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历史期刊

人民法院出版社于1986年成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直属的出版机构，人民法院出版社 秉承“立足审判，服务法治”的办社宗旨，坚持“突出司法实务，推出理论精品，拓展法治普及，做强特色教育，创立独家品牌。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数量逐年增长，从最初的年出版图书40～50种，逐渐发展到如今的年出新书300余种。2011年，在完成转制后，人民法院出版社形成了以图书出版、期刊、电子音像出版为三大支柱的发展架构，旗下拥有《中国审判》杂志社、人民法院电子音像出版社和东方法律文化传媒公司，构成了“三‘社’一公司”的四位一体经营格局。“法信”平台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立项开发，由人民法院出版社承建，历时三年研发而成，2016年3月31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上线。该法律数字平台为法律人提供一站式专业知识解决方案、类案剖析同案智推服务，并向社会大众提供法律规范和裁判规则参考。 “法信”全称为“法信——中国法律应用数字网络服务平台”，囊括“案例要旨、法律观点、法律图书、法律文件、司法裁判、法律期刊”六大资源库，最大程度上汇聚法官审判办案时所需的法律文献。尤其是借由“同案智能推送”技术，法官可以快速参考同类案件的在先判决，为办案提供“一站式”参考。 “该平台可以满足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对法律、案例、专业知识的精准化需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当日上线活动中指出。他表示，平台的上线有助于法官统一裁判尺度，促进类案同判和量刑规范化，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

自夏至周，调整奴隶社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制度已逐渐完备，只是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法典，规范内容散见于《礼记》等文献之中。如“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土无二王”（《礼记·丧服四制》），“里田不鬻”（《礼记·王制》）等，说明当时土地属奴隶制国家所有和不得买卖的情况。“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当时重要的买卖合同必须有书面的契据文书。其他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的规定也多有记载。 李悝编成《法经》，商鞅又承袭《法经》制定秦律，其中关于土地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定，已显示出封建主义性质。汉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删，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备；其中关于财产所有和财产流通关系，婚姻、家庭及继承关系，已有较详细的规定。唐代以后由宋代至清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律、例、法令中民事内容已有相应的发展，但立法体例、条目递相承袭，没有脱离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中国近代的民事立法始于清末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传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西欧文化的影响，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变法”和实行“新政”。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开馆修订《大清律例》，于宣统二年（1910）颁行。中华民国时期，参议院于1912年4月决议:“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办理”，其中处理民事案件的规范后来称为“大清现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订《大清律例》的同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制订《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统三年(1911)完稿，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大体仿效日本、德国民法，未及颁行，清廷已亡。中华民国时期于1918年二次设馆着手修订“民律”，至1925年脱稿，此稿除债编部分效法瑞士债务法外，其他各编与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变动很少，是为中国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立法制局，又着手修订民律，决定先行草拟亲属、继承两编，至1928年脱稿，是为中国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立法院，着手编订民法典，从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编陆续公布，共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计1225条。这部法典承袭了德国、瑞士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原则和体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义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立法 4.1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的要求，逐步开展民事立法。《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贯彻本条的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如《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公布和实施,使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归于国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农民所有，从而肃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产关系，而且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不到3年时间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得到了供应，解放了生产力，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4.2 195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以及《关于目前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单行条例，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合同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农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根据这些法令、规章，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了和平改造，并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4.3为了调整企、事业单位间，企、事业单位与公民间，公民相互之间在经济协作方面的各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陆续制定了调整物资的买卖和购销，加工订货，基本建设工程承揽，财产租赁和房屋租赁，银行信贷和储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货运和客运，仓库保管，信托行纪，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等经济关系的合同法律规范（见合同）；还制定了关于保护智力成果的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保护工商企业商标权等单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许多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关于它们对于财产的所有和管理的权限、关于经济组织间开展多种形式互助协作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发展先进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法学界也有人认为，这些法律、法规不完全属于民法，其中有的应属于经济法范畴。 4.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它的指导原则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和巩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全面提高社会生产经济效益的原则；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

法律史是一门法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文献不但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更是学术进步的源泉。著名历史学家杨志玖曾用“入宝山不空归”来形容接触原始材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法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 自古以来，书目提要就被视为读书的门径。近代以来，先后出版了多部法制史料的书目提要。1934年，孙绍祖撰成《中国历代法家著述考》，收集历来法学著作572种。1957年，国务院法制局法制史研究室李祖荫、杨清源、汪国堂等依据该局图书室收藏的图书（这部分图书绝大部分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继承），编成《中国法制史参考书目简介》，收集历来法学著作932部（法律出版社1957年）。1976年，台湾张伟仁先生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法制史书目》，收集历来法学著作2473部。1978年之后，大陆先后出现了高潮、刘斌《中国法制古籍目录学》（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张伯元《法律文献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著作。 此外，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编《中国法律图书总目》、中国法学会编《中国法学图书馆目录》、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法学卷等也收录了一些主要的法制史书目。其中，中国法学会编《中国法学图书馆目录》一书每条书目后都附有详细的馆藏情况，极便于读者查找。 1990年以来，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国家图书馆等法律古籍的主要收藏单位都纷纷将古籍数据上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也将本馆收藏的珍本法律古籍目录放在了网上。古籍的数字化进程还在继续。相信以后读者可以更多的通过网络查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