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热点研究话题论文

写作思路：可以从自身发展以及社会行业发展来看待考研与就业的问题，中心要明确，语言要符合逻辑等等。

正文：

考研的主力军多为应届本科毕业生。许多学生在大学生活中认为自己并未学习到太多与专业相关的知识，还不具备当前就业单位对毕业生所要求的工作能力，或是对已经找到的工作还有诸多不满，因此他们不愿急于就业，想通过考研的方式，在校园中继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延缓择业就业的时间。这也是较多大学生选择考研的一个原因。

“研究生学历就是我们在求职时候的一块敲门砖。”在长安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刘洋对记者说。两年前，刘洋本没有读研究生的打算，但大四求职时屡屡碰壁，他意识到了研究生学历的重要性，于是全力备考，在去年拿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但刘洋的研究生同学马倩倩则是一心想走科研路。马倩倩来自该校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她在本科阶段就觉得自己的知识还不够全面，因此选择继续读研究生，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术殿堂，也更希望通过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获得博士研究生的教育资格。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网站调查显示，在选择研究生类别时，学生报考专业型硕士的意愿更高，达到56%。专业型硕士也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主体。考生选择专业型硕士的原因，首先是可以获得更多专业技能，其次是由于难度低于学术型硕士，第三是因为学制时间短。

周明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一名非全日制研究生，本已经工作的他，去年又选择重返校园读研。“我来读研究生的原因很简单，工作了几年想要升职，但学历不够用，所以考了非全日制的研究生，多拿个学历，为以后做准备。”周明对记者说。

眼下，有的学生认为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就能提高就业竞争力，于是在大学期间把考研作为唯一目标而选择考研；有的学生其实并不想读研究生，但受到“总归要有研究生学历”的影响而盲目跟从，导致读研就冲着一纸文凭而去。

西北大学研究生徐红晓对记者表示：“作为过来人，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先着急去盲目地选择考研或工作。要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结合行业状况、发展趋势以及就业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再确定是要考研还是工作。考研是否有利于就业，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就业还是考研，都必须要摆正自己的心态，看清自己的位置。”考研这个过程十分枯燥，需要承受的压力也很大，考研与就业也并没有最佳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选择。

“我原本也想通过考研来弥补自己本科学历的不足，但是考虑再三，还是选择了就业。”提起考研，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大四学生尹雨一下打开了话匣子，“大一进校我就想考研究生，也一直坚定信心，一定要考上。但是由于对各个行业并不了解，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读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就一直没有定下来。”

其实，像尹雨这样只是有着考研的想法，但具体实施起来又感觉无从下手的人很多。后来尹雨觉得古代文学这个专业不错，自己又有兴趣，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决定报考南京师范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

可这时，一年一度的“金九银十”企业招聘会走进了学校，尹雨本来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招聘会，居然幸运地拿到了美的集团的入职通知。在征求了众多亲戚、师长和朋友的意见，查询了相关资料后，她觉得这份工作确实很适合自己，对以后的发展也很有帮助，就放弃了继续考研的想法。

在民间关于最难的“六大考试”中，排名法考和高考之后的考研，尽管总人数远远低于中考和高考，影响力却在逐年递增。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每年全社会围绕考研的人数变化、题目难易、热门行业等话题，乃至猜题、培训、资料、复习等“考研生态链”，总会形成多波次关注的热点。

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2019年考研报考人数达290万人，比2018年激增52万人，增幅达21.8%，创历史新高。单从报名人数增长的幅度来看，这确实是一大新闻。然而，倘若以为这其中“虚火重”“泡沫多”，显然是没有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一变化。

理论上，影响我国研究生总人数变化的因素有人口基数、人均GDP以及高等院校数量等。一般认为，影响我国研究生总人数的最直接因素，是个人的高薪资待遇、高品质生活这些内在需求和整个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外在要求，在更高学历方面构成叠加，进而在考研这个环节形成“风景线”。也就是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录取率和招生总人数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考研大军总量仍将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一定意义上，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人口第一大国，在消费电子产品、通信设备、高速列车、物联网、芯片、软件等方面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实力，在电动车、风机、核能、太阳能光伏、节能产品等方面早已跻身大国之列，综合看，我们的研究生总人数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以美国为例，自2000年以来，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最高学位为硕士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2100万人。在美国成年人口中，13.1%的人拥有硕士学位、专业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我国的研究生总量占人口的比例大概在0.5%至0.55%之间。如果把考研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大视野下，全社会仍然需要为此付出巨大努力。

至于说到该不该考研和考什么专业？是为了学术研究还是为了薪资待遇？是随波逐流还是坚守梦想？在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步向全球产业链的上游转移过程中，在知识成为社会治理以及文明进步的一个亮点之时，考研，无疑也是个体磨炼提升自己一个不错的选择。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考规模较上年增加52万人，增幅达21.8%。考研这一话题的热度也随之一升再升，不论是在校大学生，还是在职人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研大军。近日，记者就如何理性看待“考研热”，分别专访了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副院长芮小河和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杜波。

芮小河认为，研究生教育是国家培育高层次人才，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途径。目前，世界各国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仍然很大，许多国家已经放宽研究生教育的准入条件，以此来吸引和培养更多高端人才。在我国，研究生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既顺应了当前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同时，近年来专业型硕士的报考人数逐年增多，体现出考生心态由单纯追求理论研究学习向注重应用实践能力的转变，促进了以职业应用为主要目标的研究生教育机制的建立与健全，也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定向培养了高层次人才。专业型硕士的热度升高，也表明越来越多的考生明确了研究生教育的意义。

芮小河说，大学毕业生考研大多是为了提升自身价值，想让日后的求职之路更加平坦广阔，但其中也不乏存在逃避就业压力、盲目跟风等消极原因。大学老师应该从自身的经历出发，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考研观”，并根据学生的资历及个性特点，合理指引他们认识自身的优点劣势，规划出一条适合的发展之路。

研究生教育的意义在于进一步提升学术和应用能力，而不是单纯为自己“镀金”。研究生学习阶段更加依靠自主学习，如果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即便是获得了硕士学位，也无法提升自身竞争力，仍会遭遇就业难题。

芮小河从高等教育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考研热度的上升也对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研究生教育资源缺乏、培养模式不完善、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脱节等问题，急需正视与解决。同时，如何增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培育高质量的研究生、更好贴合科技创新与人才市场的需求、促进产学研更好地合作发展，都将是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首要思考的问题。

考生应该冷静看待考研，结合自身的特点与需求，理智决定是否走上考研之路，选取合适的学位类型。高校也不能因为考研人数增多，盲目放宽准入条件或缩减招生规模，而应该反思教育活动开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积极应对解决。

杜波认为，大学生选择考研或者就业，抑或是选择未来从事哪个行业，其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判断。正因为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性格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每个人所走的道路才会各有差异。

杜波希望大学生如果在就业还是考研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时，最好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自己考研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拿一个文凭还是真心觉得自己想要通过继续学习来弥补和提升自己的不足？第二，自己未来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是否需要通过读研究生来支撑才能得以实现？第三，自己是否喜欢读书、读文献，喜欢思考问题？当回答这三个问题之后，自然就会清楚自己的选择了。

其实，选择就业或是考研都需要与自己未来的长期目标相匹配，而长期目标又最好和自己的性格爱好相吻合。

用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待当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都是全国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突出的经济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难点，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就业不足的困扰。在我国，随着知识经济发展引起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展开和改革的深化，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特点问题和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化对知识经济发展条件下就业理论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如今，社会经济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关于就业方面的理论体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目前在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有关经济理论，并结合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创新就业理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现状与往年大学生千军万马挤向大城市的现象有所不同，大学生就业出现了一股“回流”潮，中小城市开始受到了大学生的青睐。而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数量几乎都是供过于求，大学生毕业后，几乎都不具备相关工作的胜任力。针对这一现状，我国现阶段就业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一是加速户籍改革以实现要素充分流动；二是大力发展教育以提高劳动者人力资本素质；三是强化市场就业保障以降低劳动力失业风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联系和发展具有普遍性和多样性。事物是普遍联系，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世界。新事物的发展是从根本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必然会战胜旧事物，用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把握这一规律对于我们再现代化进程中创新、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把事物如实地看成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要弄清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阶段；同时，要有创新精神。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我们应该以联系的观点看分析为何会出现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一）联系是具有客观性，事物的联系时事物本身固有的，不是主观臆想的。从大学生教育方面来看，高校普遍扩大招生，扩招后优质办学资源被快速稀释。各校的办学定位被快速模糊，加上培养模式的僵化，学校责任心的下滑，致使人才培养的质量、结构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过快的教育规模扩张速度影响了大学生的培养质量。这也是大学生在社会上竞争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从大学生本身来说，大学生本身的就业观念出现错误，一大部分认为，大学生的工作应该是比普通的工人的工资、待遇还要好才符合他们的学历，他们把自己的学历看成了是高人一等的门槛，不愿意去从事那些本身是劳力的工作。（二）联系是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的相互联系之中。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从社会的大背景来分析，这几年来雪灾、地震、全球金融的次贷危机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交织发生，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格局，并构成了当前就业面临着紧张、急剧的局面。现在我国是处于经济的转型期间，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市场竞争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再加上，高校毕业生越来越多，更是冲击着整个市场的容纳能力。接着，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差异；产业发展不平衡，第三产业的发展部充分，相当限制了就业的机会。以上的原因可以说是分别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其次，我们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大学生就业困难的问题。其实，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的话，会发现：这是大学生利用自己的优势为自己在当今的竞争激烈的社会上创新的一条出路，我们可以长久观察发 现，大学生做的这些工作并不只是单纯的一份生计，而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创新能力发展了一家一家的连锁，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用马克思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会发现事物的产生都有其存在的原因以及发展的因素。由联系的观点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学生就业困难原因是由时代的客观性以及影响的普遍性造成的，再次在发展观点的指导下，大学生就业困难另辟蹊径更是具有对社会的发展的创新。因此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应该从联系、发展的层次出发。事物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是在永恒发展的，大学生就业困难是我们的现实问题，但是，不会永远是社会问题。

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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