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严复的论文最新研究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教育家、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处于我国近代社会制度急剧转折和中西文化交汇与冲突的时代。严复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23岁被派赴英国留学，又熟悉了西方文化。与变法维新的其他代表人物相比，严复的优势和特点是：熟谙西方语言文字，能直接考察西方社会文化，可以直接阅读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并熟练地进行翻译和评介。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一系列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这不但宣传、引进了西方的重要新思潮，而且更有利于他本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评论。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的十三年里，严复全力倾注的实际事业，并不是政治变革，而是教育和翻译。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先是政治活动家，那么，严复则首先是教育家，这是他在维新派中独树一帜的特点。他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条主线基本设有变化和转折，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体制下，他的思想和主张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而已。对于严复的认识和评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一、严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1．开创近代“教育救国”的道路正是在1895年（光绪21年），中国近代史上签订马关条约这个屈辱性的转折年头，严复深受列强欺凌的刺痛，愤懑而深思，诉诸笔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激烈地批判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与文化，阐述了他的救亡图存和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正是他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他信奉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称赞斯宾塞将进化论原理应用于社会，推崇斯宾塞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判断民族之高下。他以此考察中国之现状，指出清王朝的腐败不堪、行将灭亡，因而极力主张变法图强。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在方向上与康、梁大体一致，而在手段上有所不同。他并不主张从政治体制改革做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国内“民质”、“民智”条件尚未成熟，因而主张走逐步改良、稳步前进的道路。他既有民族自强的决心，又认为不可操之过急。他的典型言论便是引证斯宾塞的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这种“培其本根、助其成长”的途径和方式，便是教育，他主张从教育做起。在严复看来，变法维新，救亡图强，首先必须改变国民素质，从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入手，通过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达到“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力之强”、“德行仁义之强”的目标。从理论到行动，他一直坚守教育岗位，努力从事思想启蒙、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和民主政制，做改变和提升“民质”的工作。在戊戌政变期间，他并未实际参加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而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正是政治活动家与教育家的区别。严复的救亡图强的主张，与他的教育救国的理念是溶为一体的。他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道路的重要开创者，这条道路不仅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而且与今日“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也不无一致或相近之处。2.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严复当时面临的基本格局是“中体西用”。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895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已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术语。梁启超在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可见不论是早期改良派或洋务派，“中体西用”已是流行的思维模式或惯用术语。这种模式不但为当权的洋务派所倡导，也得到清末朝廷的认可，已成官方模式和教育原则。“中体西用”的原则虽在打破闭关锁国和专制文化统治上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主张“中西兼学”，实际上是要维护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的纲常名教，藉口学习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和政策措施，拒绝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理论，企图挽救满清王朝的衰落。在严复看来，“中体西用”,就是治“标”不治“本”。他发起了批评和挑战。甲午战争的残酷现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动摇了“中体西用”的原则，从而为严复理论思维的突破提供了契机。严复从进化论和实验科学的根据出发，分别对中学和西学作了认真的审视，并加以比较。他认为，从科学验证和中国救亡图存的切实需要看，中学中的科举、八股、宋学、汉学，以及词章小道等，属于“无用”、“无实”之类，应当束之高阁。他指出“陆王心学”貌似研究外物，实际只作“强物就我”的冥思苦想，“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与中学的这种弊端相反，他认为西学是面向社会和现实的，通过实践，讲究实验，因而使西方国家得以富强。他大力提倡的西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应用科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他甚至把“救亡之道”归结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严复的这种思想锋芒，直指传统与潮流，使他在一般政界和学界不免处于孤立地位，但他坚持全面学习西方，视为教育的当务之急，变法图强的正确道路。在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原则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到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这封著名书信中提出体用一致原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做了批判。他指出中国近代的学堂教育，“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5）这种模式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危害甚大。其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体、用关系。“体”与“用”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两个方面。“体”属于事物的内在、本体的方面；“用”则属于事物的表现、功用的方面。二者不可分离。他引用江苏一举人的话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中体西用”论者则将中学与西学各自的体用分开，又企图将中学的“体”与西学的“用”相合，这是不可能的，只会使二者消亡。至于“政本艺末”之说，更是“颠倒错乱。”因为所谓“艺”即“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应是西学的基本内容，正是西方政治和教育的基础。中国的政治之所以“日形见绌”，不足以与之竞争，就因不以科学为本，而与社会的通理公则相违背。若“艺”指科学，则“西艺”应是“西政”之本；若“艺”不指科学，则政、艺二者都出于科学，如左右手一般，谈不上本末关系。中国学习西方之所以无效，往往由于当政者对科学一无所通，抓不住根本。这里他不但批判了“政本艺末”的观点，而且强调了科学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关键作用，表明他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作为中国教育的主要方向。这种理论分析,动摇了“中体西用”的模式，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贯穿着体用一致的原则。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要求“择其所善者而存之，”但新的教育原则应当“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实际上他是要通过教育改革，建立以学习西方科学为重心的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新文化，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转变“中体西用”模式，启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型准备了思想条件。3.制定“德、智、体”全面育人的方针严复把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转向并落实到教育的层面，便是全面改革和提升国民的素质。他认为，若不改变我国国民的贫、弱、愚的状况，要实现民主政治、救亡图强，是不可能的。他主张竭尽全力，从教育入手，并且接受和发挥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从三个方面改变和提升国民的素质，最早实施教育目标的全面育人。我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培养人才的最高目标是“帝王之师”，因而倡导“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制选拔适合做官的人才。这种“官本位”的教育，是以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偏重于旧的伦理道德，而忽视智力与体质。当然，更加忽视人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发展。严复在激烈批判旧的封建政治和教育制度时，便酝酿新的培养目标。他之所以不主张立即实行民主政治的理由是：“民主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他已看到，要增进国民的自治能力，教育应从才、力、德三方面入手，进行德、智、体三方面素质的培养。这种视角直接来源于斯宾塞的教育思想。斯宾塞于1861年出版其教育名著《教育论》，即《教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在西方教育史上明确提出了三育结合的概念。严复从1845年发表《原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引进斯宾塞的“三育论”，指出其“教人之术”是“以睿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并且说：“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他得出结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便是他改变和提升民质的三纲目，也标志着他的新教育体系的基本建立。三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急”，占据核心地位，以新民德为“最难”。但他认为“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他的这种立足于学习西方科学，以智育为核心的德、智、体三育相互联系的新教育观，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使人全面发展的思想。它对梁启超的“新民”教育学说有重要影响。梁启超虽在“三民说”的具体内容上有较多的发挥，但基本沿袭了严复的提法，却是以德育为核心，有着更强的伦理色彩。严复以进化论和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正是克服了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伦理的局限，包含较多的科学与进步的成分。“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提出德、智、体、美育相结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培育完善的人格，与其他方面相联系，形成了一个融合中西教育思想，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中国现代教育思想体系，显然受到严复的影响，吸取了严复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蔡元培在北大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辉煌成就与贡献，和前有严复创造条件，后有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协助、继承与发扬密切相关。一个孤零零的蔡元培在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二、严复是北京大学的重要功臣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严复对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十分关注与热心。1902年应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严复出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直至1904年。他的许多种翻译名著和著名教育论文《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都完成于这项任职内。1912年2月袁世凯委任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4月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旋即向袁世凯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并推荐严复为校长。5月3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校长。他任校长为时不过半年多，但他对北京大学的重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1、为北大生存出过大力。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是北大从封建官僚型大学向现代型大学的一次重要转折，遭遇曲折和阻挠是难免的。1912至1913年期间，中国的这所最高学府经费奇缺，曾两次面临被停办的危险。首任校长严复多方设法，筹措经费，并与师生一道反复申辩，奋力抗争，才使北大度过难关，延续生存。首先是办学经费的困难。辛亥革命后，学部不再给京师大学堂划拨经费，原存银行的存款也不能提取。严复四处奔波，为维持校务而筹款、借款。历经波折，最后总算向银行借到一笔款项，使北大能维持办学。接着又遇教职员减薪问题。民国初年因财政困难，北京政府曾通令各政府官员和学校教职员，凡薪水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严复为此给教育部专写条陈，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不同”，教职员薪水本按课时和任务轻重而判定高低，若一律拉平，使之“放弃职任”，则表面节省，贻误实多。严复本人主动减薪至60元，而为全校教职员据理力争，使他们得以维持原薪。这样基本克服经费困难，保持教师的公平待遇，从而保证了北大坚持办学、培育人才的基本条件。对此，严复的重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更大的威胁还在于教育部停办北大之议。正当严复在校内一面调整教师队伍，一面使学校工作步入正轨，让北大在国内外发生影响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在7月初，却以所谓“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为由，提出了停办北京大学之议。这种议论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文科、法科、工科、农科等先后发出各种说帖或请愿书，反对教育部的意图。在广大师生的支持和影响下，严复专向教育部发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的说帖，针对各种议论，从北大校史、教育现状、大学地位、与国外比较等方面充分阐明了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这份说帖条分缕析，笔锋犀利，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确是直接关系北大命运的一份重要文献。教育部接到说帖后，不得不声明“解散之事，全属子虚。”但又于7月7日下达《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要求学生一律提前毕业，给予文凭，不给学位，并规定“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实际上仍要停办北京大学。这更使全校师生强烈不满，各科学生纷纷草拟说帖，表示抗议，要求研究学问，反对半途而废。由于严复校长与全校师生的奋力抗争，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北京大学停办之议与“结束办法”。虽然严复因多次违抗部命，造成积怨，在外部压力下，被迫于1912年10月7日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但在北大存亡关头，首任校长严复带领广大师生排除艰险，使北大转危为安，不仅对北大往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科学的发展，都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2.为学科改革奠定了基础严复还向教育部呈送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了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改革方案。（1）、高度重视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师资培养严复在《说帖》中提出，“所聘教习，如非万不得已，总以本国人才为主。”择师条件，应是“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沈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使之“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如此则历年以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大学将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可见他十分重视大学的师资培养，学术独立和学术水平的提高。（2）改造文科的方针：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他建议将经科与文科合并，特别指出：“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这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思想显然一致。此外，对于法科，他主张以国文教授本国法律和现行法律为主课，而以外国和历代法律为参考借鉴；对于理工科与农科，他建议选派学生，赴欧美或日本留学深造，并整顿实验室，清理图书、仪器和药品，等等。这个改革方案，说明他研究有素，区别对待，富于远见并且体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设想。对蔡元培往后在北大的改革，作了很好的开端和准备。

严复和他的教育救国论[font=宋体][size=10.5pt]严复（[/size][/font][size=10.5pt]1853-1921[/size][font=宋体][size=10.5pt]）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省候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段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size][/font][font=宋体][size=10.5pt]一、生平活动[/size][/font][font=宋体][size=10.5pt]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size][/font][size=10.5pt]1866[/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size][/font][size=10.5pt]1877[/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留英期间，广泛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及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size][/font][size=10.5pt]1879[/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size][/font][size=10.5pt]1921[/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年[/size][/font][size=10.5pt]10[/size][font=宋体][size=10.5pt]月[/size][/font][size=10.5pt]27[/size][font=宋体][size=10.5pt]日去世，终年[/size][/font][size=10.5pt]68[/size][font=宋体][size=10.5pt]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候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size][/font][font=宋体][size=10.5pt]二、教育思想[/size][/font][font=宋体][size=10.5pt]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size][/font]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 福州）人。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汉族，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晚清爱国名将。行伍出身，但很注意习文，曾说：“吾不能习词赋，封章启事，有用于时，此吾之学文也。”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诸炮台，而守军才几百人，关天培在孤军无援的绝境下，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与游击麦廷章等昼夜督战。敌军在占横档、永安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和威远炮台，关天培亲燃大炮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与敌激战达十小时之久。敌人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被数十创，犹持刀拚杀，最后英勇牺牲，游击麦廷章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也都壮烈捐躯。 关天培墓，建在城东乡南窑九村，墓旁流水潺潺，松柏参天。它与关忠节公祠一起，成为淮安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左宗棠年少时曾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成了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⒈1832年中举，后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并与陶结为亲家。⒉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平定太平军筹划。⒊1857年，升任兵部郎中。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⒊1876年，率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左宗棠以他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魏源（1794～1857） 名远达，字默深。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著述等身，除《圣武记》、《默觚》、《海国图志》等巨著外，主要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20世纪80年代末其诗文被辑为《魏源集》。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他是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幼名帝象，学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回答者： X夕阳天使Y | 三级 | 2009-7-25 12:11 | 检举林则徐林则徐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关天培他是爱国将领,骁勇善战,是为深具民族气节的一代名将。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是人民爱戴的好将领.左宗棠他是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他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魏源魏源,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编撰<<海国图志>>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长技，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满怀爱国热情,是清后期著名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责苛重税敛.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孙中山他被尊称为"国父".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 他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严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并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