望会导致对非生存必需品支出的挤压，比如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女孩的教育投入。村民往往以减少子女教育支出来维持增加生育数量的基本抚养开支[3]。

因此，考虑到存在多元的生育文化、生育政策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子女需求的数量收入弹性虽然较小，但仍然为正。

2.价格

消费者均衡不仅随收入变化而变化，也会随商品价格变化而变动。假设其它商品价格和收入不变，消费者均衡点随子女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价格上涨意味着实际收入下降，从而预算线左移与更低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得到新的均衡；反之预算线右移与更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每一个价格水平将对应一个均衡点，连接所有均衡点得到一条价格-消费曲线。由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一条斜率为负的消费者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呈反方向变化。

子女价格指生养子女的成本，包括显成本和隐成本两个方面。显成本指从怀孕到抚养子女成人的整个过程的全部经济支出，主要包括子女出生前的相关费用、生活费用、教育费用、医疗保健费用以及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等；隐成本主要指父母因抚养子女而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本概念：机会成本。由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前提，当一个经济单位用一定的经济资源投入于某产品时，同样这些经济资源就不能同时被用到其它方面。换句话说，这个经济单位所获得的特定收益是以放弃用同样的经济资源来用作其它物品时所能获得的收益为代价的。简单地说，机会成本就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其它选择时可能得到的最大收益。子女的机会成本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指父母用在子女生养上的经济费用，因投入到子女身上而放弃投入其它领域时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另一部分指父母付出时间生养子女所放弃的同样这些时间投入到其它方面可能获得的最大收益。

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家庭追求子女质量的动机，子女的各项显成本明显增加。尤其是教育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较大。王远伟调查研究显示，大学生1年生均学校支出（主要包括学杂费、住宿费等为7040.27元，校外支出（主要包括考证、培训、购买电脑等用品）为7464.16元，两项相加接近1.5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农村家庭1年的纯收入，相当于城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3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家庭规模测算)。此外子女结婚成家的相关费用在城镇家庭子女支出中也逐渐凸显，由于城镇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成年子女特别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支出成为不少城镇家庭的沉重负担。徐安琪的调查显示，除了子女年幼尚未考虑此事的之外，三分之一以上有儿子的父母认为应尽全力帮助儿子解决结婚住房问题。有女儿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能力承担女儿的结婚住房费用，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住房支付了3-50万元的费用。显然，子女显成本存在城乡差别，农村地区低于城市地区。正如贝克尔认为，人们经常认为由于偏好上的差别，农村的家庭规模大于城市的家庭规模，然而，即使没有偏好上的差异，由于农户在子女养育上存在相对成本优势，他们也可能倾向于更多地生育。鉴于城乡子女养育成本的差别，就子女的显成本方面，本文认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城镇化和流动人口。这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比10年前上升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化率提高很快。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上升1.3个百分点，说明最近10年城镇化率在加快，城镇人口在加速增加。由于城镇子女成本高于农村，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比重从宏观上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而减少了子女数量的需求。这次人口普查还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10年前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表明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主体是青壮年，由于流动而导致的婚姻生育推迟或由于更多的机会和新的追求而导致的竞争效应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青壮年流动人口较低的生育水平。陈卫用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可见，快速提高的城镇化率和不断增加的城市流动人口对全国人口生育率有负向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家庭子女数较多以及传统的居住社区，父母直接花在子女照看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较少，有人形象地称这种养育方式为“放养”。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花在子女身上的直接时间和精力较多，子女成长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方面都需要父母关注，可见现代子女的隐成本增加了。

随着经济发展，投资渠道更多，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时间的边际回报率也提高了，所以无论是养育子女的经济资源还是时间，其机会成本都有提高。

拓展分析子女成本还包括母亲的生理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指母亲为生育孩子所付出生理代价，包括怀孕期间的不便及不适感，生产时的痛苦和相关的健康风险，照料孩子的疲劳等;后者指母亲因生养子女而必须放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及自我发展的机会所产生的心理无奈甚至痛苦。由于医疗技术的提高，妇女怀孕、分娩的痛苦以及有关的健康风险呈下降之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使用更方便的家庭设备和雇佣保姆可以帮助减轻妇女照料子女的疲劳。可见，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生理成本下降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她们有比以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比以往更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时间资源的有限性，生育子女与追求自我价值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给妇女带来更大的心理痛苦。因此，现代社会母亲生育的心理成本在提高。

以上分析说明子女的价格性养成本呈上涨趋势，从而子女的需求数量呈下降趋势。

3.效用

需求理论中，效用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子女效用的变化会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变化。根据基数效用论的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PA+P2X2=I;MUi/Pi=MU2/P2=X。其中朽表示子女的价格，为子女的数量，P2表示其它商品的价格，X2为其它商品的数量，I是收入，MR、MU2分别表示子女和其它商品的边际效用，X是不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如果MU1/P!MU2/P2消费者则做相反方向的调整，直至MUi/Pi=MU2/P2。

子女的效用包括：

（1）心理效用或愉悦效用，即子女给父母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快乐；

（2）劳动-经济效用，即子女作为劳动力给家庭提供劳务或货币等经济收益；

（3）保险效用，即子女给父母提供潜在养老保障的效用，即人们常说的“养儿防老”效用；

（4）经济风险效用，即子女承担家庭经济风险的效用，如“父债子还”；（5)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即在某些特定社会环境中，子女能够提高父母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5）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即子女延续家族的姓氏和香火、“传宗接代”的作用。

莱宾斯坦认为从动态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子女的后五项效用即与经济有关的效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而心理效用的变化难以确定?。本文认为子女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水平在子女成长的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并随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具体来说，心理效用在子女未成年阶段比较高，子女成年和独立后，家庭空巢化，子女给父母情感上的满足也趋于下降。劳动-经济效用在经济紧缺、生活水平不高的年代较为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中子女很小就给父母分担家庭责任，与当时较低的抚养成本相比，子女提供的劳务和货币更突出，此时子女表现为一种生产品，家庭对子女的需求有较强的刚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子女的劳动-经济效用已经明显下降，父母对子女的主观预期经济效用和实际经济帮助都下降了。从主观预期来看，只有10.83%的家长很希望子女为家庭挣钱，表示“一般”和“不希望”的分别占28.34%和60.83%。从实际经济帮助来看，据2000年对湖北松兹千余名已婚男女的调查，每年给予不同住父母的经济净帮助合计为87元。保险效用和经济风险效用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也日益下降。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子女工作后和自己年老体弱时的经济帮助和赡养企盼很低，86.3%的研究对象认为抚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肯定比得到的多得多?。长期维持家庭地位的效用和对扩展型家庭作贡献的效用在传统社会比较突出。近几十年来，由于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尤其在城市地区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占主导，子女的这两类效用日渐式微。北京市民对子女继嗣效用期待明显较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只有15%认同生育目的是传宗接代，高学历者则无人持这一看法。对上海市的调查表明，父母把“传宗接代”作为生养子女的最大期待的仅占3.8%。总之，当代子女的效用已经下降，从需求理论而言，这将导致子女的需求数量相应减少。

综上所述，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子女需求数量的增加，但由于数量收入弹性小于质量收入弹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提高子女质量的支出，子女需求的增量被缩小。同时，受价格上升和效用下降的影响，子女需求增量进一步减少，从而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态势。

均衡人口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我国多年来的低生育水平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分析历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图发现，1963年的是典型金字塔型，塔基的少儿人数多，塔尖的老年人口少。2010年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是老年人口比重加大而少儿比重大幅减少。众所周知，这样的年龄结构至少会导致两个后果，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前者在我国已经出现。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10年前上升2.93%。全国老龄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至2020年老年化水平将为17.17%，表明老龄化进程很快。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还未普遍显现，但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某些时段或区域出现的缺工现象可能是这个问题某种程度的体现。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合理选择是要抑制过低的生育率。虽然我国依然是人口大国而且还未达到人口总量高峰，但由于人口政策的惯性大，应该未雨绸缪抑制过低的生育率。除有步骤、有条件地放开胎数外，还应考虑以经济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的鼓励型人口控制代替经济、行政处罚的限制型控制，以引导和鼓励的柔性方式对家庭生育意愿及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比如给予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以社会保障、税收、公共事业费等方面的政策倾斜。此外，从更宽泛的层面考虑，稳定房价以降低城镇居民住房成本，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负担都是抑制过低生育水平，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的相关举措。

论文中人口学信息包括哪些人口学信息包括和人口有关要素，例如人口学参数公民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文化程度、职业、职 务、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户主（与户主的关系）、 住址等。这些都是基于人口中的特征来做出的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