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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家为国,毁家纾难,是一种民族气度,更是家国情怀的至高境界。关于家国情怀的 作文 你知道怎么写吗？下面是我整理的家国情怀 高中作文 800字五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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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是什么有什么内涵

家国情怀作文800字1

“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字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曲《国家》唱响了大街小巷，唱出了人们的心声，爱国爱家情怀油然而生，爱国爱家的 故事 也萦绕于心……

花木兰替父从军

边关战事告急，一遍又一遍的军帖下发。一边是生死存亡的国家，一边是年老多病、没有大儿的父亲，在痛苦的思索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战斗中，她身穿盔甲，挥舞刀剑，奋不顾身，拼命与敌人厮杀，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她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又义无反顾的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

花木兰，对国尽忠，对家尽孝，真正做到了忠孝两全，这是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啊!她没有豪言壮语，更不想扬名后世。只是尽了一个普通民间女子的责任与义务，却彰显出了浓浓的家国情怀。

光未然歌颂黄河

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时候，诗人光未然满怀豪情，站在高山之巅，向黄河母亲唱出了豪迈的颂歌。听——“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你是伟大坚强的一个巨人……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气势恢宏的语言，铿锵有力的声音，表现出了中华儿女爱国的情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炎黄子孙的母亲。光未然歌颂黄河，就是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要以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保卫我国的每一寸土地，敢于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韩麦尔赞美法语

当法兰西的土地被普鲁士攻占之后，当法兰西人民当了亡国奴的时候，他们也失去了说自己母语的权利，韩麦尔先生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悲痛万分，慷慨激昂，他痛恨侵略者，他激励学生们要努力学习法语，用 文化 武器为法兰西的统一而斗争。正如他所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只要不忘记自己的语言，当了亡国奴的人民就等于拿了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母语是根，爱自己的民族语言，就是爱自己的祖国，就可以转化为抵抗侵略者的力量，从而求得民族的解放。

韩麦尔先生的爱国情怀，表现在他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赞美，他课堂上的一言一行，感染了每个学生。在孩子们的心田里种下了爱国种子，终会有一天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国家》的歌声依然在耳边回响，爱国的情怀已溢满心房。

家国情怀作文800字2

其实从小我就对国家这个概念挺模糊的，可能是生活在这个大环境下的缘故吧，觉得祖国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

我们没有资格去选择祖国，更没有必要去选择，因为不管出生在哪里都是光荣的，更何况是出生在这个正在崛起的巨龙之上呢!我爱我的国家，这种爱就像强力胶，把你和你的祖国紧紧的黏在一起。即使你向往彼岸富饶的国度，但依旧敌不过对故土深深的眷恋;当你成功时，你会欣然与之分享喜悦;当你失败时，也会希望她的富强;当你重归热土时，她会紧紧将你拥抱。无论你身在何方，这浓浓的家国情怀都会依附于你且不离不弃。

或许生命可以脱离祖国而升华独立到一个个人空间，但人生却总离不开祖国。她给了我们所有：朋友、家庭、社会还有一点点思念和情怀。俗话说：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家是国的必要元素，国是家的重要保障。我们不仅要爱家，更要爱国。我庆幸自己出生在这片土地，她蕴藏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传承了自古有之的中国文化，弘扬着“和”与“仁”，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可以代表一个民族的内涵，因为它的积淀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它需要从文化中汲取，从人生中提炼。但这却也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

这情怀带你走向理想，走向崇高的一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愿意无偿的付出，我只知道故土会让你产生浓浓的家国情怀。不管你走向何方，它都会尾随你走向远方。这情怀似根线，将你与祖国紧密相连，即使之间横梗着千山万水，也阻不断自生而有的脉脉深情，因为你骨子里淌着她的血，你的灵魂被她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或许过于激励，但是家国情怀确实给人们带来的不只是依赖感，更多的是荣誉感和责任感。家和国是一个人绝不能背弃的，爱家爱国才会让人有向往，才会让人有安全感有幸福感。

我爱我的小家，我爱我的祖国，这就是我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作文800字3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处在安史之乱中的杜甫，忧虑着处在山东、河南这两个沦陷区的几个弟弟，他们是生还是死呀!颠沛流离中的他，在异乡的戍鼓和孤雁声中观望着秋夜月露，只能倍增思乡之情。山河破碎，没有“国”哪有“家”啊!

杜甫心中有“家”，更有“国”。他漂泊四川成都，尽管自己处境艰难，茅屋为秋风所破，他仍向苍天呼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懂得推己及人，希望温暖能普照天下。

“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能将温暖与幸福惠及芸芸众生，这是一种大胸怀，这是一种大境界。

小家温暖幸福只能是小家，全民温暖幸福才是大家。有首歌唱得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生活在“家”与“国”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是对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家国情怀”首先表现为爱国之情。苏武十九年持节不屈，就在于他心中有汉，心中有国。卫律的威逼利诱，没能让他叛“汉”;李陵的软话攻心，没能让他仇“汉”;单于的漫长折磨，没有让他忘“汉”。朔风凛冽，无法冻硬他的爱国热肠;胡茄幽怨，无法软化他的爱国衷心。饮雪吞毡，就等归汉之日。就要回汉了，新娶的胡女的眼泪留不住他;小儿子的小手拽不住他的衣襟。是他的心中没有妻儿吗?不是，只不过，在他心中，“国”远比“家”重要。

“家国情怀”又表现为爱民之情。“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下乡看望一位生病的老大娘，虽素昧平生，却满含热泪地呼之为“娘”，视百姓为父母。

“家国情怀”还表现为恪尽兴国之责。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范仲淹也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作为社会中的每一员，都应该为国家的发展献计出力，将个人之梦融入到中国的复兴之梦。

“家国情怀”不是要我们抛却小家，忘却亲人，而是要我们推己及人，由“家”到“国”，都捧出一颗爱心来。

“家国情怀”是立身养德之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作文800字4

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有国才有家。——题记

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有言：“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啊!”这种爱国的豪迈之情令人动容，我们同为中华儿女，共同担负着新时期的使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唯有将小我融入“立德，立言，立功”的家国情怀中，才能书写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百十年前，梁公曾高呼的“少年中国”已破茧成蝶，浴火重生。柏油马路从繁华都市走向泥土与芬芳;互联网从陌生到熟悉，从有所耳闻到寻常巷陌;“一带一路”让过往重生，让未来绽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如骏马在野，一路奔腾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家国情怀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培养家国情怀需要我们精学好进。复旦大学陆古孙教授，将一颗赤子心安放于语言学的研究上，编写了最为权威的《英汉大字典》;青蒿素的发现，高铁的提速，这都是一代人的砥砺奋进，是一个时代的无畏和坚守，他们一任在肩，无怨无悔，并且甘之如饴，这些人无一不向我们诠释了好学精进的智慧。

马克思曾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时，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美。”这一字一句都饱含深情，为人类的幸福而奉献，难道不是最美好的吗?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造梦时代，唯有你，我，我们，每个人把每个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中，才能让生命绽放光芒。

家国情怀作文800字5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而我想说，不管身处什么时代，青年人都需要：秉持使命担当，不负大国情怀。

“青年人要有梦想，有担当，这样新中国才有足够的青春力量。”梦想不应仅仅是实现自我价值，更应与国家挂钩。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拥有的梦想不同，或大或小，但它们都如一盏盏明灯，在黑暗的道路上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只有当这些大大小小的梦想汇聚在一起，便铸成了每一个时代的中国梦，需要我们勇于承担时代的使命。有梦方能追梦。

我所认识的中国，发展的道路上亦有挑战和曲折。自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发展日新月异。无论科技还是民生方面，都位列世界前茅。人生的路充满未知，这让我们对未来的探索迸发无穷的乐趣。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亦是这样，中国的潜力很大，路途遥远且充满未知。只有克服前进中的逆流漩涡，努力探索未来，中华民族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大钊曾说过，以青春之我，为世界创建文明，为人类创造幸福。中国是个泱泱大国，却仍是发展中国家之一。而我们青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力量，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全面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迅速发展的时代中，辨认行进的方向，把握未来的先机，方能为自己定下人生目标和奋斗方向，否则，纵有爱国之心，亦难酬报国之志。

诚然，20x年的一切与现如今大不相同，中国将更加进步，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实现了我们的中国梦。但这并不意味着砥砺前行，圆中国梦这一追求会褪色。那时的世界不仅仅是未来的我们的，更属于年轻的你们。新时代的你们要有新的梦想和追求，以更加优秀的姿态拥抱更加辉煌的中国梦。

著名学者罗素曾说：“我这一生被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所支配着，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新时代的青年们，你们应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有强烈的使命感，以万丈豪情拥抱新时代。

使命呼唤担当，梦想照亮未来。秉持使命与担当，方能不负大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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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表明，无论就本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未必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仁者爱己”也。），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其二：走偏锋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事，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论语：里仁》）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有了经济动力。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非也。“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尚书：太甲中》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