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这是个老掉牙的议题。谁都能脱口而出“理论来自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这么一个不过脑子的判断句。
但，谁又注意到历史上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以伟大理论家著称者，居然没有一个把理论用之于自己的实践的，而历史上伟大的实践家往往又对自己的实践说不出洋洋洒洒长篇大论来。
比如，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是公认的优秀理论家，你能说出他们把理论用于实践的事例么？中国的老子，孔子，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理论数据库，儒道思想可谓光照千秋，我们也看不到他们用自己的理论指导实践的情况。
反过来，伟大的实践家，如商鞅，张仪，诸葛亮，曹操，曾国藩等（恕我只举政治人物，其他领域的伟大实践家也很多，如历代名医），却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来自实践的理论大作。
这是为什么呢？阐述理论，需要见多识广、思辨力强；实践事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能力，但更需要有抛弃既有理论、注重实际、革新理论的勇气与能力。
两相比较，我以为做理论家简单得多了。据说康德活了70多岁，一生行踪从未离开出生小城30里以上的。
康德的思辨哲学，纯粹是从书本到书本，读万卷书，然后靠自己非凡的思辨力推导出他的“自在之物”理论。
伟大的理论家大概基本上都是走的这条道：博览群书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判断到判断，运用超凡的思维能力加以创新组合。
实践家却不同。实践家面对的首先不是书本，而是现实问题。商鞅面对着秦国的穷山恶水，把法家学说用于改革实践时，具体做法完全是根据秦国实际而定，法家理论只是他嵌入实践的一种精神。
所谓“徙木立信”，所谓奖励农战，等等，都是根据秦国实际而来，不是从既有的法家理论中搬过来的。大业终成而惨遭分尸，往往也是伟大实践家难以避免的'命运吧。
再如曾国藩，太平天国起事时，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清廷中层干部，热衷于儒学，注重修身养性。不料朝廷要求曾国藩在湖南组织军队抗击太平军。
曾国藩可说是彻底转业了：从一个文职官员，变成一个组织自己军队领导作战的军事统帅了。曾国藩完全抛开儒家修齐治平的概念理论。
根据湖南实际，着眼于力戒官场浮靡、空谈的恶习，选拔忠义血性的乡党为军队核心，军事上杜绝空谈，扎扎实实打仗，终于获得巨大成功。
有人诟病他擅长权谋，那完全是书生之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实践家都是权谋家。政治要靠人事推动，而人际关系却是无权谋难以搞定的。
再比如，1969年以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家有约70位之多，但都是从模型到模型搞出经济理论的，没有一个有过经济实践。
大名鼎鼎的格林斯潘是货币政策的大实践家，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济原理来。再比如，全球有影响的管理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美国的比尔盖茨、戴尔，中国的马云、任正非，都没有任何管理学大作，却风生水起，俨然已成行业霸主。
我们必须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区别。热衷于理论者，可以无限风光，信众无数，但对人类有大贡献者甚少。
热衷于实践者，极可能默默无闻，满路荆棘，但无论成功与否，对人类都是有贡献的——因为理论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实践。
但最可怕的是热衷理论、无视实际的实践家，最后会害人害己，突出的代表就是战国时期的赵括和三国时代的马谡。
议论文的写作技巧：
1、要有针对性。
任何议论文都应有很强的针对性。所谓针对性，主要是指能够有的放矢、针砭时弊、面对矛盾。
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一些事物，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对矛盾的解决有实实在在的帮助，而不是无病呻吟、夸夸其谈、搞文字游戏、八股文。
2、要有准确性
立论在找准了针对的问题后，首先是准确性。立论违背了准确性，就会失去人们的信赖，甚至直接 导致人们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酿成错误的舆论导向。
boboyoung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