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世纪欧洲的论文题目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一是封主封臣制和封土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一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之为封建化过程． ⒈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起点——萨利克法典 法兰克人五世纪时分为两支，一支迁莱茵河中游，称河滨一里普阿尔人，一支进入北高卢，称海滨一萨利克人，即克洛维为王的那一支． 萨利克法典是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形成于六世纪初， 511 年前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以后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一些高卢一罗马人的社会因素．西欧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就以此为出发点． 克洛维进入高卢后，把所占领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交给法兰克人的农村公社，他自己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亲兵，形成日耳曼大土地所有制，对高卢一罗马地主和教会的大地产，则很少侵犯．所以法典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就有三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王室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 一般认为，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自由农民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土地公有私耕，行政自治．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在中世纪地主庄园内重新形成的． ⒉自由农民的农奴化 最初，法兰克自由农民都是公社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参加战争，分取占利品，使用公社土地，参加社员大会．到六世纪下半叶，国王希尔伯利克（ 561 ～ 584 年）颁布一道修改萨利克法典的敕令，规定死者如无子嗣，土地由其女儿继承，而不再交还公社．这样，公社的耕地逐渐变为可以买卖的自主地．这时的公社称作马尔克．公社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加剧． 但是，法兰克农民农奴化的主要原由，并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因为当时系自然经济，经济分化缓慢，而主要是外部暴力所造成．外部暴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俗贵族地主利用特权强力兼并公社农民的自主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大地主，逐渐变成农奴．二是 6 ～ 10 世纪战争兵役频繁，对外扩张，外族入侵，社会不安定，豪强官吏勒索，这一切使自由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军事制度也有变化，从原来的步兵或轻装骑兵发展成为重装骑兵，战斗力加强，但费用开支也大大增加．据估计，当时四家小农方能装备一名骑兵．这种状况，使许多农民干脆就近寻找一教俗贵族保护，把土地交给贵族而由自己耕种，只向此贵族一人纳税服役，既避免了官府沉重的军役、捐税，也避免了他人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此称为“委身式”，也叫“投托”．久之，这些农民就变成了农奴．他们在法国被称为“维兰”． 在法国，还有一些农奴称为“塞尔夫”（ serf ） , 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子孙，地位比维兰更低．维兰实际是永久性佃农，份地世袭，劳役有一定传统标准．塞尔夫则由主人任意剥削，并可随土地一并买卖．一般来说，维兰比自由农、佃农的境遇往往要好． 八世纪前半期查理·马特采邑制改革以后，法兰克农民农奴化进程加速． 84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 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 封主封臣制与封土制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阶段：墨洛温王朝时期，六、七世纪，国王采取赐地封土的办法给其官员，封地与公职相联系，这种土地分封是无条件的，久而久之，大贵族势力上升，国王军事经济实力削弱． 第二阶段：到八世纪查理·马特任宫相时，进行采邑制改革，将封地与附庸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向西欧封建制度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采邑制改革的另一契机是军事制度发生变化．西欧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马蹬，马蹬的出现，使骑兵从轻装发展为重装，铠甲及贵族族徽都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需要专职作战的骑士，普通法兰克农民既难以负担，也无此技艺，而骑士则需要土地和农民来养活．这样，马蹬→军制改革→社会制度（采邑制）改革． 中国明末时传教士铸造的西洋火炮为何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顾准这样提出了问题． 马特没收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大量地产，分封给他的附庸骑士．受封者，即封臣则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并向封主宣誓效忠，这种军事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若不能履行封臣的职责，封主有权收回采邑．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双方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封主也要保护封臣，不能欺侮他的妻女，若违反，封臣也可另找封主．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它的相互性，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不是西欧封建制度，而是绝对君主制了．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概念大不相同． 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继续实行，因为即使查理曼当时也无足够财力搞职业军队．而各级领主，也有自己的附庸骑士，形成层层分封．打仗时，这些附庸的附庸在王室军队中参加其直接领主指挥的军队，并且只是单线联系，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采邑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以下后果：①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大小封建主竟相争夺劳动力，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②巩固了中小封建主的地位，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排除了农民当兵的权利；③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度． 每一骑士都靠自己采邑的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生活，这一骑士对自己的采邑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管理权．国王有时还把一些豁免权赐给一些大领主和教会贵族，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指这些领主的领地可不受国王代理人或官员管辖．这样一来，就使采邑领地具有独立王国的趋势． 第三阶段：采邑原本是终身的，封臣死亡，采邑交还封主，不得世袭．封臣的继承者若要继续从前的关系，要重搞受封仪式．到九世纪，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 877 年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颁布克尔西敕令，承认采邑和特权世袭． 查理曼死后，王权的分散，无休止的内战，外族的入侵，使原本有序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统治走向混乱．原来的封疆大吏一一伯爵，以自己的附庸为后盾，从王室官员演变为独立的地方王公。从本质上说，政治分裂是封建制度最正常、最普遍的社会状态。对王权而言，封建制度的兴盛正是王权的阴暗时代。

西方文明史导论题库(试题62道含答案)1.《12世纪文艺复兴》正确答案:AB.2.作为欧洲精神统治者的基督教教会正确答案:ABCD1500-1800年间的欧洲历史,通常被界定为什么。

西方文明的讨论题：1、12—13世纪西欧“新春天”与文艺复兴的对比。2、文艺复兴中的“异端”成份3、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4、三十年战争对欧洲的影响5、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对文艺发展的影响等等

在西欧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当我们对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历史主义的全方位考察时，便会发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天主教神学是西欧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一旦把视觉转移到政治领域，尤其是用来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时，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仍然用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一命题，来套用整个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从时间上考察，在长达12个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权与君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斗争中呈现出互有消长的马鞍型；从空间上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西欧各国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情况各异，甚至截然不同。时间是非常公正的历史老人，它会把一切如实地披露出来。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长达12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在斗争中互有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还以马鞍型展现出来。最初是教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权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崛起。当日耳曼各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时，西欧社会的历史便掀开了新的一页，由古代进入了中世纪，从而也就开始了长达12个世纪的教权与君权在合作与争斗中互有消长的欢喜冤家的一段历史。在蛮族入主之初，罗马派（即后来的罗马正教，亦称天主教）基督教是被征服者，许多蛮族王国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或者他们祖先的原始多神教，他们把罗马基督教视为与罗马帝国统治者一样的仇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剥夺了它们的广大地产。克洛维在没有皈依罗马教之前，尽管没有接受阿里乌斯派的信仰，但法兰克人对高卢罗马教会的劫掠并不比其他蛮族逊色，著名的苏瓦松瓶子就是从教堂抢来的。《法兰克人史》的作者都尔主教格雷哥里在书中明确记载，克洛维率三千亲兵受洗，皈依罗马教之后，多神教信仰依然强大，高卢罗马教会的势力仍处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克洛维建立墨洛温王朝之后，使开始组建由他管辖的加力克（法兰西教会的古代名称）教会。511年，他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制定的宗教法规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这固然反映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开始形成，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基督教已转变成为封建主服务的天主教，但更说明了君权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是何等的厉害。法兰克王国的教会、修道院全由国王管辖[1]，克洛维虽然未曾直接任命主教，但始终在幕后操纵，其继承者则从幕后走到前台，对主教选举进行赤裸裸的干涉。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势力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到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是联盟的主导者仍然是君权而非教权。加洛林王朝形成的惯例是，没有国王的首肯，任何人不得被选为主教。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教民要推选主教，必须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奖。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之手，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为世俗政权所控制，其继承者虽然控制力有所减弱，但从未放弃控制罗马教皇的政策。824年意大利国王罗退尔颁布的“罗退尔宪章”的誓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誓文说：“除保留对教皇的忠贞外，对吾主皇帝路易与罗退尔，将终生效忠，竭尽智力，避免虚伪，避免非法选举教宗，凡本人所同意之人当选，不得接受祝圣，除非在皇帝代表与人民面前宣誓对皇帝效忠[2]。如前所述，新的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所以大加干预和控制，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桀傲不羁，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多伯特在他的《巡阅使》中说：只有巡阅使才能对这种趋势进行斗争[3]。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赠予及权益。779年，查理把人们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列入国家的税法中，扩大了教会的税源。在此之前，什一税是教徒自愿赠予的。查理把主教和修道院长看作是自己的附庸，给予他们的赠与如同世俗分封。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4]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查理曼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16次宗教会议，并规定会议的内容，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宗教会议的决议。教会的信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再次，为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在802年关于巡阅使的敕令中，颁布了限制教会权力和修道院生活的法令。并通过建立教会学校加紧培养教士的宗教意识。查理的宫廷教士阿尔古因在办教会学校时很明确地表达了查理的这个意图。“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5]。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尽管800年圣诞节查理以不以为然的态度接受了利奥三世为他戴上的皇冠，甚至最初不喜欢罗马人皇帝这个称号，但是很快就看到皇帝称号为其统治带来的各种好处。首先，皇帝的称号提高了查理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与东邻的拜占廷帝国皇帝相埒，其威望超过了法兰克国界。802年，查理在亚琛帝国会议上颁布法令，命令全体人民，不论是教士还是世俗人都要向他进行新的宣誓效忠。813年，查理亲自为自己的独生子路易举行皇帝加冕礼，以表明皇帝所拥有的绝对权力。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权从君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权与君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他说：“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获得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还说：王公选举皇帝的权力是教皇赋予的。教皇有权决定皇帝的人选，使教皇的权力成为强制性的。为此，他不愿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认为这个说法贬抑了教皇的尊严，因为彼得虽然伟大，但毕竟是人。他公然宣称：“罗马教皇实际上不是普通人的代理人，而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是耶sū＠①基督本人的代理人。”[9]因此，一切权利都属于教皇，是“万王之王”。英诺森三世对教权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统治，主教选举发生争议，教皇有权决定，主要调换教区，惟有教皇才有权批准。在处理与西欧各国君主的关系问题上，他傲慢无礼，权倾一时。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发布褫夺教权的命令，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他还利用各种矛盾，迫使英王约翰服从其权威，承认自己是教皇的附庸，英国为教皇的属国，并每年向教皇交付1000马克的贡金。教权此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盛极一时。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铁律。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和教皇们才有未逮，教权在与君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野心勃勃的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是由于中央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前人成功的地位，他却失败了。其间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腓力四世为应付英法战争的巨大开支，下令向教会领地征税，这无疑损害了罗马教廷的利益，引起了与教皇的冲突。卜尼法斯八世为了捍卫传统的权力，遂于1296年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禁止皇帝、国王和任何一级贵族在任何名义下向教会征收捐税和贡物。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下令禁止金钱出口，断绝了教皇从法国应得的财政收入。腓力四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在1302年召开的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神职界、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均支持国王。教会代表所以支持国王和反对教皇，是因为主教们要维护高卢教会的独立性，和不使自己对教皇的依赖大于对法王的依赖，因此支持腓力四世。教皇则以发布《一圣通谕》予以反击，并以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相威胁。法王则诉诸武力，监禁教皇代表，并联合不满教皇统治的罗马贵族，寻机推翻卜尼法斯八世。还派人潜入教皇驻节地阿南尼城堡逮捕教皇，对教皇进行暴力威胁和人身侮辱，迫其退位。卜尼法斯八世气怒交加，很快死去。这一事件严重削弱了教权，而对正在崛起的君权则十分有利。卜尼法斯八世死后不久，法王便选拔法国主教为教皇，并将教皇驻节地迁到靠近法国的意大利边境城市阿维农。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权与君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开始是君权制服教权，继而是教权驾于君权之上，最后乃是教权受制于王权，即使是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中世纪的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除了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外，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496年，当克洛维为了自己的政治图谋率三千新兵受洗，皈依天主教之时或之前，征服西欧的其他日耳曼各族，大都接受了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哥特人早在民族大迁徙运动之前的四世纪中叶，就在克里米亚成为了阿里乌斯派的信徙，东西哥特人在他们叱咤风云，攻掠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两个世纪中，始终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其他的日耳曼各族，如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或者一开始就属于阿里乌斯派，或者后来改宗阿里乌斯派[10]。就连侵入大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五六世纪也曾压制属于罗马基督教系统的英国本土的基督教。虽然随着封建化的演进，蛮族王国的国王和贵族成为大地主后，其利益与残留的罗马大土地领主以及天主教会渐趋一致，需要取得天主教会对其利益的维护和统治的支持，但是，由于接受天主教不仅要“反对民族的传统”，还要放弃对祖先的崇敬，心理的文化积淀和传统的习惯势力无疑给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带来了许多阻力和困难，使其传教充满了艰难和曲折。例如，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皈依天主教之前，英格兰就曾接受过天主教，但只是昙花一现。当633年异教国王默西亚的彭达战胜和杀死埃德温后，诺森伯里亚又恢复了异教信仰，其后又几经周折，直到641年，诺森伯里亚的新国王奥斯维确立在英格兰的霸主地位后，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才牢固地确立起来。英格兰到718年才承认罗马的权威，威尔士则迟至12世纪才确立起天主教的统治地位。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很显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君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如果说当初教会获得独立的权力只是为了自我保持的话，那么后来当教会的权力发展到足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时候，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的欲望则成为教会权力的目的。到11世纪中期，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和教会权力向世俗国家的渗透，并已成为国家的支配势力的时候，教皇与世俗皇帝的对抗达到顶峰。一方面，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西欧中世纪，在教会权与王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会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克吕尼运动始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格里高利七世、利奥九世等人。利奥九世上台后，他要依靠教皇的权势，在罗马教廷巩固自己尚不稳固的地位，就先要把国家教会制带进罗马教廷。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王权的集权统治下，诸侯与王权的矛盾已不断的激化，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王权的地方势力，1056年，亨利三世卒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阿戈尼斯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瓜分了皇室的领地，满载亨利三世的支持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国家教会制得到充分发展，培植了教会封建主阶层，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利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国家教会制是德意志皇权进行统治的一个支柱，也正是国家教会制培植了一批具有丰厚经济实力的教会贵族，他们瓜分了皇室的权力，动摇了皇权集中的基础。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政教之间以争夺主教授职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开的斗争中，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因自身利益而支持罗马教皇。德意志皇帝被教皇所废黜，德皇的被迫忏悔，在理论上削弱了王权的权威性。 以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会权从王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会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会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会权与王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 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实行专制统治。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教权此时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但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教会权在与王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在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中死去，严重削弱了教会权，而对正在崛起的王权则十分有利。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会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 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会权与王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 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只有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会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王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错综复杂，不仅在时间上出现了彼此的消长和位置的互换，在空间上也如上所述极不均衡，在西欧各地各国也因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多有差别。因此，必须全面的、辨证的分析西欧中世纪的教会权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教权、君权的的斗争，你网上自己看看圣神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和教宗格列高利七世教皇的斗争好了。太多了，1000字不够

1南意大利的诺曼征服---------最后的维京征服浪潮11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由上升而趋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诸多社会矛盾凸现，各种民族或政治力量竞相登台，交互影响。前此曾泛滥于大半个欧洲沿海的维金运动虽呈退潮之势，但这些北欧海盗后裔们移居法国诺曼第后依然热情不减，活力充溢，此刻终于再度冲动，北跨海峡，入主英伦，出演了著名的“诺曼征服”的雄壮活剧。与此同时，又南徙意大利，以军事和外交手段，步步为营，兼并蚕食，展开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征服运动，辗转缔造了一个辉煌强盛的西西里王国。就时间顺序和内容性质而言，诺曼人在南意的活动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11世纪上半叶初涉南意，立稳足跟;二、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吞并南意诸领地，进征西西里，争霸地中海;三、12世纪创建诺曼西西里王国，征服运动达至全盛期。位于法国西北海岸的诺曼第公国，是10世纪初始建于西欧大陆的第一块稳固的北欧人拓殖地。此后一个多世纪来，诺曼第不仅又陆续吸纳了许多新来的同族移民，而且也在法国当地经济文化氛围的濡染下，迅速迈入封建化历程。随着相对和平环境下的人口增殖过速，这块偏居一隅的领地显得愈益狭小，不断有人开始向外迁移，以另谋生计。这些流徙于外的人中，不乏破产潦倒者，为了逃避诺曼第公爵的法律约束，也有“被日渐增多的兄弟排挤的无地子弟”。[诺曼第存在诸子均分制的继承传统，受此影响，各子所能分得的土地太少，乃至于一无所有。当时从诺曼第外迁人口的数字，未有准确记载，但估计当不在少数。一般认为，11世纪是西欧从中世纪早期的破坏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和人口都有相当的增长。亨利?皮雷纳甚至把高出生率称作“11世纪的特点之一”，“在这个时期，家庭中人丁兴旺的现象似在贵族中和在农民中一样地普遍。年轻的小伙子到处皆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乡土上人满为患，渴望到远方去碰碰运气”。显然，这就从本土社会游离出来了一股焦躁不安的力量。起初，同MSL交战的西班牙，曾吸引过像罗杰?德托埃斯尼这样的诺曼人骑士前往，但结果并不持久。倒是随后兴起的向意大利方向的冒险，给诺曼人带来了成功与希望。这不仅是因为意大利地处地中海的交通要冲，素来是基督徒去近东朝觐的必经途程之一，而且本身也有不少宗教圣迹，颇具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意大利气候温和，物阜民丰，其丰沛的文物财富历来受到形形色色外族的觊觎，并成为列强的逐鹿之所。南部意大利当时政局动荡，诸种势力交错击撞，乱象纷呈。罗马教廷以教皇国版图为依托，四出伸手，干预各地世俗事务。拜占廷帝国自查士丁尼时代以来一直在此占有若干块领地，诸如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等，派驻总督、军队监管。先后以北非阿格拉布和法蒂玛王朝为后盾的阿拉伯埃米尔们，则仍盘踞着富庶的西西里岛大部分。此外，野心勃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皇帝和伦巴第的大小王公贵宵，也都纷纷插足其中。他们彼此攻伐，战端频起。这种紊乱之局已实际上瓦解了意大利的任何对外防范能力，给外部势力的介人以可趁之机。诺曼人最初是以朝觐者的身份进人南意的，其巡礼活动包括参拜阿普利亚地区加尔加诺山的大天使圣迈克尔圣迹。据说，1016年，一批40名诺曼人从圣地返回途中，曾帮助击退了一支进攻萨莱诺城的阿拉伯舰队。萨莱诺的伦巴第王公盖伊马尔四世对他们予以挽留，援为己用，并许诺付给薪饷。他还要求派一些诺曼骑士赴其宫廷服役。自此，诺曼人开始同意大利发生了联系。①另一则报道提到，由首领德朗若率领的一支诺曼人队伍约二百人，在南意加尔加诺山被一位名叫梅莱斯的巴里城市民说动，加人其反抗拜占廷统治的运动。诺曼人于那不勒斯登陆，初战告捷，旋即在坎尼之战(1018年)中为兵力和武器装备均居优势的拜占廷军队所败。1019年，梅莱斯被迫投奔德意志，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求助，不久殁于德皇宫廷。而那些曾跟随梅莱斯的诺曼人，则因未获合法的居留地，不得不流落于南意的山岭溪谷间，或打家劫舍，或替人充当雇佣兵来维持生计。诺曼人雇佣兵队伍，渐成南意一股不可小觑的特殊势力。他们表面上仰人鼻息，受制于人，替雇主效命征战，实际上却颇具回旋余地，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优良的军事素质和昂扬的士气，往往助其克敌制胜。而南意的各种原有势力，从卡普亚、本尼凡托到萨莱诺和那不勒斯的公侯们，出于自身利害计，往往也在其相互争斗中竞相召请和利用诺曼人雇佣兵，以至这块政治祛码价值骤升，愈发显得举足轻重了。诺曼人深谙此中之道，乐得左右逢源，纵横捭阖，钻营周旋于各方之间，竭力抬高其政治要价，最大限度地为自己谋取好处。南意的权力天平也就随之摇摆不定。1021~1022年，诺曼人一度加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远征意大利的队伍，但所获不丰。他们像其祖辈当年在法国一样，很快便不满足于仅以金钱和战利品之得作为服役打仗的报酬，而希冀于获取永久性的居留地，建立一个新诺曼第。不久，那不勒斯公爵塞尔吉乌斯因政争中被逐，得诺曼人相助而复政，遂在1029年回赠一块土地，以表谢忱。诺曼人在此建起阿韦尔萨城。这座小城位于那不勒斯和卡普亚之间，起初仅作防御敌对的卡普亚公爵潘杜尔夫四世的一座堡垒，结果却成为诺曼人在南意土地上设置的第一块稳固的定居地。这块以雷努尔夫伯爵为首脑的领地，在法律上曾被视作康拉德二世的一块封土，与神圣罗马帝国维系着名义上的臣属关系。此后，阿韦尔萨犹如磁石般吸引了一批批诺曼人，从法国络绎涌来。“贫者为摆脱生活困境的愿望所驱使，富者受到希望的激励……阿韦尔萨不受约束的生活准则给那些地方上的亡命徒，给每一个力图躲避上司不公正或公正惩罚的逃亡者提供庇护和鼓舞。”未几，这些外来移民便迅速地在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上融人了当地社会。经营南意的诺曼人中，最负盛名而又最具影响力的当推奥特维尔家族诸兄弟:诺曼第科唐坦骑士奥特维尔的坦克雷德有12个儿子，其中3个儿子即长子威廉和德罗戈、翁弗莱，于1036年率领部众首抵南意②。他们最初效命于萨莱诺公爵瓜伊马罗四世，助其拓疆略地，势力逐渐兴起。自9世纪下半叶西西里岛被阿拉伯人征服以来，拜占廷帝国就一直期盼有朝一日在该岛匡复失土。1038年，拜占廷驻南意的行省总督(Cata-Pan)马尼埃克斯再度组织对西西里的远征。诺曼人受马尼埃克斯召请，投效于他的靡下，战斗中一再显露其过人的勇气和能征惯战的军事素质。他们的先头部队首先在西西里登陆，一举夺占重镇墨西拿。1040年在锡腊库扎交战中，奥特维尔家族的长兄铁臂威廉将该城埃米尔刺翻于马下。拜占廷依靠诺曼人的援助，连克13城，一度重新控制了西西里大部。旋因分配战利品引起的争执，致使诺曼人愤而离去。奥特维尔家族兄弟返回意大利大陆后，与阿韦尔萨的诺曼人结成联盟，侵扰各地，以报复拜占廷人的背信弃义行为。1042年坎尼之战，他们大败拜占廷军，瓜分所掠之地，随后推举其首领铁臂威廉为阿普利亚伯爵，仍奉萨莱诺公爵瓜伊马罗四世为宗主，以梅尔菲为统治中心。阿韦尔萨的雷努尔夫则分得西博托和加尔加诺山两地。早期活跃于南意的诺曼人军队，数量有限。吉本说他们上阵时不超过700骑兵、500步兵，却被人夸大为6万之众。可是，其活动能量却颇惊人。他们从已经控制的阿韦尔萨和梅尔菲两据点频频出击，态意扩张。奥特维尔家族统治的梅尔菲政权，在组织结构上，差不多像是个“自行组建的贵族共和国”。它的最高统治层系由12名经民众推选的伯爵组成，他们的年龄、出身和功业是人们选择的依据。他们各自有特定的领地，所出贡赋分别拨归其用。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中心还建有城堡，充任其附庸们的领主。12名伯爵在梅尔菲都拥有单独的住房，在那里共同组成二个类似贵族会议性质的军事立法机构(senate)，共理国政。这个立法机构的首席贵族、主管长官和将军，就是拥有阿普利亚伯爵头衔的铁臂威廉。1046年威廉死后，其二弟德罗戈继任阿普利亚伯爵。同阿韦尔萨的同胞们一样，他也接受了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册封，以便给自己披上一件带有保护色的外衣。自此诺曼人在充斥贪婪和阴谋的南意政争里愈陷愈深，“他们既不爱人，也不信任人;既不受人信任，也不被人爱。对王公们的蔑视中搀杂有恐惧情绪，而对本地人的恐惧中又混合着仇视与怨恨。”拜占廷人曾试图说服诺曼人让出在南意的占领地，并以金钱诱使其充当皇室雇佣兵去与波斯作战，但徒劳无功。1051年，亲拜占廷势力刺杀了德罗戈，三弟翁弗莱继立为阿普利亚伯爵。诺曼人一仍其旧，杀伐掳掠，横行南意各地，他们与日俱增的影响，愈益引起了各方的忧虑和戒备。罗马教皇利奥九世筹划应对之策，欲图联合德皇亨利三世和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九世，协力将诺曼人逐出南意，未果。利奥九世只得单枪匹马自领一支临时拼凑的军队去迎敌。1053年6月18日，教皇兵败奇维塔泰，沦为诺曼人囚虏，不意却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诺曼胜利者忽然全体跪倒在他们的俘虏面前，乞求教皇的赐福，并恭敬地释放了他，还“同意将阿普利亚作为教廷的领地”。随后翁弗莱礼送教皇返罗马。教皇接受诺曼人的和解之举，转而捐弃前嫌，化敌为友，以上帝代理人的名义认可了诺曼人的征服活动及其所获成果。在双方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近乎结盟的特殊关系。这显然为利害所系，较之中古初期法兰克王室与教廷的关系，不无异曲同工之妙。诺曼人虽虔信基督教，怀有浓烈的宗教热情，但更深悉，要在诸强林立的意大利立稳脚跟，一展宏图，赢取教会的好感和允准，倚恃教皇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是极为必要的。而另一方面，教皇也同样看重世俗武力的强大作用，欲借诺曼人的刀剑去剪除宿敌，以遂称霸之愿。拜占廷从8世纪起一直将南意广大地区置于其东正教牧首的管辖范围之内。天主教罗马教廷为扩张其势力，谋求全基督教世界最高主宰的地位，与拜占廷之间就教区管辖权问题屡生嫌隙。诺曼人介入南意，并对拜占廷辖区大刀阔斧地侵袭蚕食，恰恰扰乱了既定政治秩序，客观上替教皇排挤敌手、夺取南意教区两统治权廓清了道路，这无疑成为加速1054年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正式决裂的催化剂。从当年以朝圣者和雇佣兵身份初涉南意，到11世纪中叶崭露头角，占地称侯，并赢得教皇青睐，不过短短三四十年，诺曼人已然大体奠立了自己在南意的政治根基。①另说诺曼人初到南意约始于1015年:参阅赫·赫德·德·普·韦利编:《意大闹简史):。罗念生.朱海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上册，第77页。②亦说约1035年抵意。参阅《简明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8卷。“翁弗莱.条。二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初，是诺曼人在整个南意及周邻地区大举扩展的重要时期。其间，诺曼人首领罗伯特?圭斯卡德及其弟罗杰一世起了十分显著的历史作用。罗伯特?圭斯卡德是奥特维尔的坦克雷德的第六子。他不仅是勇武俊逸的一介骑士，而且是个精于欺诈蒙谋略的政治老手。“圭斯卡德”为其绰号，意即“狡猾者”。然而，罗伯特。圭斯卡德的早年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在1047年左右离开诺曼第到意大利，初时仅随身带有5名骑士、30名步兵。在加入南意权力财富再分配的角逐中，作为后来者，他遭到兄长的妒忌和排斥，一度落魄乡野，居无定所，以窃牛劫夺、敲诈勒索为业:直至1053年他参与指挥打败教皇的奇维塔泰之役，非凡的领导才干方得显露。1057年，兄翁弗莱死，罗伯特逐其二子，被国人选立为阿普利亚伯爵和将军。1059年，他同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梅尔菲达成政教协议，在向异教徒开战的名义下，提出了远征西西里、使西西里重归基督教势力范围的计划。尼古拉斯二世乃正式授封罗伯特以“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头街，并预先许之以西西里。此举标志着“罗马教廷和诺曼人之间正式同盟关系的缔结，”从此诺曼人在南意的统治正式合法化，同时也意味着教廷对南意最高宗主权的确立。1060年，诺曼人攻陷勒佐，完成了对位于意大利半岛靴尖部分的全部卡拉布里亚的占领，从而获得进攻西西里的最优越的跳板。翌年，诺曼人渡海攻占墨西拿，拉开了旷日持久的西西里征服战的帷幕。他们首先利用岛上阿拉伯埃米尔们的彼此不和，同巴勒莫埃米尔伊本?阿特-西姆纳结盟，使其中立，为夺获墨西拿这第一个进兵据点赢得了机会。从军事上说，此战是两栖登陆作战的一个范例。诺曼人原本擅于骑马陆战，为在登陆后能迅速发挥其战技所长，他们甚至在横渡海峡时使用了专门载运战马的特殊船只。诺曼人征服西西里的直接指挥者是罗伯特?圭斯卡德之弟罗杰一世，奥特维尔家族十二兄弟中的最年幼者。他于1057年来意大利，旋即参加了攻取卡拉布里亚的战斗。1064年，诺曼人欲乘巴勒莫埃米尔新丧之机，夺取该城，未果。1068年，罗杰一世击败北非齐里王朝派来增援西西里阿拉伯人的军队，占领该岛北部和东部。1072年攻陷巴勒莫，罗杰一世始称西西里伯爵。此后，他又迭克特拉帕尼(1077年)、陶尔米纳(1079年)、锡腊库扎(1085年)、恩纳(1087年)、布特拉(1088年)、阿格里真托(1089年)等地。1091年，诺曼人攻陷诺托，最终完成了对西西里全岛的征服。耐人寻味的是，以罗伯特?圭斯卡德和罗杰一世的指挥才能及诺曼军队的战斗精神与军事技能，征服西西里这个不大的岛屿何以竟耗费了30年之久?首先，诺曼人兵力不足。奥特维尔家族本身并没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可供支配，而主要靠非官方的武装志愿人员，缺乏稳定性。据说，罗杰一世手下服役的骑士不过百名，也有学者认为罗杰的重甲骑兵为几百名，即使加上辅佐人员，亦相当有限。按吉本的说法，罗杰一世初次登上西西里敌岸时仅带了60名士兵。在塞拉米奥平原交战时，他只有136名骑兵。围攻特拉尼城堡时，人稍多，也不过300人。且不论所述有否溢美的成分，但其军队人少，大致是可信的，很多仗往往以寡敌众，以少胜多。所以，在短时期内，尤其在前期力量对比不利时，诺曼人难以组织起持续的大规模攻势，恐怕也是事实。其次，罗伯特不时受到来自诺曼人内部各种派系的牵制及难题的困扰，包括贵族会议对他权威的挑战，对行动计划的阻挠。翁弗莱之子的复仇密谋，罗伯特的无情镇压和处置，都不免消耗和分散了诺曼人的精力和兵力。此外，诺曼人还须应付大陆上的其他敌人。与拜占廷、伦巴第人残余势力作战，卷入教皇、德皇间的各种纷争，罗伯特对巴尔干的劳师远征，如此等等。由于受众多因素的制约，原本不足的兵力更显捉襟见肘。所以，对西西里的征服，用伦西曼的话说，也就成了诺曼人的“一项进展缓慢的事业”。尽管如此，它终究结束了阿拉伯人在西西里长达200年的统治。如果说，当初诺曼人曾在西西里替拜占廷当雇佣兵效过力，为人作嫁衣裳，那末此刻倒实实在在是在给自己打天下了。与此同时，诺曼人在南意大陆的扩张势头也在逐步推进。1068年占领东海岸的奥特朗托。1071年，进一步拔除了拜占廷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巴里，将希腊人势力完全排除了出去。1076年末，又赶走伦巴第公爵吉苏尔夫二世，夺占了萨莱诺。嗣后，罗伯特?圭斯卡德终于攫取了由雷努尔夫家族统治的另一块诺曼人领地阿韦尔萨，把整个南部意大利归并于他所代表的奥特维尔家族的旗帜下。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与幼弟罗杰一世的关系。其间固然以携手合作时居多，却也基于各自利益划分而时起争端。他们曾因卡拉布里亚的分赃不匀，一度刀兵相向，终以罗伯特被俘、昆仲达成和解而了结。其后，在领地的具体划分上则主要依据“谁征服归谁”的传统原则行事。西西里岛除少数地方外，基本上均为罗杰一世所独占，罗伯特则难以插手，而主要专注于经营大陆事务。奥特维尔家族两个支系日后的势力格局遂由此确立。罗伯特同南意各种势力的交往，包括与亟须倚重其精神威权的罗马教廷的关系，无不以维护和扩展自身的利益为转移，极具功利性。双方既互为依存，相互利用，又不乏彼此间的冲撞和摩擦，或也关涉到历任教皇的政策、风格乃至个性之别。从总体上说，罗伯特?圭斯卡德时代诺曼人同教廷的关系，堪称是恩怨迭加、悲喜交集。1073年登位的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曾力倡教会改革，以扩展教权为己任，以与德皇亨利四世发生激烈的政教之争而闻名于史。初始他也曾不满于诺曼人骚扰南意教会领地的行径.数度以开除教籍相惩戒，但后来为集中力量对付德皇亨利四世及其扶立的敌对教皇克莱门三世，乃一反常态，于1080年6月通过《塞普拉诺条约》，同罗伯特?圭斯卡德言和。次年，罗伯特发动对拜占廷的战争，格雷戈里七世则迎合其舆论上的需要，宣布对拜占廷皇帝处以绝罚。罗伯特投桃报李，登船出征巴尔干之际尚不忘安排人员“在必要时协助格雷戈里对付亨利四世”。1084年亨利四世进兵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七世被围困在圣安杰洛城堡。罗伯特应教皇吁请，亲自统兵由巴尔干急返罗马救驾，经激战，赶走德皇军队，救出格雷戈里七世。诺曼人在罗马城内的悠意焚掠.也使教皇尽失人心，难以继续留驻。格雷戈里最后只得追随诺曼人南走，客死异地。罗伯特?圭斯卡德倚恃与教廷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诺曼人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因此而更深地陷人同神圣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争霸的泥淖，并伺机从南意向地中海周边各地进行扩张，从而给这一区域的国际关系造成相当的扰动。1085年，罗伯特?圭斯卡德死于再度出征巴尔干的戎马途中。一度协助其执掌军队指挥权的儿子博希蒙德只得到巴里的一个封邑存身，而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权位却被他的软弱无能的异母弟罗杰?布尔萨所继承。西欧十字军运动初兴，1096年，博希蒙德便怀着去东方夺取更大荣耀、权力和财富的热望，立即振臂响应，踏上了漫漫征途。1099年，他终以赫赫战功在近东攫得一方地盘，做了安条克公国的首脑。正当博希蒙德忙于向海外用兵之际，其叔罗杰一世却在西西里大胆进击，巩固与扩展着自己的权势。1098年，他被教皇授以教廷使节之衔，遂得以教皇代表的身份号令西西里全部教会。迄1101年死时，罗杰一世在西西里留给后嗣的已是一份颇具规模的政治基业了。进人12世纪以后，诺曼人在地中海世界的事业，没有在博希蒙德弟、侄掌管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更没有在他直接控制的安条克公国发扬光大，而是在西西里一系，特别在罗杰一世之子罗杰二世统治时期，随着繁荣强大的西西里王国的创建而达到了鼎盛。1105年，罗杰二世继任西西里伯爵，年仅十岁，母后萨伏纳的阿德莱德摄政。1112年，罗杰二世年届十七，乃亲自问政。同他那些崇尚武功的前辈相比，他似乎更富于耐心，更注重以政治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1127年，罗杰二世趁堂兄、罗伯特?圭斯卡德之孙威廉死后无嗣，顺势合并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的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并逼迫当时的教皇霍诺留二世对这一既成事实予以首肯，封他为公爵。这样，罗杰二世首次将诺曼人在南意的三块领地西西里、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统一了起来，并在1130年正式创立西西里王国诺曼王朝(1130一1194)，奠都巴勒莫。罗杰二世选择此时称王，一则在于他确已实际掌控了足够数量的领地，羽翼渐丰;二来也恰逢当时罗马教廷有内部纷争可资利用，能减少政治上的阻力。1139年，罗杰二世进兵南意，占领那不勒斯，旋于加卢西奥一举击溃教皇军，迫使被俘的英诺森二世承认他的西西里王位。底定南意，是罗杰二世对教廷的一大胜利。罗杰二世治下的西西里王国，行政管理严密有效，经济文化繁盛昌明，外交富于活力，堪称为当时地中海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1154年罗杰二世辞世之后，他的子孙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相继践柞，两人行事风格迥异，或硬朗，或宽和，但都颇见作为。从创建王国的罗杰二世，到威廉一世、威廉二世祖孙三代的统治，为诺曼人在南意征服、立国后所达到的极盛时期，有“西西里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称。然而高潮后的余波遗绪，却未持续多久。西西里的优越位置和源源不绝的财富，激起列强的贪欲。一场使人眼花缭乱的王室联姻和继承外交，很快使这个诺曼人南意王国易帜变色，改朝换代了。1186年，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烈成功地使其长子、未来的德皇亨利六世与诺曼西西里王位法定继承人、罗杰二世的遗腹女康斯坦丝公主结为连理。1189年威廉二世一死，亨利六世和康斯坦丝便立即提出西西里王位要求。只因国人厌恶由一位德意志君主来掌权而力加反对，王国权杖才暂时交于威廉一世之侄、莱切伯爵坦克雷德之手。但坦克雷德的统治并不稳固，矛盾重重，1194年碎死后，亨利六世随之挥兵南下，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拿下巴勒莫，将西西里王冠戴上了自己的头顶。名噪一时的西西里诺曼王朝至此终告落幕，王国改弦更张，换上标有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徽记的旗号，西西里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诺曼人从初涉南意时起苦心经营百余年而赢取的这份煌煌基业，不意竟在一场典型的欧洲王室封建联姻的老式政治游戏中倏尔弃失。或出于偶然，却也似乎蕴藉着某种必然性的意味。诺曼西西里的意义，自然不仅止于是一个王室联姻政治的牺牲品、王朝兴衰长河里泛起的一圈稍纵即逝的泡沫，而在于这个诺曼人国家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时代，促进过当时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书写了地中海史册中不可抹杀的篇章，惟其如此，才显示着她独有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