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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武术及其对近代中国武术的影响施鲜丽 蔡仲林(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62)《搏击·武术科学》2005年11月第2卷第11期摘要：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历史时期，也是各种思潮和现象不断涌现的时期。民国时期的武术从组织形式到功能及活动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新武术》、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等武术组织对近代中国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华新武术精武体育会中央国术馆影响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643(2005)11-011-03民国时期，历时三十八年。期间军阀割据、政治动荡、政府变迁、不同思潮的激烈交锋、土洋体育的争论，以及连年战火等，都影响着中国武术的开展。但这一时期的武术，仍呈发展趋势，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对近代中国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 《中华新武术》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对近代中国武术的影响1．1《中华新武术》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华新武术》是中西结合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中国人已经看到骑射之无用，于是有人呐喊“请停弓马刀石武试”，有人呼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一时间效法西学练兵成为舆论与时尚。孙中山对当时提倡纯粹“洋体育”、“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强种保国”的历史潮流中，在土洋军事的、体育的思想碰撞交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既反对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又引进西方的兵式体操，兴办军事学校，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技击内容与兵式体操训练相结合。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一些社会名流、教育家、军人、武术家等也在洋为中用的必由趋势中探索着中国武术的发展。《中华新武术》就是在这种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出发点是以中国拳技和摔跤术为内容，参照兵操练法编成新式武术教练法。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邀集一些武术名家，发起编辑武术教材，并将此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1914年，马良担任陆军47旅旅长兼任济南卫戍司令官时，再次广邀各派武术专家，修订《中华新武术》。它取材于传统武术动作，借鉴兵式体操的教练方式，采取中西融合的做法，这较之一味西学具有创造性。它在武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1．2《中华新武术》对近代中国武术的影响《中华新武术》的编辑、修订邀请了各派武术名家，此举打破了武坛历来的门户之见，对今后武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新武术》“新”的意义之一在于它被确定为当时在全国推行的“正式体操”，从此西方的“体操”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武术结合在一起了。由于引进“体操”概念，农耕经济下封建的世袭师徒传承关系终于被面向大众的团体教练方式所突破，传统武术以比较简练统一的方式进入了学校体育，成为培养人才的手段。《中华新武术》的“新”，还体现在实施教材的教学方法上，它借鉴西方兵操配以口令的形式，从简单易学的基本动作入门，先单式教练，后连贯成套教练，既有单操团体教练，也有对操团体教练。教法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这种讲究动作基本技法，从基本教学开始，进而连贯教学，由单个动作到贯串成套的教学步骤，以及配以口令的团体教练法，至今仍是院校武术的经典教法。我们现在的武术普修教学，虽然教学内容不同了，但是集体教练、口令指挥等教学方法仍然沿袭着那个时期洋为中用的创造性成果。《中华新武术》不仅在教学法方面对近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倡导者在引进“兵式体操”的时候，也认同了西方“体操”的运动形式，接受了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1923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就是采用西方体操表演竞技形成的一次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仿照体操竞赛评分方法制定武术套路比赛规则正是这种尝试的继续和发展。《中华新武术》是先驱者们探索救国图存的众多尝试中的一种，虽然它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面貌，它的命运是短暂的，有其悲剧性的一面，然而，它对武术的贡献却是突破性的，它成功地将西方体操的方式、体育教学的方法以及竞技运动的思想注入传统武术之中，给近代中国武术留下了深深的印迹。2 民国时期的武术组织及其对近代中国武术发展的影响2．1以精武体育会为代表的武术社团及其对近代中国武术发展的影响从1912年至1927年一大批武术社团先后创立，构成了这一阶段武术乃至社会发展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精武体育会是民间学术社团，其前身是霍元甲主持的“精武体操学校”。鉴于“学校”这种名称与形式限制了招生范围和广泛传播武术，在霍元甲的学生陈公哲、姚蟾伯等人的倡议下，议定改“精武体操学校”为“精武体操会”。1916年会员日增，且以“体操”二字未能完满，故易名为“精武体育会”。从精武体育会的创立经过不难看出，该组织既无国家和政府拨款，也不是党政集团授意建立的。它是由酷爱武术的青年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所以说，它是一个民间社团。精武体育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1915年以前，活动仅限于推广武术。1915年起，扩充学科，改良形式，增设了兵操、文事、游艺等内容。精武体育会组织活动主要包括：创立分会、著述武术书籍、拍摄影片、武术教学、体育训练等。精武体育会注重建立分会，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向全国发展，20世纪20年代逐渐发展到东南亚，20世纪20年代末其国内外分会已达42个，会员超过40万，极大地促进了精武事业的发展，对武术在新社会条件下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而巨大的贡献。精武体育会注重编著武术书刊教材。1921年，总会创办了《中央杂志》(后改名为《精武杂志》)，向社会传播精武精神和武术文化。此外，精武体育会还编辑出版了各类武术书籍教材，如《精武本纪》、《精武外传》、《潭腿》、《功力拳》、《达摩剑》、《十字战》、《五虎枪》等数十种，各分会亦出版月刊及专著。扩大了武术的影响，提升了武术的文化魅力。精武体育会使用了电影这一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工具。拍摄武术动作进行直观教学，扩大了武术的社会影响面。精武体育会设技击部，负责推广武术。为了培训武术师资，精武体育会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体育师范学校，邀请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武术名家来传艺授课，打破了宗派门户，废除师徒私授，不争一家一派之短长，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武术人才，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精武体育会还组织了不少游艺活动，将舞蹈、艺术与武术揉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武术的艺术化及娱乐化，为推广武术做出了贡献。综上所述，精武体育会在扩大武术的社会影响，提升民众武术意识，发掘整理传统武术精华，拓展武术的娱乐、审美等功能，增长群众武术知识，振起社会尚武精神诸方面均做出了较大贡献。2．2中央国术馆及其对近代中国武术发展的影响中央国术馆的成立离不开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西北军驻南京全权代表的张之江。1926年，他和李景林等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后改为国术研究所。1927年3月，张之江又获得了一些国民党要员，尤其是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李烈钧的支持，呈请国民政府批准，在国术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国术馆，该馆归属政府直接指导，由财政部拨给经费。所以说，中央国术馆是政府教育机构。1929年2月颁布的《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中央国术馆围绕上述宗旨组织的主要活动有：国术国考、武术教学、编辑出版专著及刊物、出国访问交流技艺和武术表演等。中央国术馆在1928年和1933年举行过两届全国性的国术考试。虽然这两届考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它吸引了社会的目光，增加了社会对武术的关注程度，并制定和实践了武术拳械单练与对博的竞赛规则，在推广和普及武术、促进武术的体育化和规范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技武术的发展。中央国术馆设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学博通”为教学原则，广设武术技术课，培养造就了一批技术全面的武术人才。有的走上了抗日前线，成为杀敌英雄；有的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有的在专业上卓有成就，成为武术技艺和理论研究的专家、教授和教育家。如温敬铭、张文广、郑怀贤、刘玉华、何福生、李锡恩、康绍远、张登魁、万籁声、傅淑云、齐剑虹等等。中央国术馆成立后，至1934年，已编辑出版了《查拳图说》、《青萍剑图说》、《少林武当考》等22种武术论著，已完成编辑的有《练步拳》、《八极拳》、《形意拳摘要》等12种。当时正在编辑的有《太极拳》、《八卦掌图说》、《内功正轨》等11种。这些书刊加强了各地武术组织和传习者间的交流，为我国武术的继承和发展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中央国术馆注重海外交流与推广，为武术的普及和推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6年1月，中央国术馆和国立体育专科学校组成“南洋旅行团”，团长张之江，领队庞玉森，武术队队长杨松山，队员有何福生、温敬铭、张文广、康绍远等9人。该团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金保、怡保、槟榔屿和马尼拉等地进行了65场武术表演。南洋旅行团所到之地，受到各界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的表演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普遍赞誉和好评，促进了东南亚的武术馆、武术会、武术学校的建立。1936年9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上，中国武术表演团炉火纯青的技艺，出神入化的表演，轰动了德国。本届奥运会主席李德华博士说：“没想到中国武术这么高超，真了不起。”德国政府还指示奥运摄影队，特为温敬铭、张文广、郑怀贤、刘玉华、傅淑云等人摄制了录像片。在《德意志报》、《汉堡报》等有影响力的大报刊上，还发表了评论，盛赞中国武术功夫精湛卓绝，富有艺术性、舞蹈性，高超精妙，令人不可思议。国术队的表演，向世界体坛展示了中国武术的风采，扩大了中国武术的国际影响。综上所述，中央国术馆系统在促进武术的体育化、规范化、现代化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将武术训练和竞赛广泛应用于军队和学校中，极大地提高了武术的竞技和军事功能。中央国术馆通过表演，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对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3 结语民国时期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武术从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实践，以及它的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武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近代中国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新武术》成功地将西方体操的方式、体育教学的方法以及竞技运动的思想注入传统武术之中，给近代中国武术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这两个武术组织相辅相成，共同汇成了民间武术多功能发展的潮流，丰富和发展了武术的社会功能，使中国武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参考文献：[1]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2]栗胜夫．中国武术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3]易剑东等．中国武术百年历程回顾——面向2l世纪的中国武术【J]．体育文史，1998．[4]杨少雄，苏肖晴等．试析中华武术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嬗变成因叨．沈阳体育学院学报，1999(1)．[5]郭玉成，许杰．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的武术传播研究叨．体育文化导刊，2005(2)．[6]昌沧．南京中央国术馆始末叨．体育文史，1997．[7]谭华．20世纪前期的“国术改良运动”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1)．[8]易剑东．精武体育会和中央国术馆的比较研究——民国武术的组织社会学探索阴．体育文史，1995(6)．作者简介：1．施鲜丽(1981～)，女，湖北大学体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武术教学与训练。2．蔡仲林(1953一)，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武术教学与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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