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交往行为理论的论文目的

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论文摘要】哈贝马斯倾其一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试图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进行诊断治疗，试图通过话语共识的达成来改善社会的规制，藉此约束人的行为和整个社会的实践。其理论有助于人与人之间自由而平等的交往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富有建设性的理论，但它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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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了理性基础。探究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世界症候的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社会经历着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变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经济的高歌猛进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道德沦丧和价值变异，人被经济利益所奴役。“意义”和“自由”的双重丧失即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的恶果。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体现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贫困化中。“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被肆意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粗暴践踏，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自由的丧失表现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人变成了金钱和利益的奴隶；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则日益使人丧失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过分崇尚“科技进步”理念而造成的。哈贝马斯依据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社会结构理论模型，以交往理性为中心范畴，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精彩批判。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逻辑的领域，它们均拒斥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子体系，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态地挣扎在经济、政治体系的边缘，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病根。一旦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体让位给权力和货币媒体，官僚化、法律化、金钱化就会削弱公众话语与交往的合理性基础，从而引起技术和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等社会障碍，并最终导致意义丧失、个体心理病变等生活世界再生产的畸变形态。怎么样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主体理性面前设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门槛，让那黯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应有的价值与规范。凭借交往理性，人们可以组建一个以交谈、理解与价值共识为旨趣的共同圈，从而达到对生活世界的救赎。交往理性 摒 弃了话语的霸权，维护了话语的自由民主，带来了话语的透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要通过主体的相互了解、理解，在合理动机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以便实现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公正。

1981年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 资本主义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们的交往关系呈现出病态的状况，如交往的物质利益泛化、沟通和理解产生障碍等等。二是交往的风险性增强。诚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已经处于“文明的火山口上”。吉登斯也不无中肯地指出，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导致了风险性的增加，“如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以及风险环境的扩张”等。三是交往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生产、科学以及政治等主题化、分化的专业领域正逐渐形成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和价值导向的专门化世界，进而吞噬着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整个人类生活的世界共有主观世界、客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三种类型，它们分别成为认识的三种兴趣各自关注的对象。其中，社会世界又包括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两种：制度世界是指那些制度化、组织化以及科层制化的世界，即现代国家机关和社会市场体系；而生活世界则是指能够开展言语沟通、追求话语共识的“尚未主题化”的“原初世界”，它包括进行话语共识的公共领域以及维持私人利益的私人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间出现的矛盾，会使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因此，只有规范和重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才能使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所以，留给哈贝马斯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一个理想的交往行为模式，建立他的交往行为理论。 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目的性行为。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然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二是规范性行为。这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是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三是戏剧性行为。与培根的剧场假相相类似，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观众或对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诵着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让观众去领会他的“潜台词”，因此这也不是一种合理性的行为。但是社会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人的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前面的三种行为或者压制人的主体性，或者使人变为一种社会化符号而异化为某种工具，因而都是不合理的行为，于是他提出了交往行为。四是交往行动。交往行为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他们各自行动的工具，以便使他们能够在如何有效地协调自身的行为上达成一致。它是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综合与扬弃，所以就必然是合理性的行为。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解决以下几个难题。第一，它为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普遍增多，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所描述的那个到处充满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那么，如何把脉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就成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哈贝马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既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又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异化的社会现实当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第二，它为整合社会学传统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方式提出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自近代笛卡儿以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一直受到经验论和唯理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影响，社会学作为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一门学科也不例外。一方面，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社会学要寻求“社会事实”的客观性，然而，一切的“社会事实”又是主体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价值性。这样，如何统一主客观问题，实现主观和客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成了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哈贝马斯以“兴趣”作为逻辑起点，以那种“原初的”、“未分化的”、“尚未主题化”的“生活世界”作为解决主客二元对立的归宿，应该说有自己独到的价值。第三，它为解决西方社会结构转型问题，避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开出自己的一剂“药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面异化现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西方一大批社会思想家们展开了各自的思考。吉登斯从“结构二重性”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贝尔坚持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他乐观地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利奥塔、罗蒂等人则认为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而哈贝马斯认为，要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中出现的异化现象，只有发挥交往理性作用，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以实现社会的进化。当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法论的局限。他试图整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可是从根本上讲，任何一个抛弃或绕开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做法都是不现实的，只能重新回到二元论，或者以一个新的二元论来取代原来的二元论。二是视角基础的局限。他以兴趣作为其认识的基础，然而人的兴趣从何而来?如果对哈贝马斯的“兴趣”作一个本体论式的追问就不难发现，无论他论证得多么“完善”，他所谓的“兴趣”其实仍然不过是笛卡儿式的“天赋观念”而已。三是理论落脚点的局限。与其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兴趣”，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以实现“社会进化”，不如说他对重新回到“生活世界”更感“兴趣”。但是，他所谓的“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