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真语文研究领域，对女真文本身的文字学探讨并不多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基于女真字直接参照契丹字和汉字而创制而缺乏自身特色之故；更多的研讨还是侧重于现存文献的释读和女真古语的构拟，即使是对女真文的本体研究其动因亦在于此。19世纪末，德国人葛鲁贝（W.Grube）将明代永乐本《女真译语》之柏林藏本译为德文并与满蒙语作比较研究，撰成《女真语言文字考》（DieSpracheundSchriftderJu?en，1896）一书，为现代女真语文研究的先声。进入20世纪，随着女真文文献更多地被发现，中外研究学者也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上半叶，女真语文研究方面成果辈出的学者为中国的罗福成，他对当时所见的女真文碑刻大多加以考释并取得初步成果；其时日本方面亦有多位学者在调查碑刻和整理女真译语和来文方面贡献卓著，最后的成果汇集见于安马弥一郎所编撰的《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年）。进入20世纪下半叶，在女真文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日本人山路广明，代表作为《女真文制字研究》（1958年油印稿，1980年正式出版）；对女真语文研究提出过建设性意见的是匈牙利人李盖提（L.Ligeti，代表作为Notepréliminairesurledéchiffrementdes?PetitsCaractères?Joutchen，1953）和韩国人李基文（代表作是《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19）；碑文考释方面用功甚多的有日人田村实造对《得胜陀颂碑》的三次释读；集大成的研究论著则是国人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64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以及金启孮的《女真文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金启孮和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大辞典》（明善堂，2003年）、《女真语满洲通古斯诸语比较辞典》（明善堂，2003年）；戮力研治《女真译语》的成果是美籍日人清濑义三郎则府（G.Kiyose）的《〈华夷译语〉中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AStudyoftheJurchenLanguageandScriptintheHua-II-Yu，1973）和澳大利亚人康德良（D.A.Kane）的《四夷馆汉语－女真语词汇》（TheSino-JurchenVocabularyoftheBureauofInterpreters，1975）；在此基础上又有金启孮的学生齐木德道尔吉、和希格对女真语语音的再次构拟以及相应语法的探讨（《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女真译语》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明代の女真人──『女真訳语』から『永宁寺记碑』へ──》（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9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藏《庆源郡女真大字石刻》和《北青女真大字碑》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吉本道雅的《韩半岛から眺めた契丹女真》（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1年）。此外，对西安碑林发现的女真大字残页的综合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女真文字书研究》（风雅社，2001年）；对黑水城出土的金代女真大字残页的最新研究成果见于乌拉熙春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松香堂，2009年）。此外，尚有西方学者伟烈亚力（A.Wylie）、德微里亚（G.Devéria），日本学者山本守、渡边薰太郎、石田干之助、长田夏树，韩国人金东昭、中国学者贾敬颜、黄振华、穆鸿利、刘凤翥、金适等都为女真语文研究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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