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词鉴赏》
诗词以其短小精悍、易于传诵,而别树一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言贵实用高妙,文贵简明精要。所以,诗词,是评判文学成就的重要载体。
要想区分诗词的优劣,必须懂得鉴赏——而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自身思想境界与文学素养的高低。越会欣赏,世界便越美好;越会品味,人生便越幸福。
此外,高人的指点,对能力的提升,也大有裨益。而谈诗词鉴赏,必言《人间词话》——王国维的见解,可谓空前绝后,值得学者反复咀嚼。
斯人全面地阐述了“意境”“情”“韵”“格调”“气象”“隔与不隔”“有无替代字”“名篇与名句”等赏析要点及方法,并结合相应的诗词,具体地予以点评,着实精辟透彻。鄙人作此拙文,旨在梳理鉴赏要点;并无高见卓识,可以补其未及之处。
王氏以“境界”,作为判别诗词高低的核心依据,乃不易之论。境界,是文章的灵魂,恰似人类的道德:德愈高,则人愈贵;境愈低,则文愈贱。故“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人心之中,自有境界。其高低,取决于道德的深浅;且其隐藏于内,需通过言与行,方能彰显而为人所知。而内心的境界,经言行折射时,犹如阳光穿过玻璃,必定会有所损耗。故“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且言行所折射出的最高境界,与内心的最高境界,较为接近。
文者,雅言也。其境界,自然制约于人心的境界。所以,心中若无境界,文章必定低劣——虽有例外,亦不多见。故知文章的境界,取决于人心的道德。若心中无德,则笔下无境——写得再多,也是庸言俗语,难登大雅之堂。因而,要想作文,必先做人。
文章的境界,既有高低之分,亦有显隐之别——境界很高或很低,则易显;介乎两者之间,则易隐。若显而易见,一眼便知高低;如隐而难知,需借道以窥探。唯有人心恬静,文境方能显高。
王氏云:“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前者为动境,乃以静心论物,由思绪之流动,而直见境界之高远;后者为静境,乃以静心观物,因事物之静美,见心性之恬淡,而后境界显。动境与静境,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其间高低,取决于具体的文章。
以动境胜的诗词,较为稀少:如惠能之“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开之“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侯蒙之《临江仙·未遇行藏谁肯信》,杨慎之《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以静境胜的诗词,相对多见:如陶渊明之“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王维之“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许浑之“鱼沉秋水静,鸟宿暮山空”,郑獬之“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人间词话》中已有列举的,本处恕不重复。)
而境界隐暗的文章,通过“韵”与“意”,方能更精准地鉴赏。意,即意味;韵,即韵趣。韵本于意,而高于意:言尽而意不止,谓之韵。
诗词的意味,如同饭菜的口味:好不好,一尝便知;但其中美妙,可以意会,而难以言说。若诗词不仅美妙,且令人读来而思不止,阅毕而情不平,则有韵趣——如同美食已经下肚,而口中仍有余味或(和)心中尚留思恋。当然,通常而言,以境胜与以意胜的诗词,均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两者的区分,在于境界的呈现,是否明显。
古人云:“不真不诚,不能动人。”真与境同,须先存于心,而后见于文。有真性,方能写真景、道真情。景与情愈真,则文愈自然,愈能引起共鸣而富有韵趣。
心为欲所障,必伤人之真性,损文之自然。其诗词,则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妙,而令人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之感。故文章的“不隔”与“隔”,根源在于心性的真与欠真。此外,诗词若用代字(如以婵娟代月),则不待读者品味,便自生隔阂;故大家作文,决不轻易用之。
韵有情韵与思韵之分:前者乃因情而生韵,令人“情不平”;后者乃因思而生韵,使人“思不止”。文章真率深切,凄婉悲哀,则情韵易起;写小见大,言近指远,则思韵易生;若雅致高妙,则情韵与思韵,皆易相随。一般说来,情韵比思韵,更胜一层;但是,两者容易相互交融而模糊不清。
李煜亡国后的佳作,皆以情韵胜;既有数量,更有质量——故其堪称一代词宗。而余人的词作精品,或质不如,或量不敌,终究难以望其项背。
韵比境易出,故以韵胜的诗词,更为丰富。李白之《静夜思》,孟郊之《游子吟》,李清照之《武陵春·春晚》,纳兰性德之《长相思·山一程》,皆以情韵胜。
白居易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陆游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朱庆馀之“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杨万里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均以思韵胜。
境不明、韵不足的佳作,则以意取胜——其中,以气象大或(和)品格高,最为珍贵。有气象或(和)品格的诗词,多以意味胜;然亦有少数,以境韵胜。磊落雄豪,旷达洒脱,则气象易出;爱国悯人,心高志远,则品格易见。同以意味胜,诗词有气象,比有品格,更易混夹境韵,故更高一筹。
所谓气象,即气势与景象:须两者俱佳,气象才大。王氏谓李白,“纯以气象胜”——王之涣,亦是如此,且毫不逊色。盛唐气象,最为宏大;后世诗词,差之甚远。
王之涣之“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昌龄之“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皆以气象胜。而宋词之中,绝少气象;即便有之,也低人一等——如苏轼之《念奴娇·赤壁怀古》,柳永之《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陆游与姜夔之佳作,多因品格高而以意胜,但气象俱小:前者有气势而缺景象,后者有景象而缺气势。文天祥之《过零丁洋》,李绅之《悯农》,柳宗元之《江雪》,于谦之《石灰吟》,均以品格胜。
虽说境高于韵,韵高于意——但是,以韵胜的诗词,未必优于以意胜者,而劣于以境胜者。这恰似田忌与齐威王赛马:相同等级,则不如;以上一等对下一等,则有余。
此外,境韵两者,可以共存:如王湾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杜甫之“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冯延巳之“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李璟之“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须特别说明的是,境界与意韵,既可因情景而生,又可由文字而起。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境界与意韵,谓之文韵。表意文字的文韵,远胜于表音文字;文言文的文韵,远高于白话文。故就诗词而言,中文比外文更美,古代比现代更优。
文韵的来源非常广泛,譬如精美的声调与格律,巧妙的语法现象(如倒装)及修辞手法(如夸张)。此外,文韵也随字而异,即便是含义相同的不同字词,文韵也有高低之别。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因夸张而意味盎然;“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因倒装而去俗见奇。“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若改“终”为“誓”,更显气象;“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如以“淡”易“惯”,更出境界。
人也好,文也罢,平中见奇,方为上品。大家之杰作,刻意求工,而不露痕迹——所用之字,普通如石;所成之文,精美似玉。故境高之文,并无警句:无一句佳,亦无一句不佳。境高之句,并无奇字:无一字妙,亦无一字不妙。
有境界,则易出名篇;有韵趣,则易见名句。境界高于韵趣,故名篇胜于名句。纵观古今诗词大家,多有名句,而少名篇。诗词最忌冗长,否则伤韵,且更损境。长诗长词,罕有名篇;纵是佳作,也常以局部出彩——即便有李杜苏辛之才,亦难驾驭。
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境韵兼备,为长诗之中,一枝独秀的名篇;其有“孤篇压全唐”的盛誉,可谓名至实归。而今人诗作,文韵不如古时,文才亦不比前人,却既多又长,故味同嚼蜡。
现代诗歌,均少境界;虽有精品,亦以意韵取胜——而这意韵,远不如前。其于中华文化,可谓无足轻重。但是,若剔除古诗词,传统文化必定魅力大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