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关铜鼓文化的研究动态论文

壮乡铜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田东县锅盖岭战国时代墓中出土的铜鼓就是这方面的物证。《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据考证，其铜鼓的产地也可能在今广西境内。自汉代以后，广西壮乡铜鼓之见于文献记载者，真可谓史不绝书。《晋书·食货志》曰：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己，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阁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这里讲的是“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致使铸造铜鼓所需的铜料乏缺，而“官私贾人”将“国之重宝”的铜钱运到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晋代的广州辖南海、郁林、苍梧、宁浦、高凉、晋兴等郡，包括今广西、广东的绝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所谓夷人就活动在两广地区的南部，后世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地区正是铜鼓的又一集中地区。而这些铜鼓，有的可能是溶炼从中原内地输入的铜钱来铸造的。《陈书·欧阳頠传》曰：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欧阳)頠相善，故頠常随钦征讨。钦南征夷稽，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頠预其功。《南史·欧阳頠传》记载与此相同。兰钦所征讨的“夷獠”，就是《晋书·食货志》上提到的“广州夷人”他们是拥有“大铜鼓”的民族。“夷獠”也称为“俚”，《梁书·兰钦传》在记述钦征讨少数民族时就说“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可见“夷獠”就是“俚”。而裴渊《广州记》却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面阔丈余”的大铜鼓，只有广西、广东接境的云开大山区才有。所以，《广州记》、《晋书》、《陈书》、《南史》说到的铜鼓都有广西的铜鼓。即壮乡铜鼓。到宋代，广西的铜鼓从地下出土的机会更多，已引起地方官和文人学士的重视。曾在桂林做过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静江知府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到：“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比范成大稍晚,做过桂州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对广西铜鼓的形制、大小、纹饰，作了详细的记录：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踞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壁，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类为士大夫搜求无遗矣。这种铜鼓造型美观，纹饰精细，蟾的形象富有变化，生动传神，能给人产生美感，“可以玩好”，引起士大夫的广泛搜求。可以说，在人们的心目中铜鼓是一种有着极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

两千多年前开始广泛流传于中国南方的国之重器铜鼓，至今仍在云南和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使用的习俗，承载着有形和无形的铜鼓文化，成为令考古学家惊叹的文化活化石。铜鼓是与鼎一样代表我国青铜文明的器物之一。有关部门普查，从27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到100多年前的清代，我国流传下了2300多面铜鼓，其中800多面散落于民间。近年来，考古学家和民俗学者发现，在沿西南边境一线的云南文山、红河、西盟、沧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水河流域等地区，古老的铜鼓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山彝族的跳宫节、麻栗坡的荞菜节、壮族三月三祭龙节、广西的蚂拐节等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庆典仪式上，人们都要请出铜鼓，应和着鼓声，让全寨人载歌载舞，欢庆数日；寨中若遇上重要事情，族人决断时，须有铜鼓作证；铜鼓使用完毕，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寨老保管，焚香擦拭，入土密藏；外借时还要系上魂索，并办理许多繁杂的手续。铜鼓记录着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进程和风云变迁。对于考古学来说，用民族学的内容和事实来解释碰到的难题，比如铜鼓的使用、保管、习俗、所有权等，是出土文物所无法解决的。研究铜鼓近三十年的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这样阐释活化石的意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戴氏家族保存着一面传了十二代人的铜鼓。平时用壮锦覆盖，收藏于阁楼上，每年正月初一要举行祭铜鼓仪式，人们先到河边祭水神，取新水为铜鼓洗面、洗身，置于神桌上，烧香祭拜。正月初三、初五，戴氏家族还要将铜鼓抬到村中的老人厅前，跳传统的铜鼓舞。铜鼓见证着这个家族的数百年兴衰，几经战乱仍被视为珍物。诞生于春秋时期的铜鼓，是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国家最具特质的青铜器。从宏观上看，这一区域民族共同使用着种类各异的铜鼓，从微观上看，铜鼓本身蕴涵了千变万化的传统知识，在民族文化及族缘研究上有着特殊意义。李昆声介绍，关于铜鼓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器物研究进入文化人类学家的视野，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铜鼓学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让学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铜鼓和铜鼓舞中铭记的民间文学、舞蹈和音乐。彝族、壮族中流传着许多有关铜鼓的传说，彝族歌谣《铜鼓王》，共有20篇歌词，7900余行。铜鼓纹饰中最具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的是蛙纹，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的青蛙节上，人们把铜鼓和蛙饰看作传神的工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铜鼓文化同样面临衰落之势。铜鼓铸造是一种口传心授的特殊技艺，可是到了近代，这一技艺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那些流传下来的古代铜鼓于是显得弥足珍贵。但广西河池地区曾对辖区内87面铜鼓做了抽样调查，发现损坏的占了70％以上，严重破损的大约有十分之一。

两千多年前开始广泛流传于中国南方的国之重器铜鼓，至今仍在云南和广西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保存着使用的习俗，承载着有形和无形的铜鼓文化，成为令考古学家惊叹的文化活化石。铜鼓是与鼎一样代表我国青铜文明的器物之一。有关部门普查，从27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到100多年前的清代，我国流传下了2300多面铜鼓，其中800多面散落于民间。近年来，考古学家和民俗学者发现，在沿西南边境一线的云南文山、红河、西盟、沧源，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水河流域等地区，古老的铜鼓仍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山彝族的跳宫节、麻栗坡的荞菜节、壮族三月三祭龙节、广西的蚂拐节等少数民族重大节日庆典仪式上，人们都要请出铜鼓，应和着鼓声，让全寨人载歌载舞，欢庆数日；寨中若遇上重要事情，族人决断时，须有铜鼓作证；铜鼓使用完毕，由村寨中德高望重的寨老保管，焚香擦拭，入土密藏；外借时还要系上魂索，并办理许多繁杂的手续。铜鼓记录着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进程和风云变迁。对于考古学来说，用民族学的内容和事实来解释碰到的难题，比如铜鼓的使用、保管、习俗、所有权等，是出土文物所无法解决的。研究铜鼓近三十年的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这样阐释活化石的意义。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戴氏家族保存着一面传了十二代人的铜鼓。平时用壮锦覆盖，收藏于阁楼上，每年正月初一要举行祭铜鼓仪式，人们先到河边祭水神，取新水为铜鼓洗面、洗身，置于神桌上，烧香祭拜。正月初三、初五，戴氏家族还要将铜鼓抬到村中的老人厅前，跳传统的铜鼓舞。铜鼓见证着这个家族的数百年兴衰，几经战乱仍被视为珍物。诞生于春秋时期的铜鼓，是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国家最具特质的青铜器。从宏观上看，这一区域民族共同使用着种类各异的铜鼓，从微观上看，铜鼓本身蕴涵了千变万化的传统知识，在民族文化及族缘研究上有着特殊意义。李昆声介绍，关于铜鼓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器物研究进入文化人类学家的视野，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铜鼓学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让学者们感兴趣的还有铜鼓和铜鼓舞中铭记的民间文学、舞蹈和音乐。彝族、壮族中流传着许多有关铜鼓的传说，彝族歌谣《铜鼓王》，共有20篇歌词，7900余行。铜鼓纹饰中最具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的是蛙纹，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的青蛙节上，人们把铜鼓和蛙饰看作传神的工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铜鼓文化同样面临衰落之势。铜鼓铸造是一种口传心授的特殊技艺，可是到了近代，这一技艺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那些流传下来的古代铜鼓于是显得弥足珍贵。但广西河池地区曾对辖区内87面铜鼓做了抽样调查，发现损坏的占了70％以上，严重破损的大约有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人们对铜鼓的依赖正在淡漠，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民俗仪式逐渐被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因此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维持那些活态的文化因素，让悠久的铜鼓文化传承下去。跳出金太阳，舞来银月亮，云雾缭绕的深处，那有我家乡。森林似飘带，南环绕山梁，花开四季遍山野，那是我家乡。铜鼓咚咚响，飞歌多嘹亮，苗家芦笙舞，越跳越欢畅。铜鼓声声响，飞歌传远方，幸福的日子，越过越久长。敲醒了大山，唱醉了草场，一条小径通云顶，那有我家乡。米酒沁芳香，甘泉似琼浆，梦里寻觅千百回，还是我家乡。铜鼓咚咚响，飞歌多嘹亮，苗家木鼓舞，跳过了海洋。铜鼓咚咚响，飞歌传远方，美满的生活，胜人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