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论文主题选择

网上有很多,自己看看,参考一下,写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

交大校友你好

谈世界军事形势必须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和怎么与美国相处。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是分而不散的，其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做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请记住：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八国集团（不包括俄罗斯），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在外交这副天鹅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的同时（这个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中国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 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 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在祈祷和平的新千年钟声敲响之前，冷静地观察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审慎地预期周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段内维护地区和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发展核武器；美国在亚洲地区继续推行军事同盟政策，而且试图建立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的TMD系统；亚洲国家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一些国家正在构成严重挑战；等等。在意识到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周边国际力量关系的分布情况，观察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此对下一世纪的周边环境作出判断。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这不是世界性的多极化趋势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结构。日本由于经济陷于停滞与低速发展，它与亚洲其他力量的差距在缩小。在此同时，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严重的衰退后已经稳定下来，加上普金的当选，它的综合力量进入了恢复期。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仍在加强与扩大。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拥有核武器使它的军事威慑力在继续增加，印度在亚洲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已明显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加，它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支撑了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是一个非亚洲国家，而且力量分散于全球，它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受到这两个因素限制。 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级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任何一极，在这一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优势。在多极均势结构中，结盟关系的变化及向两极化的发展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中国是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将会对这一结构的稳定作出贡献。 这一多极结构的稳定性还在于即使是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能改变它。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可以维持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要改变这一结构的话，如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其代价之大将是它无法承受的，而且还将远远超过其所得的收获。美国在亚洲地区将继续谋求“领导”地位，但如果它要建立单极霸权的话，它必然会受到其他力量联合的或各自的抵抗。 应当指出，中国周边的多极均势的稳定性会受到次区域力量和力量关系的影响。例如，南、北朝鲜是东北亚次区域平衡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和泰国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印尼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可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力量不仅在次地区的平衡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对中国等大国构成复杂的牵制，从而影响亚洲多极结构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均势本身并不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国际环境的另一新变化是，国际多边体制将成为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多极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会平安无事。霸权主义国家谋求单方面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行为，各极之间无序竞争都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此外，构成其他无序因素的可能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可能有非国家行为者的跨边境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活动，也可能是一些国家因贫困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大量难民。这些无序竞争如不能被阻止和及时控制，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洲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在区域内完成的。这种共有的利益是推动它们在下一世纪进行合作的基本动力。信息与交通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消除亚洲各国间地理上的隔阂，为它们的相互沟通和加强信行提供了手段。亚洲各国还有着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它们珍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倾向是它们相互谅解和相互妥协的基础。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各国将更努力地谋求合作，利用国际体制(即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来共同地维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环境。 除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外，在中国和周边国家有着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后部长级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会议、朝鲜问题四方会谈、“上海五国”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等。这些国际多边体制包含不同的成员，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功能，有不同的优先处理的问题，其产生的决定或共识有不同的约束力，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动着相关国家认识他们共有的利益，并通过合作互谅互让来共同获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这些机制已经在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进程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得到了显著加强。今年5月初，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亚洲货币保护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造成严重冲击的金融危机。这表明亚洲国家已将它们的合作从贸易领域扩大到了金融与货币领域。 在安全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功。同时，一些国际多边体制已经在加强相互信任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今年4月，“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部长们决定要采取集体行动，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好战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五国边境地区的威胁。进入新世纪后，只要各国都能将和平共处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放弃冷战思维，国际多边体制就能够在解决领土争端、控制军备竞赛、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新世纪的初期，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在中亚地区，“上海五国”机制经过扩展，也可能发挥类似功能。但一个能涵盖东亚、南亚和中亚所有国家的多边体制暂时还没有可能性。 在中国周边存在着一些地区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内战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国际因素卷入的背景。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但是，如何发挥国际多边体制作用，寻求最终解决或者缓解其紧张程度，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重视。例如印度一直拒绝国际组织调解克什米尔冲突，这不仅长期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已经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在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后，冲突的延续将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当向印巴两国进一步施加影响，促使他们通过调解来求得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并意识到任何强加于人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应成为下一世纪亚太地区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一条基本规范。 可以预计，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将是下一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表现方式，但是还存在如何主导国际体制的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可以，而且也应当在国际体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要是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制活动不仅会受到多数周边国家的积极评价，而且还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这将成为中国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国际体制的意义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效性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确保周边地区的多极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是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手段。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体制，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全面复兴与强盛是大有希望的。-周边安全环境这里是指国家周边有无危险和受到威胁的情况及条件。是一个国家对其周边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否构成威胁、有无军事人侵、渗透颠覆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它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是制定国防战略的首要依据。 一、我国周边概况和海洋国土观念 （一）周边概况 我国地处亚洲东方，陆地边界线总长2．2万余公里，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我国陆地与15个国家相接壤，与8个国家的大陆架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相连接，还与美国等许多国家隔海（洋）相望。我国既是一个陆地型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型大国，陆地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面积300余万平方公里，陆海相连，总面积达1260万平方公里，疆域辽阔，美丽富饶。 旧中国在长期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下，国弱民贫。从元末明初起，帝国主义先后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20余次，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前后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5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仅1842年、1860年、1895年、1901年，列强四次侵华战争，清政府就割让国土160余万平方公里，赔款7．1亿两白银。由于外敌人侵，至今我国边界仍遗留很多历史问题，陆地疆界尚有2600公里还没最后划定，隶属我国的海洋国土还有100余万平方公里存在重大争议。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遭掠夺的严酷事实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在经济上有所发展的同时，国防拨款明显增加，纷纷制定国防发展新战略，武装力量悄然崛起，有的已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必然对我国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二）海洋国土观念 我国濒临黄海、东海、南海，不仅拥有内海渤海，而且拥有漫长的海岸和 6500多个岛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应划归我国管辖的海洋国土，除内海，领海，毗连区外，还包括大陆架和经济专属区，共计300余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洋国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油气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守护我们的海洋国土，开发利用我们的海洋资源是历史赋于我们的神圣职责和权力。1996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视察祖国沿海地区时，明确提出我国人民要增强海洋国土意识，这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我国人民对于祖祖辈辈用汗水和生命开垦和保卫的每一寸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守土意识非常强烈。而对海洋和海洋权益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对海洋国土的丢失和海洋资源被掠夺，缺少应有的“疼痛感”，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反差相当明显。 海权是国家的一种综合力量，是国家安全的门户，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新中国成立之前100多年我国被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海权唇亡而齿寒，国家无安宁可言；海洋及海洋国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与我们中华民族今后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科学家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世纪，在海洋经济时代，谁拥有海洋，谁能在海洋开发中占有优势，谁就能在世界上取得更多的利益、更大的生存权力。事实上当今世界为争夺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国家早已将目光投向海洋，海洋上的经济争夺，军事斗争已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一滴海水，但也决不容许他人侵占我国的滴水、寸土！这就要求我们全国人民强化海洋国土意识，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与有关国家的争端. 你自己再加点就行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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