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人文地理相关的毕业论文方向

第一章 导论作为本文研究的开端，本章的目的主要在于阐明选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背景、意义和价值所在。在对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进行背景介绍和概念界定之后，将会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最后列明文章的基本结构。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都出现了显著地增长。不论是发展对外贸易还是吸引外商投资，沿海地区都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某些沿海城市和地区更是获得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大量的投资者和制造商选择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投资建厂，许多互相关联的产业慢慢地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而中西部地区的某些产业则出现了一定的萎缩，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随之不断扩大，沿海地区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程度都显著高出内陆地区。需求方面，持续扩充的集聚产业需要劳动力要素的支撑；供给方面，受到收入高、就业机会多的吸引，我国的劳动力大规模地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包括地区之间的流动和地区内部的流动，本文着重研究前者），给沿海地区的集聚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而促进了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供需两方面的作用使得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从1982年的657万上升至2009年的2.11亿人。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的流向和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力流动的宏观流向发生逆转，中西部人口密集的省份全部成为主要的净迁出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而沿海省份则成为主要的净迁入省份，如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延续数百年的向北方迁移转换为向东南沿海迁移；劳动力向稀疏地区进行开发性流动转变为向人口稠密地区集聚性流动；劳动力流动的类型和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导向的劳动力流动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和特征的不断变化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开放背景下，东、中西部的经济开放条件和经济发展上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量集聚，东部优越的地理区位、丰富又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在技术、资金上的优势，使化工、电子通信、机械等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发展相当快，在东部地区形成制造业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发生的产业集聚又使得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大、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加大，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则是中国东部产业集聚过程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中国的经济开放、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这三者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形成了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本文旨在研究这三者互相影响的理论机制，特别关注经济开放因素在东部产业集聚过程中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封闭经济状态，整体经济发展缓慢、工业化程度也不高，但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各个区域也具备相对平衡的一定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之后，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我国整体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工业化程度也逐步提高，然而经济开放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沿海和内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等等。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如何在保持全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稳步提高的同时，实现全国范围不同区域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成为了目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迫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清楚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不仅仅提供了一个适宜分析中国特色情况解释实际现象的理论框架，更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制定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发展地方经济政策、人口流动和对外贸易政策以达到整体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现实依据。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本文中的经济开放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政策含义，主要指一个国家对进出口贸易和资本国际间流动的限制程度，限制越少表明该国经济开放程度越大；另一层是现实含义，主要是指由于一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之后带来的经济开放现象，主要包括进出口贸易自由化和跨国直接投资的自由流动。本文主要采用劳动力流动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行研究，而新经济地理学是一个新兴学科，在此作简单介绍。新经济地理学 （新地理经济学、空间经济学）是研究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现象的一门学科，包括制造业带和农业带的差别、城市的存在以及产业集群的作用。从广义上来说，这些集中的形成和延续都源于某种形式的集聚经济。在这种集聚经济中，空间集中本身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从而支撑了进一步或持续的集中。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它们各自有三个来源：向心力来自关联效应、厚实的市场、知识溢出和其他外部经济；离心力来自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塞和其他外部不经济。本文关注的产业集聚现象的内涵比较宽泛。第一，产业不局限于制造业或工业，还涉及整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具体模型讨论的产业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业，甚至被赋予了种种脱离现实的苛刻特征，但这是模型进行数理分析所必需的抽象，根据模型理解、分析现实显然不必拘泥于模型的具体假设，第三产业，或者至少是第三产业的很多行业，其实也同样具有制造业的集聚特征，在某种意义上，第三产业或某些服务业可以被看作是整个制造业或工业、第二产业内部的部门。第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产业集聚”的含义既包括产业通过跨区转移而在空间上集中，也包括产业在区域内部的集中和自生生长，而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前者。“集聚”一词既可以表示产业在空间上集中或成长的过程，又可以表示产业在空间上集中分布的状态，其具体含义将由上下文的语境表明。第三，集聚必然涉及它的对立面，通常用“分散”一词来表示集聚过程的对立面，集聚和分散都具有动态和静态两种含义。此外，集聚与分散具有辩证的统一性，不可孤立看待。例如，地球表面上分布着众多城市，每个城市都是产业的集聚体，但众多城市又是分散分布于地表的；再如，某些发达国家的产业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这对发达国家而言是产业分散，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却又是产业集聚；又如，在城市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产业会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转移，导致城市形成多中心结构，对整个城市而言，我们显然很难绝对地用“集聚”还是“分散”来界定这一现象。因此，本文在提及“集聚”的标题中内在地包含了“分散”。人们流动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为了与外地的家人团聚，为了躲避家乡的天灾人祸等等，但劳动力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在其他地方寻求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好的收益。从区域角度划分，劳动力流动又可以分为区域内流动和跨区域流动，比如我国省内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流动形式就属于区域内流动，而我国内陆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就属于跨区域流动，本文主要研究后者。因此，本文中的劳动力流动指人们以就业为目的跨越区域的移动行为。另外，在此说明，后文我们研究中的“人口迁移”、“移民”、“人口移动”、“人口转移”等等词语都代表这种定义下的劳动力流动。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是中国的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这三者互相影响的理论机制，特别关注经济开放因素在东部产业集聚过程中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全文的核心在于构建一个适应于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关系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由此建立经济开放、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互相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中剥离出产业集聚过程中中国经济开放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并在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中得到验证。第一步，为了给模型的假设和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事实依据，在建立理论模型之前，先回顾相关的劳动力流动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文献并对模型中的一些重要假设和主要机制提供经验事实；第二步，依据理论文献的重要结论和经验事实的主要结果对模型进行设定和构建，计算出模型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构建模型时，本文以Hu Dapeng（2002）为基础，丰富了迁移函数的部分。我们把劳动力流动分成近视迁移和远视迁移。在构建近视迁移函数的时候主要以标准CP模型中的迁移动态方程为基础，加入了劳动力流动的迁移成本；在构建远视迁移函数的时候主要借鉴Baldwin（2001）的做法，我们加入了一个由公共交通部门确定的迁移成本和由上一期和当期劳动力流动决定的拥塞成本，这样能够更好地贴近现实中的情况，改善模型的现实含义。第三步，对模型机理进行分析，包括对模型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第四步，依据中国的情况选取参数对构建的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均衡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实施数值模拟，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核心结论。第五步，对理论模型和数据模拟的核心结论进行经验上的验证，并对理论模型无法说明的部分进行经验上的补充，比如FDI对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以及FDI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劳动力流动。第六步，根据以上五步得出主要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建议。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下：第一，统计分析法。该方法主要运用于第三章对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经验事实的分析中，在整理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列表、绘图进行详尽的描述性分析。这种方法非常有利于刻画、比较不同区域的动态关系，能简明、直观地体现时间和空间对不同区域的不同影响，便于从动态上把握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情况，揭示现象背后的内在机制；第二，数学建模法。为了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经济开放、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问题，研究在符合中国情况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用数学符号和语言，把实际现象抽象为数学式子，然后通过计算得到模型结果来解释实际问题，并接受实际的检验。在本文的第四章我们用数学建模的方法构建了一个适合于中国的一般均衡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并对方程式进行数学解析得到了模型的机理和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机制；第三，数值模拟法。在第四章数学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五章以电子计算机为手段，使用Matlab等数学软件，通过设定合理参数对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实施数值计算和图像显示，最终得到了经济开放促进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等重要结论；第四，计量回归法。该方法应用于第六章研究产业集聚过程中中国经济开放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具体来说本文采用的是工具变量的面板数据2SLS回归的方法。在搜集和筛选中国1990-2005面板数据之后，本文利用计量软件Eviews6.0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最终验证了上文提出的经济开放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并得到了各种机制的实际效果。第四节 论文的基本结构根据上一节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思路，设计论文的基本结构如下图1.1所示：图1.1 论文的基本结构图第二章 理论文献综述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发生产业集聚过程中，经济开放因素对产业集聚和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不论后面的理论模型部分，还是实证检验部分，都是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本章对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有关模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在后面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分析核心问题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另外，我们比较关注整个产业过程中劳动力流动的问题，而且在后面的模型和实证中，我们主要对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相关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因此在理论文献综述部分，我们有必要整理和归纳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以便于更好地改进和分析理论模型中的迁移函数和实证检验的解释变量。第一节 劳动力流动理论文献综述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文献跨越了相当长的时间，普遍认同的第一位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学者是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统计学家拉文斯坦，他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七大迁移律：劳动力的迁移与迁移距离负相关；劳动力流动具有阶段性和分级递进特征；人口迁移，主迁移流与流向相反的逆迁移流并存，后者是因主迁移流而产生的反向补偿性迁移；劳动力迁移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短距离人口流动中女性居多；技术和商业的发展使劳动力流动规模呈现增加的趋势；经济因素是人们迁移的最主要动机。经济学家在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理论贡献是卓越的。在一个经济学的框架中，宏观方面，劳动力流动可以看作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间和产业间的流动；微观方面，劳动力流动被看作流动的个体（或者家庭）对较好机会的一种决定。一般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收益和经济个体的个人效用。经济学家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迁出或迁入对迁出地或迁入地经济、社会的影响；（2）劳动力流动作为一种要素市场的平衡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3）潜在的迁移者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变化作出的回应；（4）把劳动力流动看作是一种投资行为，衡量其给个人或家庭带来的收益和成本；（5）劳动力流动与其他经济现象或者活动之间的关系，比如贸易、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等等。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劳动力流动理论的主要文献，为后面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上的支持。2.1.1 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1.1.1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在较早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流动能够带来整个经济体收益的提高。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家比较关注如何加速劳动力流动的进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Lewis, 1954）。图2. 1 刘易斯模型该模型将乡—城劳动力的流动看作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机制，它能使劳动力由劳动力过剩的农业部门向劳动力不足的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在这两个部门中实现工资或收入的均等化。这个模型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二元经济：一个部门是存在大量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近于零的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部门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图 2.1反映了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D1, D2和D3代表不同物质资本积累K1, K2和K3下的不同劳动力需求；SS’代表劳动力供给；wu代表城市工业部门工资下限；wa代表农业中生存水平的工资。刘易斯模型有一个重要假定——无限劳动力供给：城市工业部门能够以一个不变水平的工资从农业部门中获得无限数量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较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在传统的农业部门，资本投资较少，土地资源有限，然而农村快速增加的人口使得劳动力资源日益丰富，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降至很低的水平。可以说农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隐性失业（Guillaumont, 1985)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wa很低，仅能保障基本的生活。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限wu。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初期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在现行的城市工业部门工资wu下，工业部门为了扩张总是能从农业部门中获得它所需要的劳动力。刘易斯认为无限劳动力供给也包括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例如临时工、小商贩、家庭妇女等，但相对于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来说，这部分比重较少。可以看到，刘易斯模型是比较吻合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的，正因为此该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时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刘易斯理论也有不足之处，例如：（1）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无限劳动力供给假设不合理。Schultz（1964）认为，虽然传统农业部门生产率较低，但部门内部的资源分配是有效的，所以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者的情况是不存在的。（2）刘易斯过分关注工业部门的扩张，而不关心农业部门的发展。虽然传统农业中有一些劳动力生产率低下，但其生产率仍不可忽视。按照刘易斯的推断，农业劳动力属于无限供给的范畴。然而当劳动力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后，在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农业的产出将会减少，而且最终会影响到工业部门的发展。（3）刘易斯模型隐含了一个假设：资本与劳动的比值始终保持不变。这个假设与实际情况不相符：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劳动力的边际需求呈递减趋势。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和Fei, 1961）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他们仍然假设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他们的工作在于进一步明确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得到了经济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流动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时候经济才会到达第二阶段。首先，拉尼斯和费景汉弥补了上述提到的刘易斯理论的第（2）点不足，他们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不仅需要农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劳动力，而且还需要农业部门的剩余产品，也就是农业产出和农民自我消费量之间的差额。如果农业部门的剩余产品不能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劳动力的流动将会停滞。其次，拉尼斯和费景汉弥补了上述提到的刘易斯理论的第（3）点不足，刘易斯模型中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即生产要素之间的比率是固定。而在现实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是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对就业机会的贡献非常有限。拉尼斯和费景汉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技术时应该充分考虑本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特点。再次，刘易斯认为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人口的增长速度落后于资本的积累速度，所以人口增长并不会阻碍经济发展。拉尼斯和费景汉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明确指出，高速的人口增长会阻碍劳动力的流动。他们在扩展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也为发展中国家调控人口增长的速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便是顺应了拉尼斯和费景汉的理论。同样，拉尼斯和费景汉的模型也存在不足之处。拉尼斯和费景汉的模型中工资水平是固定的，他们认为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被制度性地固定了。由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是根据农产品价格计算的，因此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是固定的。实际情况是，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一直是上升的，尽管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人口。2.1.1.2 乔根森模型1961年乔根森（Jorgenson, 1961）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经济模型，这两个部门和刘易斯模型一样：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与前面模型不同的是：乔根森假定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也就是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不为零），而且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乔根森假设：农业部门只有劳动要素，土地数量不变，投入的劳动要素越多农业的产出越大；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是由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决定的；随着技术的进步，两个部门的产出同时增加。乔根森认为人口的增长由粮食的供给决定，如果供给充足，人口增长率将会达到一个生理上的极大值。当粮食供给的增长率大于这个极大值时，就出现了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流动，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农业剩余越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就越大（Jorgenson, 1967）。在乔根森的模型中，农业剩余是劳动力流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农业剩余，所有劳动力不会流动到工业部门只会留在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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