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范文西安事变张学良

为了抗战。可以说没有七七事变，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国政府一直对张杨二人持赞许态度，尽管这两人都有很大的缺点

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民族矛盾的激化，也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直接原因：蒋介石的一意孤行，坚持剿共。张、杨的爱国。西安事变的发生，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辱的强烈愿望。团结就是力量，今天我们面对恐怖主义、禽流感以至过去的非典，无不显示出团结的力量。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历史事件。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蒋介石仍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将军被迫“剿共”，因在陕北战场上屡遭失败，受到蒋介石的责难，于是急于寻求出路。张学良通过被我军放回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关系，与我党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举行了会谈。张将军决定以民族存亡的大局来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杨虎城收到了毛主席派人给他送来的亲笔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亲临西安，下榻于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多次对蒋“苦谏”，均痛遭拒绝。张、杨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对蒋实行了“兵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战争也进入了崭新阶段。

不要说什么张学良脑子发热，不要扯什么偶然事件救了共产党，小张必须服从地方军阀的历史行程，他不抓蒋介石才是小概率事件。换了他爹张作霖处理同样的局面，怕是下手还要再早一点。先不说张学良，几百年前的吴三桂为什么主动造反？为什么造反后会主动出击？第一个原因是清朝即将巩固中原，如果等大清再搞定西北（噶尔丹）和东南（台湾），必定要来消化自己这个旁系军阀。第二个原因是他这个最强的外系军阀被封到了最穷的云南，财政上靠中央支持才能养兵。西安事变自解决之后就是一笔糊涂账，这个改变中国历史事件的核心参与方们全都或多或少的隐瞒了事件的部分真相。中共注重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张学良时而自豪，时而后悔，蒋介石则大言不惭的找陈布雷补写了他对张杨的教化。

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屡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玩笑说完，再来看看中共是怎么样做张学良工作的，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中共细致入微的东北军工作分不开。中共早在瓦窑堡会议时就决定了利用东北军与蒋介石的矛盾，以抗日为契机争取东北军。海岚·里昂文件里面目前面世的有两个文件与此相关，披露了一部分中共与张学良的秘密往来。“西安事变”不仅是张学良，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90年，张学良在与历史学家唐德刚谈话中，提及“西安事变”时，表现出了两种似乎前后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认为自己所作所为该杀；另一方面又并不为当年的作为而后悔。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张学良明知是大逆不道的“忤逆”之举也毫不后悔呢。

蒋公在其日记中也专门写到：“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顾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後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後，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在西安，张学良两次痛哭不要剿共，给他去西北打日本，蒋介石说你不打，我换人来打。最后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给TG的一个电报：“为了革命的目的，我把反革命的头目蒋介石抓了，请速来共商大事”。可惜近年随着史料披露，西安事变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杨奎松教授梳理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作了缜密全面的研究，对若干众说纷纭的谜团作了翔实考证，在近年出版了权威性专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该书系统详尽地介绍了西安事变前后我党的政策策略改变，非常值得细读。但有的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对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就是一例。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偶然的，站在大历史角度看是必然，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的必然。前文提到中共改变自身左倾关门主义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因，张学良、杨虎城是外因。对于张学良而言，自身的民族感情是内因，中共是外因。因为张学良是一个有“鸿鹄之志”的人！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像当时所有的军阀一样，想"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安重荣语，大意）。无论东北易帜也好，还是西安事变也好，都是这种“鸿鹄之志”驱使下的行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乃是中共及杨虎城洞察其奸，加以利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张学良这么瞩目，不仅是对两个党国都是民族功臣，可能他还是民国惟一的扎过势的军阀二代！

张学良出生于晚清，成长于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可以说从他懂事起，他的父亲就是当时中国最成功的军阀之一。从炮击沈阳立马撤退到关内，东北三省沦为小日本的殖民地。后来主动请缨剿共，然后在联共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张学良对国共两党都是有再造之恩的人,张曾经做过国军副统帅吧,西安事变前却是西北剿总司令的身份,当时干掉常凯申或许能再次问鼎国军统帅,赌一下,万一成功了呢？西安事变重要作用的体现关键不在发动，而在其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同时也担当了促成其和平解决的重要角色。西安事变由军事政变式的“兵谏”开始，经过14天的跌宕起伏，最后却以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而结束。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张学良从此步入了地狱人生。仔细分折，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于中共的意义之评价，确实极为中肯。但最终让张学良倒霉以后大半辈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其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应该是他在事变末端的“送蒋”。众所周知，“西安事变”是抗日战争发生转折的一次事件，张学良是这次事件的主角，“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生陷入了被软禁的境地，但是张学良从没有后悔自己的行为。记者采访时，他自己说出了心中的原因。从民族大义上，必须要逼蒋抗日；从自己和东北军的处境来看，对蒋介石也不可逆来顺受。他在9.18错判形势，不抵抗，已成事实。他入关以后，若仍尸位素餐，不思作为，更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若没有西安事变发生，全国的抗日大局会更加不利，全国形势会更加悬心！

1936年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从而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胜利。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之后，蒋又于1936年12月初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把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竭力策动“讨伐”，轰炸西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了谈判。他遵照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商谈，宋美龄等人作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日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下午，张学良决定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东北军中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军长被东北军中一部分过激分子杀害，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伟大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 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仍有许多谜团。

比如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是否是党的成员？

张学良是民国时代的英雄。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是易帜归国，接受蒋介石，中央政权的管辖，一件就是西安事变逼蒋抗日。

就不能不说张学良以及父亲在东北的历史。其父亲张作霖是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东北其实是由北洋政府管理，进入了张作霖时代。实际东北并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而是在俄国和日本势力下的中国地方军事政权。

就是看到了日本和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张学良在父亲死后，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保证了东北三省大片的领土，在形式上归从南京国民政府形成了大统一的格局。

但是在张学良易帜之后，他的兵力和实力，并没有被国民政府用在了保家卫国之中，相反抽掉了他的大量的军事实力，不是用来对抗日本人，而是用来对付共产党。

接受南京政府政策的张学良，在日本占领东三省市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目前这个不抵抗的政策，到底是由蒋介石中央政府发出的，还是张学良私自决定的，目前在历史上争议非常大。但是不可质疑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民政府的绥靖政策，是东北三省沦落的重要前提。

失去东三省的张学良，饱受内心的煎熬，但他的军事实力，不断用来派遣作为内战的主力。

此时为了自己部队的生存，为了东三省沦落的领土和百姓，忍无可忍的张学良，单方面发动了军事政变，软禁了蒋介石，要求全民抗日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是全民抗战的一个起点，自此之后，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最终获得了抗战的胜利。

但是等待张学良的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

西安事变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件。虽然东三省沦落了，但西安事变以后，全民抗战，直到最后的胜利，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西安事变中间还有许多细节之谜。这是我个人理解的西安事变的原因。

目前无法证实张学良是否是党员。因为在人生关键的抉择上，信仰也会有着起重大的作用和光辉。

感谢你的阅读。

1947年10月，就是张学良被囚禁的第10个年头，他被蒋介石转移至台北，接替刘乙光看守张学良的张严佛，从重庆来到台北新竹井上温泉，在与张学良的交谈中，涉及“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又一次表示：“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1954年，在“西安事变”后的第18个年头，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让他在晚年总结历史，撰写《西安事变忏悔录》（《自述》)。当时张学良与赵一荻有一段对话，张学良很严肃地说：“自古以来写史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秉承帝王意志，无论是非曲直，指鹿为马，以博君主欢欣；另一种呢，就是杨刚那种人，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纵使砍头也要维护历史的真实。我当然要作杨刚，否则十年、百年之后人们来看‘西安兵谏’，岂不要掉入一个大泥潭。”

夫人赵一荻听后感叹道：“我说汉卿啊汉卿，你这个刚直的脾气看来是没法改了。”

“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张学良笑着说。

这份《自述》写成后，蒋介石感到很失望，也感到恼怒，扬着《自述》手稿气咻咻地对蒋经国道：“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

“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张学良就公开表示：”我们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希望委员长能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