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垄断主题的论文

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讲述本子目时，建议教师能从总结罗斯福新政的特点和作用入手，使学生在回顾旧知识的同时，加深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解，做到温故而知新。教材叙述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1．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调节生产、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保证就业，就可以防止危机，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面临战后重建的任务；30年代美国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为特点的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头一次大规模创造性的成功试验，以上两点成为战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社会基础。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一改过去对经济自由放任，完全依靠经济规律调节的态度，纷纷采取了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不断调整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在一些基础工业和公用事业中推行国有化政策：推行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战后的20多年被称为发展的黄金时期。建议教师采用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具体材料（文字或数据），引导学生对此进行分析，帮助学生认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在战后普遍出现，是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20世纪70年代以后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周期。前一阶段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下，各国发展很快。然而，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也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固有矛盾，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交织的“滞胀”状态，“滞胀”是“生产停滞”和“通货膨胀”的简称，具体表现为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严重、物价上涨和外贸增长趋缓等。英美等西方国家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鼓吹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削减社会福利、维护企业利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面对“滞胀”，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再次进行调整，实行了不同程度上改革经济政策，开始减少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国家干预，出现了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国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在讲述本目内容时，建议教师注意以下一些问题：其一，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还是后来的“混合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不可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范围。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私有制、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和改变基本的不平等分配关系。正是因为这种调节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以它尽管有用，但起作用也是有限的。其二，教材中提到的“国有”经济和“公有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点要特别向学生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二、建立“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出现是战后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又一表现，也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形式之一。本目的主要内容有：1．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和福利国家的实质：二战后，西方社会流行着福利国家的思想。他们认为贫困和失业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无能或懒惰，是由社会不合理结构造成的。穷人和失业者是社会的受害者，理应由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帮助。国家为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福利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和应尽的义务，不是任意的施舍和恩赐，享受这种福利是个人的权利。为了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安全，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福利国家发展起来。其实质是把国家看作是全社会增加福利的工具，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经济措施，积极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福利国家的动机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又出于对社会矛盾加深的恐惧。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决定了福利国家的实质。2．福利国家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制度的完备及作用：二战以后，福利措施从零星的、局部的社会保障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单个的社会救济发展成了一种公民的“权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包括医疗保健服务、养老、住房、失业保险、教育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福利国家制度逐渐完备，范围已涉及生、老、病、死、伤、残、孤、寡、失业和教育等各个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及其在政府总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包括公共教育开支），有的已占本国政府总开支的1/2至2/3，约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福利制度确实为各国社会成员谋得许多福祉，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平等，缩短贫富差距，杜绝了因贫困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3．福利制度的弊端及其规模的缩小：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病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在教材中只是提到了开支过大一点，建议教师在讲述时稍做补充，使学生能自然理解后面福利国家规模的缩小的史实。福利国家的弊病一方面集中在政府财政支出过大政府负担过重，另一方面福利国家会带来社会道德危机，被认为不鼓励工作,破坏家庭责任,自杀率高,性行为泛滥，简单的说就是“穷人因懒惰而贫穷,富人因努力而致富”,国家不该用福利来鼓励这些穷人继续懒惰，甚至酗酒、婚前性行为、离婚、单亲、犯罪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放慢，甚至出现了“滞胀危机”，这动摇了福利国家的基础，由此引发了福利国家的危机。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政府财政支出过大，赤字增加，债台高筑；其次，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再次，福利国家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负担，引起了中产阶层的普遍不满,造成科技人才外流；同时，高福利、高补贴的社会保障措施使劳动者滋长依赖情绪,少干，不干。这些，都大大降低了企业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福利制度原应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变成了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愈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英、美等国家的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调整或“改革”，竭力控制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缩小福利国家的规模。建议教师在本目最后要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进一步向学生说明，福利国家也仍然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调节。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社会福利并不是什么无偿收入或“额外”收入。社会福利的发展也同工资的增长一样，被限制在必须保证而不能损害资本积累的范围之内，并依据其需要而变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所谓“福利国家制度”，并没有改变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也没有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而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下，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国家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证资本积累和继续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方式，从而是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三、第三产业的兴起和“新经济”的出现本目所述的两个内容，仍属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近年来所出现的新现象，其影响不局限于资本主义世界，而具有普遍性和全球性。1．关于第三产业的兴起，教材从第三产业兴起的社会条件和第三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第三产业对社会的影响来进行论述的。教材中所讲述的第三产业兴起的条件，都是战后资本主义自身调节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从中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调节和改善，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生产力，而且使生产力还在持续发展。战后，在经济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社会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下降，而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急剧上升，这正也是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的范畴还将扩大。第三产业的繁荣和第一、第二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的。第一、二产业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部门，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也在提高，在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满足以后，又转向各种服务性的需求，使很多服务型劳动从原来的物质生产部门中独立出来，并实现了产业化，导致很多新兴服务业的产生，从而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又以其新技术改造第一、第二产业，进一步增强了竞争力。在分析第三产业繁荣的影响时，建议教师讲清第三产业的繁荣在调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第三产业在危机期间的波动比较小，因为服务行业提供的是劳务，“产”和“销”大体上是同步进行的，它不会像物质生产部门那样造成产品积压，因而有助于减轻因产品滞销造成的连锁反应。此外，第三产业的繁荣也使产业部门增多，行业多样化，这就使各部门的扩张与收缩差异增大，从而减少了集中爆发危机的可能性。2．“新经济”的出现。“新经济”最早起源于美国，因此教材着重了美国的情况，首先强调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及时应用，对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的应用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大战后罕见的持续性的高速度增长。美国自1991年4月份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达到了4％，经济已持续增长了120多个月。《商业周刊》1996年底的一篇文章这种经济现象称之为“新经济的胜利”，“新经济”一词就来源于此。新经济出现的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新经济”的“新”是不同于传统经济——工业经济的一种新型经济——知识经济。美国的“新经济”表现出知识经济的典型特征，社会财富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主要体现为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巨大贡献。“新经济”包括了三个要素：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知识经济为基础，信息技术为主导。“新经济”的实质，就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新经济”的核心是高科技创新及由此带动的一系列其它领域的创新。促成“新经济”出现的现实环境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革命的推进，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改革垄断行业首先需要行业分析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 高 梁2006年10月23日破除垄断，是近期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战”的重点。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36条”）。文件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规定不准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参与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加强立法、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和按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等。这一规定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文件发布一年来，人们对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承诺反映很多，很多人认为，垄断实际上没有打破。特别对“非禁既入”原则没有真正兑现意见很大。“36条”规定凡是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领域就可以向私人资本放开。但是，这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实际上，我国并没有关于行业准入范围的一般规定，“反垄断法”还没有出台，“竞争性行业”和“垄断行业”如何界定，某个行业处于何种状态算是“垄断”，都需要在操作层面上给以确切定义。为什么民营企业进入一些行业这么不容易？“中梗阻”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通常所说的“垄断行业”包括多种不同行业，情况相差很大。用一个原因解释多个行业的“准入难”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有深入一步的分析。一是对各个“垄断”领域目前的开放准入情况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二是对这些行业的技术经济情况要有具体分析，为什么开展竞争比较困难，三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些行业应该开放到什么程度。一般理解的垄断行业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民航、电力、铁路、军工等行业各自的技术特点是客观的进入门坎，或者需要分析，其中哪些是可竞争的部分，引进竞争后的效应如何，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条件等等。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或法规，才能正确地引进竞争，并实现公平的健康的竞争。只有在对特定行业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放开竞争才可能有操作性，仅仅一般地呼吁放开竞争或“非禁即入”显然是不够的。第一，在部分垄断行业，正在进行放宽准入的改革。近年来，各“垄断行业”实际上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改革，引进竞争，但各行业放开的情况有所不同。例如2002年以“厂网分开”为中心的电力改革，又如国防军工体系中某些部分的研发和生产任务试行向社会招标，民口（包括国有和民营）相当一批企业和院校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军工的投标，效果很好。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经营领域，如道路、上下水管线，绿地等，由于这属于公益性基础设施（道路和管线网络具有自然垄断性），一般都属于非竞争领域，必须由政府向全体市民收费以维持其运转。传统的经营模式都是由政府的专业部门主管、投资和管理。近几年，一些城市的将部分非网络型、可以经营性收费的公共设施（如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向社会招标，再由政府授权民间企业特许经营，是很好的尝试。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某些领域的投资、建设、经营业务，可以放开让民间企业竞争进入，有助于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也让私人资本有利可图。第二，不同的领域应该开放到什么程度，目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关于石油石化行业。石油分为石油开采和石油化工两部分，石化部分早就开放了。一般所说“石油垄断”主要指石油开采。特别是近几年油价持续上升，利润高，“准入”的呼声也高。在这里，问题的实质是：在法律上属于全民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可再生的矿藏资源的开采，是否准许私人企业进入和参与竞争的问题。从准入门坎看，石油开采的前期工作耗资巨大，要进行大量的地质勘探和研究工作，分析地下油气藏的分布情况，规划生产布局，包括钻井、采油、储运，并不断提高油气藏的采收比例，牵涉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这些工作必须不断进行下去，才能保持有效益的工业开采。对一个特定地域来说，油藏的专有知识必然是排他性的，这也是对该地域开采权的排他性的根据。石油矿藏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战略性的。在石油开采领域，是不是可以准许私人资本进入，允许到多大程度？回答这些问题，不能根据书本的理论，而是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和国家战略目标。比如美国欧洲准许私人公司拥有油田，但必须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一些阿拉伯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富有的石油资源，但对石油工业实行国家垄断。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储藏丰富，拥有世界探明石油可采储量的6%。俄罗斯在“休克疗法”时期曾将93%的油田卖给私人，但很快就发现，私人资本进入石油能源工业后，带来的不是良性的竞争，而是新兴财阀即“寡头”们的垄断。他们富可敌国，甚至到了企图操纵议会、左右政府人选的地步。这种情况，不论对行业还是对国家都不是好事，因为让私人垄断代替国家垄断，并没有增加国民的福利，反而使国家有限的战略性资源变成了为少数人获得暴利的工具，而国家却缺乏为全社会服务的资金。所以在能源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带有战略意义的矿藏资源是不应该由少数人控制的。而且由于这类工业的竞争力更多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推动，私人企业未必比国有企业更能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关于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铁路和电力行业都是在网络上运行的系统，铁路网和电力网都是具有严格技术规范的物理网，这就是这类行业“自然垄断”性质的物理基础。电信行业原来也属于这一范畴，但自从无线电信大众化之后，电信的自然垄断地位就被淡化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各国都启动了对铁路、电力、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基本的潮流都是在可引进竞争的环节尽量引进竞争，准许行业外的资本和企业进入，基础物理网系统仍保持垄断地位。但是，这类行业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在运行中需要保持高度的全系统整体协调性，如电力网必须在任何时点保持电流电压的稳定性，铁路系统要求全路网运行的统一调度，等等。处理好个体效率、竞争性和整体协调性的关系，就是这类行业放开竞争后必须妥善解决的头等问题。在电力行业，许多西方国家在改革中将发电、配售电这两侧向私人资本开放，甚至有些国家将电力网也交私人资本经营，但仍保留其地区垄断地位。我国自2002年启动了以“厂网分开”为主要内容的电力行业改革，在发电行业进一步放开了竞争，将原电力总公司拆分为5大中央发电企业和若干地方企业，并准许非国有资本进入发电领域。电网仍保持由国有垄断企业经营（分为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实行以省为主的管理模式）；在配电一侧保留了现状。电力改革遇到了许多复杂问题，比如：如何保证电厂间的平等竞争、电价如何确定、区域电力市场如何建立等，正在不断探索改进。在铁路行业，欧美各国都按“网运分开、引进竞争”的思路进行了改革。美国实行“按地区切块”式的竞争模式。西欧各国普遍将铁路运输向私人放开，但铁路网仍保留国家经营。惟一的例外是英国。英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铁路改革中，不仅将客货运输放开竞争，连原来由国家经营的铁路网也交给私人经营，成立了私人垄断经营的铁路网公司。但是，这一改革的结果并不理想。由于私人公司更看重短期利润和上市业绩，为节约成本疏于对铁路的长期投资和技术改造，不太关心运输安全问题，且大量雇用缺乏经验、技术和责任感的临时工，管理能力又跟不上，结果列车晚点和差错率上升、铁路运行的安全系数大大下降。在私有化后的七八年中，曾出现多起重大交通事故，列车出轨相撞，造成严重人员伤亡（香港凤凰卫视主播人刘海若，就是在2002年5月英国的一次重大出轨事故中负了重伤）。事故频发，沉重打击了英国铁路运输业，客流量大大下降，运营公司蒙受重大损失。经过充分调研和社会讨论，全国得到共识：铁路网不能让私人经营。因为铁路网服务具有公益性，路网企业不能仅以短期效益为目标，必须把安全、正点放在首位，必须重视采用新技术。经过对“官营官办”“官营私办、协会监管”等几种方案的选择后，英国政府最终选择了将铁路经营权从私人公司手中收回，交给国有企业管理经营。关于民航。很多人把民航笼统称为垄断行业，但这并不确切。首先民航具有明显的国家战略意义，其次民航具有资金门坎高、专业性强的特点，对安全性可靠性有着极高的要求。民航系统包括空域管理、机场、通讯、信息管理、后勤保障、航空运输服务、财务结算等，是一个高度复杂、高度精密协调的大系统。其中，空域管制是政府责任和国家主权，机场管理是公共服务领域，经营情况完全取决于航班数量和客流量，在航空业务量较小的机场是无利可图的。在空中客货运输服务领域，30年前，各国的民航公司基本都由国家垄断，在上世纪70-80年代，欧美开始放开民航运输领域的竞争，一时形成私人建设民航公司的热潮。美国刚放开民航运输时，很快出现了七八十家民航公司，但很快就发现多数企业因规模过小而无法维持。经过淘汰合并，最后形成十几家全国性的干线航空公司和一些地方性的飞支线的小公司，在细分的市场中各司其责。中国民航早在1980年代就打破了原中国民航一统天下和政企不分的垄断制度，实行了航管、机场、后勤、运输分开，民航运输形成了六家国有大航空公司（北方、国际、东方、南方、西南、西北），各地方又陆续成立了若干小规模航空公司（海南、山东、厦门、四川、上海等地方航空公司）。后来发现，在我国容量有限的民航市场中，航空公司过多还是不利于竞争和管理。2001年经过再次整合，形成了目前三大国家级航空公司和地方航空公司并存的竞争格局。近几年进一步扩大了准入范围，已有若干民营航空运输企业加入了航班服务。航空运输实际上是一个微利行业，根据前几年的数据，平均客座率如不能达到65%就会亏损。在当前油价上涨、航空公司之间在旅游淡季竞相进行机票打折优惠，最近某些航空公司已出现亏损。实际上，民航业内反映最大的是航材和航油供应的独家垄断问题。关于军工行业。这是一组为国防采购服务的行业，包含机械加工和诸多高技术制造业，根据各种产品专业化程度或不同用途，与国防的紧密程度有所区别。这类行业的准入困难，就多数情况看，不在于技术门坎，而在于其产品服务对象。所有国家的军工产业的核心部分都和国防战略有关，其技术发展计划和军事采购计划一般都是国家机密。但是，这组行业的多数都具有军民通用性。严格划分外围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的界限是不合理的。比方说特殊钢厂，既可以生产战车和舰艇用钢材，也可以生产钻井设备、石油管道，锅炉用钢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军工企业应该参加民用市场的竞争，同时也应该准许民用企业参加军品订货的竞争。但同时也必须注意，中国还是一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的企业。面对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如果没有一定的国家支持和保护，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可能被外资企业挤出市场，甚至被外资吞并。国家不保持对战略性企业的控制权，必然对国防建设造成威胁。这也是国家必须保留一批国有（或国控）军工企业的重要根据，各国概莫能外。民营企业参加军品研发生产，必须符合军品技术标准。企业的技术能力和设施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产品的品质必须符合适应战场条件的特殊技术要求。这就是参加竞争的起码资格。另外，让民间企业更多参加军品招标，还必须遵守国家的保密管理法规。私人企业参加军品市场如何履行保密义务，严格遵守保密条例，是一个有待研究完善的问题。最后，在竞争的环境下，很多企业确实有很好的技术和产品，但由于竞争环境非常激烈，企业的生存面临很大不确定性，像电子信息行业更是如此。如果企业没有起码的规模和较好的市场信誉，就无法保证稳定的供货能力和必不可少的保障服务。这都是必须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所以，尽管当前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备，但也不是一句“非禁即入”就能解决问题的。关于金融服务。实际上我们正处于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的阶段。90年代，我国银行界曾经尝试放开地方金融机构的准入范围，如扩大发放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经营牌照，扩大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范围等。但在一些地区，相当一部分新进入的金融机构经营不善，违规高息揽存、违规放贷，出现大量坏账，造成严重亏损，导致无法兑现储户存款，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国家只得拿出大笔资金进行善后处理。已有的改革实践，要求我们必须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严格的准入规则、监管规则和风险控制办法之后，才能逐步让符合条件的民间金融企业进入商业金融领域。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对国内资本的准入还不可能较大幅度放开。在这一情况下，金融改革强调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这一思路是否合适，确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由以上分析可知，一般所谓“垄断行业”，可分为稀缺战略资源类（如石油），网络型自然垄断类（铁路、电力、电信），国家战略行业类（如民航、军工），和经济命脉类（如金融）。要破除垄断，必须对特定行业的服务对象、行业的技术经济特点和运行特点进行深入分析。这是正确引进竞争、提高效益、行业运行水平的前提。笔者认为，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对国家战略有重大意义的行业可有限的开放竞争，以激励全行业提高效率，主体部分还要国家保持控制。网络型行业中的物理网部分带有自然垄断性质，实践证明自然垄断的设施让私人经营，效果不一定比国营企业效果好。中外经验说明，带有垄断性质的资源或资产（设施），国家垄断固然会有低效和收入不均（行业内享受垄断利润），但这类领域的垄断很难打破，尽管各国都做过很多尝试，但改革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不是用竞争代替垄断，而是用私人垄断代替国家垄断。这样效率不一定提高，公平反受损害。所以，在这个领域，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加强国家监管和社会监督，并对垄断利润收税（垄断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