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文献翻译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长篇小说，并题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英文书名为《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是他转译为中文后的书名，也有译本将这本书译为《瞬息京华》。林语堂原本打算将《红楼梦》译作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因故未能译成，此后决定仿照《红楼梦》的结构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写出了《京华烟云》。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提示：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主要理论观点如下：首先，批评了当时“文人相轻”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尊古卑今和贵闻贱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作家的才能与文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至于“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一是作家本人的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作家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往往各以自己所长相轻他人所短。其次，关于文体论，则提出四科八体说，并提出了“四科”的不同风格特点。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问题风格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学作品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独立出来了。这已远远超越了其单纯划分文体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标志着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再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说。文章中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如“齐气”、“体气”、“清气”、“浊气”等等。然后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包括其他著作，都主要要依靠作者的所禀赋的“气”，而体现不同的风格，或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气”的概念虽不是曹丕首先提出，但却是曹丕是把这一概念首先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文以气为主”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以气论文的传统的形成又重要影响。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在此之前，文学被认为是“雕虫篆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文学走上觉醒时代的的标志。（韩传达译）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提示：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那么，《典论·论文》则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批评了当时“文人相轻”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尊古卑今和贵闻贱见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作家的才能与文学的性质之间的关系。至于“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文章认为一是作家本人的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暗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作家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往往各以自己所长相轻他人所短。 其次，关于文体论，则提出四科八体说，并提出了“四科”的不同风格特点。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问题风格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学作品从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中独立出来了。这已远远超越了其单纯划分文体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标志着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已经到来。 再次，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说。文章中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如“齐气”、“体气”、“清气”、“浊气”等等。然后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为“主”就是说，文学创作，包括其他著作，都主要要依靠作者的所禀赋的“气”，而体现不同的风格，或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气”的概念虽不是曹丕首先提出，但却是曹丕是把这一概念首先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上。“文以气为主”说，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以气论文的传统的形成又重要影响。 另外，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还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在此之前，文学被认为是“雕虫篆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典论·论文》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文学走上觉醒时代的的标志。（韩传达译）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但译者并不是他，而是台湾张振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