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回流经济现状研究论文

.半年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不过不是YOUKU不能看 是土豆不能看 也是突然就不能看了 但不死机 网页也可以打开 广告也可以出来 就是视频不出来 等多久也没用 问了好多人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一直也没能解决 偶然一次孩子触动了系统恢复 就好了 我推测可能是一些设置之类的出了差错 但我不懂这些 所以压根开始就没敢改动什么设置 所以还是闹不明白

你说的很好，，：中日经贸关系 现状 问题 对策。要注意根源，现时是不能很好的解决的。比如说人员的交流要加大（青年的）文化的交流也很重要。思想不同想法就不同想法不同做事就不同做事不同就有分歧。有分歧就不和，，，如发展下去就会加深二国的人民不和不知能帮到你吧，这是我的想法和现时要做的。。

从日本食品包装的回收看日本的循环经济[日语论文]食品包装の回収からみる日本の循环経済摘要本论文通过对已有先行研究的参考，首先以日本食品包装的回收为切入点，总结日本食品包装的回收利用现状，以小见大，从中引出循环经济的研究。其次，阐述循环经济的概念、并从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等方面探讨日本的循环经济，而且对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成果和经验进行总结分析。日本发展循环经济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其经验如下：完备的法律及合理的规划，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都合理分担责任，注重培养公民强烈的环保意识与进行环保教育。最后，通过对日本循环经济的分析，为中国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参考。希望通过本论文使大家加深对循环经济的了解，促进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关键词：食品包装；回收；循环经济；历史现实因素；成果经验；启示要旨本论文は、いろいろな先行研究に基づき、食品の回収という视点から、日本食品包装の回収利用の现状を総括し、一部から全体のことが分かり、中から循环型経済の研究を引き出す。その次に、循环型経済の概念を详しく述べし、日本循环経済発展の歴史と现実的背景などの方面における日本の循环経済を検讨し、それに日本の循环経済の成果と経験を総括して分析した。日本は循环型経済の発展におけて世界でトップの地位があり、その経験は次の通りである。完全な法律体系と合理的な计画であり、国家、地方政府、企业と公民はすべて合理的に责任を分担したり、环境保护の教育を行い、公众の强烈な环境保护意识を育成していたことである。最後は今回の総合的に分析した结果を通じて、中国循环経済の発展に多い参考になりたいと同时に、循环経済についての知识を身に付けさせ，中国の循环経済を推进することに役に立とうと思っている。キーワード: 食品包装回収循环経済歴史的と现実的背景成果経験启示

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文化解释及对中国的启示刘春勇北京大学日语系99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尽管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滑坡，以至于现在的日元大幅贬值经济发展前景却仍不容乐观，然而它持续了四十年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任何人也无法忽视的，它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了又一个世界奇迹。近年来世界经济整体滑坡，而中国却一枝独秀，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尽管如此，我们的改革进入了“瓶颈”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顺利通过“瓶颈”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是现在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日本的经验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何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奇迹的背后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即儒家文化的影响。显然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发达经济中更多的是不懂儒家思想的欧美国家。马克斯·韦伯甚至极端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根本无法在缺乏新教伦理的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取得很大的发展。（1）当然这是不足信的，因为东亚的奇迹已经做了最好的证明，但需要指出的是，那种“《论语》加算盘”的文化解释似乎正是为了反驳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产生的，因此不免偏激，所以我们不能企盼从文化中找到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经济问题还需要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的思想文化对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所起的润滑剂的作用。于是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说明的两个问题，关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以及当时的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研究是为了借鉴经验吸取教训，因此论文的第三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提出了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对中国发展的几点启示。一、比较优势战略关于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解释同样有很多，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把它们归纳成三种类型。（2）第一种是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高速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比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然而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显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尤其是从战后到6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的“统制”特征是相当明显的，因为在恢复时期日本工业极其薄弱，没有政府的扶持会很快崩溃，显然这种解释把现实经济过于理想化了。第二种解释与此恰恰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 Amsolen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 Wade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乃至亚洲四小龙经济的成功恰恰是政府有力地干预市场，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扶持某些关键性战略产业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知道的是，现实中有更多统制经济发展受阻的例子。要素价格扭曲的市场显然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对一个政府很难完全控制的大市场来说，而日本真正的高速增长期也是从六十年代逐步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后开始的。第三种解释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的确，外向型是日本经济的一大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得益于对外开放。然而并不是只要开放就能发展，正如中国开放的同时还要改革一样，日本内部的战略和政策的选择也是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单纯的开放不仅不会带来发展反而往往会使本国经济一溃千里，可见外向型也远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以上三种假说都解释了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些问题，但又都不能完美地说明全部，所以这里要引入另一种发展战略——比较优势战略来作出更加符合逻辑解释。（3）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否定前面三种假说，而是融三者于一体指出了三者背后更为本质地东西——比较优势，它把这三种假说作为实现比较优势的条件从而作出了一种并非全新但更加深刻合理的解释。这种比较优势战略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出版是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开端。他认为判断一国某种商品是否便宜的标准决定于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是否具有绝对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4）因此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所形成的国际分工能使各个贸易主体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这样的分工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然而斯密忽视了一个国家所有生产都处于绝对劣势却仍可以参加国家贸易的情形，因而无法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基本理论。于是大卫·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更为科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即一国不必只生产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只要生产自己产品结构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经过国家贸易就能使各贸易主体的利益都得到改进。这构成了西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的核心。1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厄里·赫克歇尔和伯尔蒂尔·俄林又提出了要素禀赋学说，这种理论放弃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而把国际贸易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价格差异。它强调“不顾不同需求条件的影响，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有时会如此之大而决定了贸易的基本性质”，（5）从而“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6）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缺乏，那么它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因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更好的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降低成本，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更具竞争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即是比较优势战略。而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首先要求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其次还要鼓励自由竞争，让市场发挥作用从而使价格准确地反映出本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这样才能更好的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再次，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全面了解比较优势，所以政府就要采取适当政策提供完全信息引导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适时促进产业升级。由此可见，前面所提到的三种假说正是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条件，他们都部分地反映了战后日本经济的特点，从而我们也可以想象日本战后经济正是遵循着比较优势战略快速发展的。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日本的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民用财富的40%丧失了，尚存的机器设备也老朽不堪，1946年工业生产仅为战前的6.6%。损失最大的是船舶，从630万吨减至153万吨，只残存24%。1945年大米产量也降至平均产量的60%。（7）战后初期日本的生产要素禀赋状态是：资本存量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土地面积狭小，国内资源贫乏，原料资金不足，只有劳动力过剩。日本经济学家鹤田俊正指出：“在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状态下，只要坚持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等传统的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的工业化，日本就必然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道路”。（8）然而这似乎和当时日本的选择有所不同，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思想之后，又经过“静态国际分工论”和“动态国际分工论”的争论，最终选择了规模经济利益大，吸收就业人口能力强，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学工业化道路，并对钢铁、机械、石油精炼、石油化工、汽车等弱小的基础产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扶持措施。（9）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比较优势战略的选择主要是由战后日本面临的特殊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战后美国处于政治考虑对日本大力援助，日本正是利用了这些援助资金和设备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才得以施行当时的“倾斜生产”政策。1949年美国停止了援助，日本经济马上陷入困境，这也正体现出了美国援助对日本“倾斜生产”的作用之大。不过对日本来说幸运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所带来的“特需”又给了日本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得日本得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回报率高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无需大幅地扭曲价格，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倾斜生产”的危害和成本。当然特殊的国际环境并不能解释一切。事实上，50年代日本提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4以上，（10）而且在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的经济恢复时期，甚至在实行“倾斜生产”的同时，日本也没有放弃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等轻工业以及日本最为成功的大量使用劳动力的造船业也为日本迅速积累资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战后初期日本的政策选择并不能构成比较优势战略的反例。日本高速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不仅在于遵循比较优势而且在于按照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适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任何一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都是变化的，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生产要素禀赋的变化意味着一国某些产业产品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的消长替代，这样后进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就使得它能具有动态的比较优势从而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外向发展和国际分工模式。（11）进入60年代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恢复了经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的1/3以上，要素禀赋结构也与战争刚刚结束时有了很大的不同，资本存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劳动力价格即工人工资也有了明显的增长，比较优势由劳动力转移到了资本。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适时干预经济，推动了产业结构向能源密集型和材料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大社会资本投资发展规模经济，从而开启了经济高速增长之门。一种外生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一定内生的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因此在日本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下，一旦确定了比较优势战略也就由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三个条件确定了一定的经济体制，即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在宏观政策环境上尽量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反映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从而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创造条件；在资源配置制度上主要由市场自行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资源被合理分配到各个产业；在微观经营机制上鼓励企业间进行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五、六十年代尽管通产省限制新企业进入重化学工业和同类产品进口，但同时也要求原有企业间相互竞争。在理论上，由发展战略和要素禀赋结构可以确定不移的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内生的经济体制。经济效益直接取决于发展战略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宏观经济中所谓的内在稳定器（built-in stabilizers），即现代经济中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性能，和微观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构成的内在调节机制会做好其他工作。然而在实际中这两种调节机制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在于减少经济制度的任何波动的一部分,它不能百分之百地消除波动，消除它所留下来的波动的是斟酌使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务”，（12）微观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同样远非完美，完全自由的竞争往往会导致混乱。另外，宏观和微观之间的“衔接”和沟通更是单靠自动调节难以解决的，因此政府在基本确定了的内生经济体制的中的协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产业政策发挥其协调作用必须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其对经济的影响必须通过市场机制才能实现。战后初期日本政府曾实行统制经济制度，直接控制物资、资金和价格及外贸，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同时也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使企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缺乏活力。到1952年4月，日本政府废除了《临时物资供求调整法》，结束了对工业制品及其生产的严格限制。同年7月还撤销了统制经济的最高管理机构“经济安定本部”，代之以经济企划厅。至此，日本完成了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职能也转变为协调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发展，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框架内执行的，政府一般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决策而是用非正式的劝说指导企业界。（13）而“政府多方面进行直接干预的产业部门，是运输通信部门、服务产业部门、金融部门”这些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特殊意义的中间产品产业部门和最终产品基础产业部门，因此，日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范围也是有选择的，并未因直接干预而窒息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且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协调。到这里我们已经基本可以明确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在于选择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较好地协调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关系。我们当然还可以提出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它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发展战略符合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了比较优势，这也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问题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密切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向着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努力实现中日经贸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同各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重的。近年来日本对我国出口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继2002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04年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在科技、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日本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社会上有人提出“抵制日货”，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做是完全不妥的。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盲目抵制日货，就会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既不利于双方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也不利于我们很好地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最终会损害我国的整体利益，影响我国的发展大局。我们应当立足于维护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促进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是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稳定健康的政治关系又是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贸合作优势互补的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中日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利益交汇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于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今天比过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难局面。如果这种不和谐的政治关系持续下去，必然有伤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日本应当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将自己的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营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潮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日经贸合作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达到了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的程度。21世纪的亚太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随着亚太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日两国作为世界和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应当深刻认识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重大意义，努力协调和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和问题，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风物长宜放眼量”。中日经贸关系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中日两国都应该登高望远，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努力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关于中日关系的现状：【2008年】1月5日至6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1月27日至28日，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委员围绕落实福田首相访华成果、确保胡锦涛主席访日成功这一主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2月19日，全国人大与日本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吴邦国委员长会见来华出席会议的日参议院代表团，就中日关系等交换意见。2月20 日至24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应邀访问日本。期间，分别会见福田康夫首相、外相高村正彦、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各政党党首等，出席日本各界人士招待会。结束东京日程后，国务委员唐家璇赴大阪和奈良参观访问。2月26日至3月1日，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斋藤隆访华。3月15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系列活动，与两国青少年进行了交流。3月31日，中日第八次防务部门安全磋商举行。4月15日至16日，日本执政两党干事长伊吹文明和北侧一雄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4月17日至20日，杨洁篪外长访日，为胡主席访日做最后阶段的政治准备。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当前落实联合声明的70项具体举措。双方就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达成广泛共识。5月8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在东京举行，胡锦涛主席、福田首相出席。二、 经贸关系（一）中日贸易日本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过，退居第三。2007年中日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为236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我对日出口1020.7亿美元，同比增长11.4%；我自日进口1339.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中方逆差318.8亿美元。（二） 日本对华投资日本是我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0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914个，同比下降20.6%，实际到位金额35.9亿美元，同比下降20.8%。截至200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28个，实际到位金额617.2亿美元。（三） 日本对华资金合作1、日元贷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1979年，双方商定2008年前结束对华日元贷款。2007年12月，两国外长签署日本对华最后一批日元贷款换文，至此，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33164.86亿日元（约合33 0亿美元）。截至2007年9月，我实际利用日元贷款约25207.33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占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左右。2、无偿援助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1398.25亿日元，用于141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2008年5月双方签署2008年援助协议，日方将于本年度内向中方提供5.77亿日元援助。3、“黑字还流”贷款1988年和1994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两次向中方提供“黑字还流”贷款，共计1400亿日元。三、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以下特点： 一、共同文化渊源深厚，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 二、民间交流占据主体。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我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200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四、科技交流与合作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于1980年签署《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起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此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特别是在应用技术合作方面成绩显著，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中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主要包括：根据《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开展的合作，在政府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两国政府部门的对口合作（包括部门间签署的合作协议等），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渠道的技术合作以及《中日核能合作协定》等。此外，双方许多部门、地方、研究院所、大学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两国科研人员的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伴随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双方节能环保领域技术合作发展迅速。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五、军事交流与合作中日两国于1974年互设武官处，70年代末开始军事交流，关系发展良好。1989年后两国军事交流一度中断。1995年日本防卫厅参联会主席西元彻也访华，中日军方高层交往得以恢复。1998年实现国防部长互访。2000年实现两军总参谋长互访。2007年8月，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11月，中国军舰在二战后首次访日。1997年至2008年，中日防务部门举行了8次安全磋商。中日双方还在防卫医学、院校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开展交流。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双方同意加强防务交流，日防卫大臣将于年内访华。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现在中日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冷的 ， 虽然近来两国高层交流不断，，但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分歧的 ，组最典型的 钓鱼岛 问题 ，另外还有台海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等等。 在以后的发展中，中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日本是岛国，资源全部依赖进口，与实施运输 就是大问题，而日本运输船都是从台湾海峡通过 ，日本怕中国统一台湾以后会切断他们的海路，素以他们会百般阻挠， 所以预计 2020年中日还将一战。。。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