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论文

可以去abc211文汇找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设立之后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更加突出。由此造成的结局是：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无法完整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源流，保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给予其准确的理论定位；另一方面，则是无法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图景。探寻二者相互脱节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造成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者相互脱节的首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的哲学思想发展史，进而把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正确哲学思想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哲学基本原理凝固化，作为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种“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存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简单化，无法真正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一方面，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仅包括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包括多种源自马克思而又在理论形态上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必将把在哲学形态上异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之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决非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它也必然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前进与挫折的发展过程即便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哲学思想也存在一个不断修正的历史发展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正确思想发展的过程，事实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归结为一个不断宣示真理的过程，这不仅违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而且也不利于我们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机制。通过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正确与错误思想发展和斗争的历程，既能还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原貌，又可以通过研究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立体地展现正确思想形成的理论语境和历史语境，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内在规律和机理。第二，“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形成了违背历史主义的观念史研究方法。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就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流行的这种观念史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过批评。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方法脱离马克思同他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拘泥于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史的考察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变革，并且秉承一种目的论的立场，预先规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以此为标准评判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着作的内涵及其意义，他批评这种方法无法科学揭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通过这种批评，阿尔都塞提出应当寻找促使马克思思想变革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考察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回答时代问题来实现思想变革的。应该说，阿尔都塞的批评是深刻的。因为单纯拘泥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文本，是无法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历程的。第三，“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必然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异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反过来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多种理论传统，不同理论传统不仅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而且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这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它一方面源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理论论述的不同侧重点和差异，另一方面也源于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下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同选择。但是，由于“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作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思想的发展史，使得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对同一理论问题的理解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有所不同、甚至提出过批评意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可避免地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或者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遭到主观批判，其结果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丰富内容简单化，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走向僵化。在上述“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支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必然会产生相互脱节的结局，而且也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自它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以来，就一直被我国学术界主观地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加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出发，揭示其理论命题的原意和回应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命题，而只能揭示其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点并予以主观批判，其结果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停留在资料评介的水平上，既制约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同时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实现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目的。二造成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者相互脱节的另一个原因应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边界不断扩大、直至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这一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2年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后，对于如何认识其理论性质和理论定位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和肯定三种理论观点。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一方面比较敏感，另一方面也难以达到共识，部分论者或者认为这种争论是一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或者力图绕过这一问题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纯地域性的中性概念来替代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意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这本质上是为了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策略性做法，却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再加上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已经无法涵盖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状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由此应运而生。可以说，我国学术界经历了一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化过程。但这一转换却隐含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问题也使得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不仅在外延上存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内涵上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无法等同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总称，它是一个纯地域性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学术界通常是指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产生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是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力图摆脱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自产生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使其理论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并丧失了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联系，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管其个人遭遇如何始终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建构始终联系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因而其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不同理论思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理论旨趣存在着原则区别。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思潮流派众多，但总的看可分为五大部分，即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领域过去长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学科点的主要研究内容，根据我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学术力量和学术传统，对这一部分内容本文暂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论就其产生的根源还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都具有一致性，即它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思潮，都反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所不同只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于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教条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集权主义的批判。不管其理论存在着怎样的弱点和缺陷，可以把它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理论思潮。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说，西方马克思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注重对马克思着作、思想作严肃学术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二是直接以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为目的，通过研究马克思着作、生平而贬损、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而形成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来源更加庞杂，其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结构主义为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等都有关联。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既有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较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较远的理论家，也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较远、甚至解构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把它们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显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理论参考系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具体说，我国学术界最初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其结果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阈中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随着我国学术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批判性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又作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肯定的对象出现，甚至认为只有国外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读懂了马克思，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恩格斯、列宁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是误读了马克思，或者是政治话语而非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述两极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相互分离的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具体说，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上述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无法完整地描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全貌，而且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沦为对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着作的阐释史和导读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无法完成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这一应当承担的使命。其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看，上述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视野，立足于它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运动和文化传统展开研究，而只能停留于一般性的资料评介，而且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者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之外，或者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之上。笔者认为，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变革“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确立“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所谓“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作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源，马克思哲学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多流派、多形态和多种理论传统的发展过程。树立“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既是由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哲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选择所决定的。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看，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哲学，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是同一过程的观点，而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就意味着，以变革社会现实为己任的马克思哲学不仅必然会把“实践”置于理论的中心地位，而且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同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把握好“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必然会呈现出多流派、多种理论传统发展的格局。第二，“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要求我们实现研究方式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在“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指导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主要展现为对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着作的解释史，具体说，主要是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来分析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和理论贡献。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不仅难以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特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理论传统的个性和差异而且也难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尺度上，也形成了以自恩格斯、列宁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衡量标准，评价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难以得到科学的结论。“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恰恰要求从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出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条件、思想运动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其必然结果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结局是多流派、多种理论传统并存这一客观事实，也要求应当从时代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问题以及理论家如何解决时代问题的双向维度评价不同流派的理论家的理论得失。这种研究方式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内在地要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来。第三，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也必须实现研究视野、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本质上不过是“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体现，这种研究视野事实上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二元对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一源多流”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历程，才能正确处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视野。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应当实现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转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内在机理，都是最终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因此，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停留于简单地评介其理论观点和展开盲目的追踪研究，而应该一方面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严格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以避免混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立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文化传统，在真正弄清其理论命题的原意的同时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研究，真正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处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浅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写论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文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思潮。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运动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探讨。本文试从整体上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六个方面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以便于吸收和利用其合理的成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文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多样性 批判性 现代性 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兴起并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一股哲学思潮。它以时代的变化为借口，提出并企图用西方近现代的某些哲学思想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使之“完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整体上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相反，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采取简单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扬弃的方法来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中吸取积极、有利的因素。本文试从整体上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抽取出其共同、一般的特征，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学派的多样性

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林立、理论繁多，并不能纳入一个完善统一的“公理”和通用的模式，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与多变性。这是一个只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所了解、接触就会感觉到的不争事实。其中有影响的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十多个学派。而且有些大学派里面还套小学派，有不少分支。可以说，在这众多的学派中也找不到两个观点毫无分歧的哲学家。此外，各学派之间还不断相互影响甚至交叉。因此，人们要准确地说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少个流派可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导致同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会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交叉、综合以及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在哲学思潮上的体现。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缺乏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缺乏旺盛的生命力。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营养以寻找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学派在其创始人生前曾风行一时，以后却如昙花一现，之后或者因为内部分化而衰落，或者与其他学派融合产生“新”的学派，或者被另一种学派所排挤、所代替。而后者接着也遭受到前者同样的短命厄运。如黑格尔主义一新黑格尔主义、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等。

总之，它们只有不断的改变招牌、更换门庭才能维持其生存。这样产生的多样性并不是正确的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错误的片面的彼此交替和对立的结果，而只是一种错误的和另一种错误的、一种片面的和另一种片面的相互对立的结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是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西方哲学就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同样也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表面的多样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以及运用不同的哲学流派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客观上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的深人。但是，往往容易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歪曲，最终使研究陷人死胡同。

二、内容的两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学派林立、多样且多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容上也杂乱无章、无规可循。综观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问题；二是关于人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把这一思潮区分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或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大思潮的产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主义的两大思想武器：用科学主义反对迷信，用人道反对神道。那时的资产阶级既重视理性、重视科学，于是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同时又重视人道、重视人权，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这二者是统一的。随着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严酷的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进步、机器的运转，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反而带来了使人异化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同时，科技发展本身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也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分裂Et趋明显：理性主义一方面越来越来把人的问题从科学范围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从抽象的思辩的理性主义转变为具体的、实证的理性主义。与此相应，它把人道主义斥之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而把自己标榜为一种要回答人的原始之内在本质的“新人道主义”。这样，终于在十九世纪分裂为两大思潮。

就科学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发生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由电气化时代步入信息化时代。科学的大分化、大综合的结果，出现了边缘性学科、横断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这样三大类型的新兴学科。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客观实事面前，那种主要以数理逻辑结构为工具，从横向静态地分析自然科学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方法的学派逐渐暴露出不能说明科学发展规律的弱点，从而不得不让位于那种主要与科学史相结合、从纵向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学派。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正是表明了这种由横向到纵向、由静态到动态分析的趋势。

就人本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则是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历史现实。西方社会在这半个世纪中经历了战后恢复、相对繁荣、停滞危机、滞胀复兴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科技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的各种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从酝酿到爆发、从潜伏到表面化；社会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精神文化日趋坠落、垄断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也随之加紧。这些矛盾的积累，终于在六十年代后期导致了一场震撼西方社会的新左派运动。

我们必须看到，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仿佛是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压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当然是极为荒谬的。不过，它提出了如何处理好科技与人的关系的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现代性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下，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通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著作来“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于马克思本人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新趋势和新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即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它的许多原理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消失了，不能解答现时代提出的各问题，因而过失了，必须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以适应当代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被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已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需要正本清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在时代已经事过境迁、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回答现代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绝对是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时代的前列，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分析解决实际的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操作过程中，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与说法，而是抛弃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等，对此，仅以现代化做为说明是没有道理的。

四、纯学术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纯的学术性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局限于学术研究的圈子里。正如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在学术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式的特征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的奠基人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力图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只是到了三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主要当作纯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变化最初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出来的。霍克海默在三十年代初创立批判理论时就表现出明显的脱离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沿着这一条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曲折道路而前进的。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具有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特征并不是说他们闭门造车，不关注现实，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如在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他们的理论就成为新左派的思想武器。因而这主要是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

五、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向各种学术思潮开放，吸收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果来“补充、修正或发展”自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寻根探源，续马克思的家谱。即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体系来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卢卡奇等人主要是利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精华、最能够表现其性质的是辩证法，辩证法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甚至包容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及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而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来的最宝贵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正是这种“主客体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的本质，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辨证过程，也才能指导社会走向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理想状态。二是主张吸收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补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相融合。如萨特等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留下了一块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了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必须把存在主义“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萨特等人也因此而得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明确的理论性质和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其列各种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吸收，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实际上更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做法直接结合在一起，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六、批判性

批判性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运用这种“批判的精神”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及其表现出来的批判方法，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的精神，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作用，最迫切的是必须恢复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性质。不能像恩格斯、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包罗万象的总体法则和理论体系而加以遵守。而应以批判为中心任务，展开对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社会现象领域的全面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特别是他们深刻分析、揭露了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之中存在着人性的丧失，可以说是非常有见地、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过分地强调批判性、而忽视了科学性，实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解曲释。

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拓展，这两个核心概念，不但对革命主体先天性的摒弃，而且对革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动力，因此提升了法国当代反叛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可能性。本文对这一哲学基础，展开了讨论。

一、认识论断裂的意义

不同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阶段，是指强调多样性和生成性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这不但是在理论上的一种划分，而且是现实社会演进中的一种划分。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一场黑格尔思想入侵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在黑格尔思想的入侵下，尼采哲学、克尔凯郭尔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都对思想界进行不同程度的冲击，这种思想的'多样性，不仅促成了新尼采主义，同时产生了具有创造性的法国黑格尔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暂时的呈现比较完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萌芽是法国新尼采主义和法国黑格尔主义。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研讨班上分别对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是法国哲学中输入了人本主义；另一方面，把人阐述为“一个人的欲望总是他者欲望的欲望”的某种存在的基础，为消散主体性开辟了新道路，这个新道路就是欲望主体的生成和欲望主体的消散，这种理论归类方式把原本复杂而丰富理论变的简单化和抽象化。详细而论，阿尔都塞强烈的拒斥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潮，所以，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点黑格尔转向尼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的关键契机是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

在认识论断裂的过程中，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有两方面的意义，一种是时间上的断裂，就是指以时间上的不同阶段阐述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断裂。另一种是逻辑上的认识断裂，在哲学认识论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内在断裂，所以，不管是哪方面的断裂，都预示着黑格尔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断裂。阿尔都塞明确地认识到：“简单的颠倒并不是断裂，不是将颠倒的事物颠倒过来，就能因位置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事物的本质和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转向科学的进步。

阿尔都塞不仅强调马克思存在这种断裂，而且也斥责了那些企图回到黑格尔的想法的人，这种谴责带着政治宣言的色彩，逼迫其追随者另辟蹊径。这些学者都阐述了黑格尔思想，但最终却殊途同归，用其他的方式发现“认识论断裂”。

二、和解与断裂的逻辑意义

科耶夫为代表的那些人道主义阐释者就是伊波利特所指的“某些阐释者”，他们对黑格尔进行转变，变成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伊波利特尝试改造法国黑格尔主义，他的阐释方向是：由原来的人本主义阐释，转变为向逻各斯主义的逻辑阐释，这种转向更像是一个严谨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但是伊利波特努力的完成《逻辑与存在》这一著作，在此书中，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仅仅是把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想从原来对人的存在的关注转变成现在对逻辑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寻找一个能够经存在和逻辑加以和解的融合点，因此补充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互相存在的鸿沟。在和阿尔都塞的相比之下，传统的伊利波特似乎主张非断裂，但是从实际出发，他的理论推演过程，显得过于急躁了。

在以语言为中介的自我意识方面，伊利波特曾尝试把逻辑和存在相互连接，与此同时，在他看来，语言包含几个关键要素：第一是存在；第二是反思；第三是意义。作为语言的重要构成要素意义，它意味着在反思过程中对语言实体性要素的否定和舍弃，所以，意义的本身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存在方式，伊波利特所称的“意义的逻辑”就是指黑格尔的逻辑学，伊波利特所阐述意义的逻辑指的是和解和共在，某种普遍和特殊获得思想辩论整合的个体性，在之后德勒兹使用过它，情况却大相径庭。

和解被归为意义层面之时，和解随之变成语言学的一个问题，意义的语言学回归还存在着危险：就是和解的终点转向断裂的起点。这个是语言的核心问题且无法回避：概念的综合就是语言，它所表达的事物是外部的客观存在和语言的存在有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的存在会导致意义成为对抗性存在的一种表现。伊波利特用思辨逻辑来努力整合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此种断裂却总是存在和解的思辨逻辑之中，对于伊利波特来讲，意义的逻辑就是思辨的逻辑，语言的和解中会一直会有思维和存在的断裂，这种结果使得伊波利特无法预知。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勒兹阐发一部书，名字叫作“意义的逻辑”，书中主要阐述了意义的和解所包含的内在断裂。

三、从意义生成性内涵到事件哲学的产生

伊利波特把意义作为思辨逻辑的主要关注点，是不可言语的阐述方式，没有直接的超验性。在黑格尔的阐述过程中意义的存在本身就存在辩证关系，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因此，在德勒兹的思想中直接成了“生成性”并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基本内容，意义本身就存在悖论性。

德勒兹认为事件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实现的问题。在政治事件实现中，使“多元”的意义展现出“唯一”的存在模式，这种唯一存在的模式却不能真正的凸显出断裂的意义内涵，后者所包含的多样性和生成性不能只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因为，断裂中会一直存在意义所包含的现实政治事件和意义，所以作为意义的事件是政治事件持续爆发的内在原因，而不是真实爆发的这一政治事件，它和真实的政治事件是存在多余的空间，然而这个多余的空间往往是社会革命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所以，法国激进左派对事件哲学乐此不疲。

四、总结语

本文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基础转变进行了简单的阐述，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种批判让学者重新思考了哲学的问题域，而且在断裂中传承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和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我们在学习伟大思想家的抽象理论时，他们不但对哲学本身进行探讨，而且不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的研究，在这期间，所经历的哲学思想促进我们今天更好学习和面对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